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錄｜李建融 編輯｜王立佳   自2023年起，我國正式實施國民法官制度，讓民眾與職業法官共同參與審判與量刑。此舉不僅大幅改變審判形式，也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法律語言如何轉化為一般人可理解的詞彙？證據又該如何呈現，才能使國民法官真正理解並作出嚴謹判斷？兩年來，制度逐漸落實，其對於冤案生成與刑事司法錯誤的潛在影響，仍需觀察。當可能被冤枉的案件進入國民法官審理程序，可能遭遇哪些不同以往的困境？在上訴審乃至非常救濟中，又會引發哪些新問題？2025年平冤論壇之次日圓桌論壇上，特別邀請曾參與國民審判程序之實務工作者，及研究相關議題之學者，一同討論在國民法官制度下的無罪主張及其挑戰。 本場圓桌論壇由林俊宏律師主持，伍安泰律師、簡珣律師擔任引言人，並邀請蘇凱平副教授與鄭嘉欣律師共同與談，聚焦於國民法官制度下的無罪辯護實務與挑戰。 以無罪推定作為辯護核心——引言人：伍安泰（伍安泰律師事務所律師） 「無罪推定，就是辯護人最有力的武器。」伍律師一開場便點明核心，並舉了一件真實黑道槍殺案例（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國審重訴字第2號）。這起案件情節複雜：被害人與被告雙方積怨已深，從口角衝突、群體鬥毆，最終演變成一場致命的槍擊事件。被告甲當場開槍，被告乙全程在場，並協助被告甲將被害人載往醫院。乍看之下，這似乎是一樁罪證確鑿的殺人案件，但辯護策略卻朝向「無罪答辯」。 伍律師指出，檢察官欲證明被告乙有共同殺人故意，必須提出確切的證據。然而，檢方的證據鏈存在多處斷裂。首先，檢方無法證明被告乙事先知情。儘管被告甲曾對被告乙有過不利的陳述，但缺乏其他佐證支持。在沒有其他證據補強的情況下，法官無法單憑此一言論，就認定被告乙知道被告甲當天攜帶槍械。 再來是「換車」的行為。檢方認為被告乙為規避追查而換車，足以證明其犯罪意圖。但伍律師反駁道，換車的動機可能只是為了避免群體鬥毆事件被查，而非預謀殺人。於是，法律上「罪疑唯輕原則」在此處發揮了關鍵作用。只要存在多種可能性，且無法排除無罪的可能性，就不能輕易定罪。 此外，關於案發現場「追逐」的細節，證人的證詞也出現矛盾。部分證人指稱被告甲與他人一起追逐某人，但另一名證人卻說並無其他人。由於證詞不一，且無人能明確指認追逐者就是被告乙，使得檢方的論證再次顯得薄弱。最後，被告乙協助將被害人送往醫院的行為，更可被解讀為試圖救治，而非意圖加害。     講到這裡，伍律師把話題拉回國民法官制度。除了案件本身的辯護策略，伍律師更分享了在國民法官制度下，如何與素人國民法官溝通的實戰經驗。他強調，選任程序是辯護策略的第一步，也是最關鍵的一步。律師必須精心設計問題，例如詢問準國民法官們是否有過「被誤會」的經驗，藉此讓他們產生共鳴，並理解案件中被告可能面臨的困境。這個過程不僅是篩選合適人選，更是在國民法官心中種下「被告可能被冤枉」的種子，為後續的無罪答辯鋪平道路。 此外，伍律師建議律師們應要求在場聆聽職業法官對國民法官的審前說明，這不僅能掌握法官的說明內容，還能即時補充或修正，確保國民法官們能獲得完整且正確的資訊。這一步驟看似微小，卻能大大影響後續的審理過程與判決結果。 然而，伍律師坦言，辯護人常常是「逆風而行」。在國民法官案件中，面對的是來自素人法官的「正義感」與「被害人家屬的眼淚」這兩座大山。檢察官被視為正義的化身，而律師則常被認為是「魔鬼代言人」。這種角色上的先天弱勢，讓辯護工作更加艱辛。伍律師更幽默地將檢察官比喻為「特種部隊」，而辯護人則像「義務役」，點出雙方在資源與訓練上的巨大落差。檢察官擁有國家偵查機關的龐大資源，而辯護人則必須在有限的時間內籌組臨時戰隊或孤軍奮戰。 面對這些挑戰，伍律師給出他的應對之道：「武器，就是案件理論與交互詰問。」他強調，口條與簡報再精美，都只是輔助，真正的核心是強而有力的證據。辯護人必須透過交互詰問，挖掘真相，並向國民法官呈現一個合理、可信的案件版本。最後，伍律師以「莫以結果否定自己」作結。鼓勵所有承辦國民法官案件的同業，即使面對難以接受的判決結果，也應盡力而為，為當事人爭取最大的權益。畢竟，法律的真諦，不在於每一次都能贏，而在於每一次都竭盡所能，捍衛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 國民法官制度與辯護策略的轉型——引言人：簡珣（巨量合署法律事務所律師） 接著，由簡珣律師繼續圍繞著本場次主題，分享在臺灣臺中地方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