平冤筆記

原文刊登於司法改革雜誌第102期，2014年6月號 文／王漢威（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學生）   壹、前言 對於已定讞的刑事案件，再審是我國司法制度面上唯一可由人民主動發起的救濟管道，在歷經蘇建和案與江國慶案等冤錯案後，有必要重新檢視再審制度是否能有效救濟冤錯案。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號稱精密司法的鄰國日本，自2010年起已連續三年，皆出現殺人案件的無辜被告受有罪判決定讞後，經再審洗刷冤屈的案例（足利事件、布川事件和東電OL事件），日本法院更於2014年3月27日做出開啟袴田事件再審的裁定，並立即釋放已被監禁長達48年之久的死刑犯，此乃日本再審實務史上的一大里程碑。為此，本文欲藉由探討此一再審聲請指標案件的審理過程，提供我國再審聲請實務運作的借鏡。而實務上再審聲請案件的主流乃以「發現確實之新證據」(註一)為理由，為受判決人之利益聲請再審，前述之日本各案例亦皆是因發現新證據而開啟再審，故本文之論述將集中在因「發現確實之新證據」而為受判決人之利益聲請再審的案件類型。   貳、袴田事件概要(註二) 本事件是發生在1966年6月的一起強盜殺人放火案件，靜岡縣一間味噌製造公司的專務董事一家四人在家中遭到刃器殺害，房屋則被放火燒毀。8月警方逮捕該味噌製造公司的員工袴田巖，袴田在遭逮捕後雖矢口否認犯行，但在檢警長期的威脅訊問之下，於羈押期滿前夕的9月6日自白坦承犯罪，檢方則在三天後予以起訴。從地方裁判所第一次開庭起，袴田便全面否認自白筆錄的內容並持續堅稱其清白。案發後一年，檢方在味噌工廠的味噌槽中發現血衣五件，日後成為判定袴田有罪的「鐵證」。1968年9月靜岡地方裁判所判處袴田死刑，上訴東京高等裁判所後於1976年5月遭到駁回，再上訴最高裁判所亦在1980年11月被駁回，死刑定讞。 判決確定後隔年4月，袴田及其律師團向靜岡地裁聲請再審，經過異常的長時間審理後，於2008年3月遭最高裁駁回確定。2008年4月律師團立即提起第二次再審，於此次審理期間，律師方與檢方各自推薦鑑定人針對血衣重新進行DNA鑑定；又檢方在法院的勸告下首次開示未公開證據。2014年3月27日靜岡地裁採信律師方之鑑定報告，裁定再審開始，同時裁定停止袴田的刑之執行，袴田步出東京拘置所重獲相隔48年的自由；3月28日檢方針對釋放裁定的通常抗告遭到東京高裁駁回，釋放裁定確定。目前檢方對於再審開始裁定的即時抗告正由東京高裁審理中。   参、袴田事件的疑點 袴田事件的有罪認定存在非常多的疑點，第一次再審聲請特別抗告審的最高裁駁回裁定(註三)（以下簡稱最高裁駁回裁定）和第二次再審聲請的靜岡地裁再審開始裁定(註四)（以下簡稱再審開始裁定）雖皆肯認支撐原確定判決之有罪心證的最重要證據為，在味噌工廠的味噌槽中所發現的五件血衣，但關於事實認定部份則有非常大的分歧，成為靜岡地裁決意開啓再審的關鍵，故本文將對這些疑點做簡略的介紹。為求行文方便，以下內容於提及本事件之死刑犯袴田巖時，皆稱之為聲請人。   一、血衣上之被害人血跡 最高裁駁回裁定認為五件血衣染有與被害人四人血型相同的A型、AB型及B型血液，故足以斷定五件血衣為犯人行兇時所穿之衣物。然而於第二次再審聲請程序，辯護方所推薦之鑑定人所提出的DNA鑑定（STR型）報告指出，本案之被害人數為四人，但血衣在同一位置上的血跡所含之對偶基因型卻被驗出有五種以上，故相當程度上可認血衣尚染有被害人四人以外之血液的可能性。   二、血衣上之聲請人血跡與破損 最高裁駁回裁定認為五件血衣中的灰色運動衫和白色短袖襯衫的右上臂部分皆有損傷，與聲請人在案發後右上臂前端留下的傷痕位置大致相同；而且白色短袖襯衫的損傷部分有沾染到從內部滲出的血液，此血液與聲請人同為B型血，再參酌從聲請人家中所扣押的剩布（此部分後述），足認五件血衣為聲請人所有。 再審開始裁定則認為，辯護方所推薦之鑑定人所提出的DNA鑑定（STR型）報告指出，從白色短袖襯衫右肩部分之血跡檢驗出的對偶基因，有一半以上的對偶基因與聲請人不一致，其中有一個對偶基因更是兩次檢驗中都有被驗出而具有重現性。又檢方的鑑定（粒線體型）亦從白色短袖襯衫右肩部分驗出有與聲請人不一致的粒線體DNA，雖然無法否認遭到外來DNA汙染之可能性，但仍可與辯護方的鑑定整合做評價。總的而言，白色短袖襯衫右肩上的血跡並非來自聲請人的可能性大幅上升。又重新鑑定的結果發現白色短袖襯衫的破損、灰色運動衫的破損以及聲請人右上臂傷痕的數目、位置亦皆不一致，可推論這些血衣上可能並非如原確定判決所認定的為聲請人行兇時所穿，有被捏造之嫌。   三、五件血衣的發現過程與顏色 最高裁駁回裁定指出五件血衣所在的味噌槽在案發後不到一個月的1966年7月20日即裝入新原料，而裝有五件血衣的麻袋被發現時，在味噌槽的底部，該味噌槽深約1.65公尺，在裝入8噸重的新原料後，想要再將麻袋藏進味噌槽中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因此若要偽造此五件血衣，就必須先準備好聲請人所穿過的衣服或與之酷似的衣服，再染上複數種血型的血液，然後在味噌原料即將用罄的瞬間把血衣藏入味噌槽中才行；然而從五件血衣及麻袋被長時間浸入味噌的狀態觀之，要做到前述事項是相當困難的。又於1966年7月4日的搜索中，雖未發現五件血衣，但這是因為搜索人員並未對裝有味噌的儲存槽更進一步確認狀況，故血衣的發現過程並無異常。 於第二次再審聲請程序，辯護方進行實驗，將複製的五件衣服浸入味噌以觀察其顏色變化，與五件血衣當初被發現時之狀態做對比，可看出五件血衣被味噌滲透的顏色不自然地淡薄，而血跡的鮮紅則太過強烈，以長時間被隱匿在味噌中的情況而言太不自然。又五件血衣在案發後的搜索（此時味噌槽中的味噌僅十幾公分高）及裝入新味噌原料的時候都未被發現，卻在案發後一年才被發現，並不自然。另外，明明有燒毀這種更確實的滅證方式，在犯人已將案件現場的房屋燒毀的狀況下，聲請人卻選擇將五件血衣藏在遲早會被發現的味噌槽中，相當不自然。綜合以上疑點，可合理懷疑五件血衣有被捏造之嫌。   四、褲子的尺寸 最高裁駁回裁定認為聲請人雖抗辯五件血衣中的鐵青色褲子尺寸太小，聲請人穿不下，但聲請人之所以穿不下鐵青色褲子是因為該褲子長時間被浸在味噌中，之後又被乾燥造成縮水所致，故聲請人穿不下該褲子的事實，不足以影響該褲子為聲請人所有的法院事實認定。辯護方則提出新證據證明鐵青色褲子的尺寸與原確定判決的事實認定相異，有不符合聲請人腰圍的可能性，可懷疑該褲子並非聲請人所有。   五、剩布的扣押過程 最高裁駁回裁定認為，在聲請人老家中所發現的剩布，與五件血衣中的鐵青色褲子為同一塊布料，足認該血衣為聲請人所有。而此剩布是於1967年9月12日在聲請人母親一同在場的情況下搜索而得，聲請人母親供稱，此剩布是被裝在1966年9月底從工廠宿舍送回來的聲請人行李中的東西。檢警扣押剩布的過程並無異常。 但第二次再審聲請的證據調查發現，當剩布被扣押時，一同被扣押之物僅有搜索票所載之標的物腰帶而已。本案既然是極為重大的案件，凡看似與五件血衣有關之物，即大範圍扣押聲請人所穿衣物及與此有關之物乃相當正常之事，然而檢警卻僅扣押乍看之下與本案關聯不明的剩布及腰帶，相當的不自然。再者，既然稱五件血衣和剩布是一組的證據，則如果五件血衣有捏造之嫌，對剩布亦會有同樣的懷疑。再審開始裁定甚至直言，若假設檢警是為了偽裝出從聲請人老家查獲剩布的假象而執行搜索扣押的話，便能輕易地解釋以上疑點。   六、其他證據 除五件血衣與剩布之外，尚有聲請人左手中指的割傷、在案件現場火災發生後聲請人穿過且染有與被害人血型一致之A型和AB型血液以及混和油的睡衣、聲請人對此無法提出合理的解釋、聲請人沒有不在場證明等輔助證據，不過靜岡地裁在將此些輔助證據結合新證據進行綜合判斷後，認為這些輔助證據對於證明聲請人為犯人的證明力非常微弱，其證據價值在DNA鑑定等新證據的影響下幾乎喪失殆盡；而自白筆錄本身的證明力就很貧弱，即使結合其他證據亦完全不足認定聲請人為犯人。   肆、袴田事件再審開始裁定的特殊意義 袴田事件的一大特色為被告自始至終皆否認犯罪，而且此案確實存在相當多的疑點，觀第一次再審聲請程序即使沒有任何發回更裁，法院仍舊耗費27年的時間才作出駁回的終局裁定，從此事便可窺知一二。因此，本案一直以來就受到眾人關注，於是有大量新證據被提出的第二次再審聲請，法院的判斷究竟為何，便被視為象徵著日本實務對於再審之態度的最新風向球。以下本文將針對袴田事件再審開始裁定，所代表的特殊意義一一說明。   一、第六件死刑定讞案件的再審開始裁定 袴田事件再審開始裁定是日本司法史上第六件死刑定讞案件的再審開始裁定，前五件分別為免田事件（1980年開始確定，1983年再審無罪確定）、財田川事件（1981年開始確定，1984年再審無罪確定）、松山事件（1983年開始確定，1984年再審無罪確定）、島田事件（1987年開始確定，1989年再審無罪確定）以及名張事件（2005年開始裁定），其中前四起案件被合稱日本四大死刑冤罪案；名張事件的再審開始裁定則是日後遭到廢棄，雖一度向最高裁特別抗告成功，最後再審聲請依舊駁回確定，未能開啟再審。 在日本，再審救濟程序一度被稱為「打不開的門」(註五)，在1970年代以前幾乎沒有聲請再審成功的案例，但在1975、1976年最高裁接連做出白鳥、財田川兩決定放寬准許開始再審的標準之後，大量冤案因而獲得救濟，著名的四大死刑冤罪案就是在這個時期成功開啟再審。然而從1980年代後半起法院實務開始走回頭路，採用「限定的再評價說」限縮再審聲請法院的證據評價範圍，導致本案袴田事件、名張事件、日產Sunny事件和大崎事件等重大疑案的再審聲請皆遭到駁回，再審之門再次被關上(註六)。 不過2000年代後半日本的再審實務再次活化，藉由綜合評價說和罪疑唯輕原則的操作，至今已有足利事件（2009年再審開始確定，2010年再審無罪確定）、布川事件（2009年再審開始確定，2011年再審無罪確定）和東電OL事件（2012年再審開始確定，同年再審無罪確定）等三件重大刑案獲再審無罪判決，因此此次袴田事件便具有相當重要的指標性質，究竟會是繼島田事件以降27年來首件死刑定讞案件再審開始確定的案例，抑或是像名張事件一般曇花一現，象徵著日本實務界的最新動向。   二、忠實遵守最高裁判所白鳥、財田川兩決定之意旨 日本刑事訴訟法第435條第6款規定「新發現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的確實證據時」可向法院聲請再審，文義上要求新證據須證明到被告確實無罪之程度始可，日本法院在1975年之前亦遵從法律文義，要求新證據須達到可證明被告無罪之程度始能開始再審(註七) 打破此種停滯現象的是日本最高裁判所昭和50年5月20日決定（刑集29卷5號177頁），通稱為「白鳥決定」，對於日本刑事訴訟法第435條第6款所謂「確實之新證據」要件有下列三點極具重要性的闡釋： 1.…

  文／林裕晟 （平冤志工、東吳法律系學生）   在台灣，許多冤案的發生都與台灣鑑識制度的缺失有不少關連。想像一下，當一件刑案發生，不少關鍵事實的認定都得仰賴現場的採證或後續的鑑定報告，然而，台灣的法界人士，不論法官、檢察官或律師，大多沒有接受過專業的鑑識科學訓練，也因此在解讀鑑定報告上，往往出現許多「誤解」，或者鑑定報告本身的內容有錯誤，但法律人卻無相對的知識足以察覺。這樣的結果進而導致無辜的受害者面臨根本不該發生的牢獄之災，有的甚至犧牲了生命。如過去的蘇建和案、江國慶案，以及去年才無罪判決確定，曾因「不排除判決書」遭判刑四年的陳龍綺案、到近日的呂介閔案，都是錯誤鑑定結果下的受害者。我們甚至可以說，一份鑑定報告的「結論」，可能直接就決定了當事人的「生」或「死」！也因此，鑑識制度的問題，就是台灣司法的問題。 為了檢視我國鑑識制度的缺失，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聯合台中律師公會、靜宜大學法律系、法律服務社，在本月23日於靜宜大學國際會議廳舉辦了這場「『法律』與『科學』的交會-從刑案探索鑑識制度學術研討會」，廣邀多位鑑識界、法律界人士，一起探討該如何完善我國的鑑識制度，進而提升司法的品質。 自殺？他殺？高處墜落死因探討   中山醫學大學外科學教授周明智博士從學術理論的角度出發，說明高處墜落時人的重量、樓層高度、墜地地形、障礙物、著地部位等，都會影響傷害的程度，而高處墜落的死者如出現手關節處骨折的現象，代表死者跌落時有撐地的現象，這是屬於人的反射動作，不能判定死者跌落後想死或不想死，只能判定死者落下時有無意識。值得一提的是，后豐大橋案的法醫許倬憲即以女子手腕關節呈對稱性骨折而認定其「不想死」、本案為「他殺」。 2002年12月7日於凌晨1點多時，一名女子自台中后豐大橋墜橋而死，王淇政與洪世緯被以殺人罪起訴，法院判決認定，女子遭王淇政與洪世緯合力拋出橋外而死。 擔任與談人石台平法醫進一步指出，根據國內研究的統計數據，在高處墜落的案件中，如果是意外或自殺，墜落地點與陳屍地點的水平位移平均為0.3公尺，自殺則平均為1.2公尺。至於后豐大橋案，從員警的手繪現場圖顯示該名女子的屍體與墜落地點的水平位移竟達2公尺，顯然與上述他殺的情形不同。 后豐大橋案的義務律師團也在2013年以石台平法醫的鑑定意見向法院聲請再審，遭台中高分院駁回，最高法院三度發回，案件現仍由台中高分院審理中。   后豐大橋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