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特展

講者｜唐玉盈律師、林俊宏律師 記錄｜焦郁婷 編修｜顏思瑜 鑑於國民法官制度將於2023年上路，本場次邀請到唐玉盈律師及林俊宏律師，對此新制與冤案救援相關議題進行分享。 台日韓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比較 首先，玉盈律師透過比較日本裁判員及韓國國民參與審判制度，說明其與台灣推行國民法官制度之間的差異。玉盈律師提到，我國主要是以日本裁判員制度為範本，凡是重大案件，就會有國民法官參與，和法官一起討論，認定事實、適用法律及量刑；韓國則是由被告自行決定是否聲請陪審團審判，而實務上大多被告是希望聲請陪審制度的。按現行規定，我國由三個職業法官搭配六個國民法官一起討論，九人投票，以三分之二多數決來決定。 玉盈律師接著說道，為了解案件於國民法官審判及職業法官審判的情境下，被告「無罪率」的差異，她在查詢文獻後發現，日本的無罪率差異不大──雖然在裁判員制度下無罪率會略高一些，但整體而言無罪率仍低；而由被告聲請參審的韓國，經比較同一時期國民參審法庭的無罪率為5.9%（若含一部無罪則為8.7％），職業法官的無罪率則是3.1％，可初步推測陪審員傾向採取無罪推定。另外在韓國，職業法官可決定是否採納陪審員意見，經統計有91%會參採；而在不一致的29件案件中，有26件是法官推翻陪審團無罪決定，為有罪裁判。 台灣模擬法庭的情況 針對台灣的狀況，玉盈律師則以模擬法庭的結果進行比較，但她也強調，模擬時受限於審理時間，往往會簡化案件相關事實，並非基於完全相同的資料來認定。其中，有一起夫殺妻未遂的模擬案件，事實並沒有爭議，爭點在於被告有一段時間未遵循醫囑服用控制精神疾病的藥物，而國民法官最後認定被告無罪。 作為這件模擬案件辯護人的俊宏律師也回應，當時在模擬庭上，有傳鑑定人進行交互詰問，向國民法官說明被告為何會做出這樣的行為，並解釋被告是否具備認知、能否控制自己的行為，讓國民法官了解精神疾病如何在法律上被理解；然而，本件實際情形卻僅有書面鑑定報告，沒有傳喚鑑定人出庭。玉盈律師補充道，在現行國民法官制度下，證人與鑑定人原則上都應出庭進行交互詰問，因為國民法官在審理中沒有機會完整閱讀鑑定報告，因此需透過交互詰問的方式，將證據內容逐一呈現，讓國民法官用較白話的方式了解事實相關證據。她也指出，若本案是職業法官判決無罪，很可能會產生被告「裝病」的輿論，但作為一般人代表的國民法官，在本模擬案件中卻做出無罪的決定，值得反思。 另一起案例在模擬法庭中，則是一部無罪的結果。此案是兩人在互毆的情形下，一方跌倒失去意識，最後身亡。原判決認定，被告行為成立過失致死，一審甚至判處有期徒刑7年（最終處4年6月），但是到了模擬法庭，國民法官卻認為過失致死部分無須負責，只以故意傷害處有期徒刑2年6月。 玉盈律師接著說，若從平冤的角度探討國民法官制度，可能浮現的疑問是：在此制度下，冤案形成的機率是提升還是降低？這是模擬案件無法真正觀察到的部分。另外，關於國民法官的討論，最常提到的顧慮是職業法官的威權效應，但若以韓國的情況來看，其實不然；而我國的國民參審，究竟要採陪審制或參審制，司法界當初也有考量權威效應，經過一番討論。 對於新制，玉盈律師表示，檢方時常擔心國民法官較易「輕判」，如以模擬案件結果而言，國民法官確實對於「判處有罪」採取較保守、謹慎的態度，且所判刑度較低，或許是因為沒有人想成為冤案的製造者。另外，國民法官也希望能看到「確切」的證據再來定罪，但對檢方而言，多數案件不會是真的罪證確鑿，事實是需要靠調查堆疊出來的。在這樣的思維下，檢察官在審前準備程序中，可能會堅持提出某些不爭執事實的相關證據，來讓這些證據同時呈現的情形下，形成被告有罪的事實。對於此疑慮，玉盈律師也打上了一個問號：當檢方堅持納入這些證據時，堆疊出的究竟是犯罪事實，抑或是對於被告的偏見？   此外，關於國民法官法庭在評議時的座位分配，考量每位成員都是平等的，也避免威權效應，曾討論是否要採圓桌、沒有主持人或主導者的位置，最後可能因各法院的空間限制而未採納；然而，俊宏律師也對此提出質疑，無論是設計上安排圓桌，或是讓職業法官與國民法官穿插座位，只要有「職業法官」的存在，討論時就不可能平等；雖然國民法官有六人，看似比較多，但這就好比把三隻獅子跟六隻兔子關在一起，最終到底是會聽獅子，還是兔子的呢？ 緊接著，玉盈律師再以三部與國民法官、法庭相關的戲劇舉例，指出劇中皆出現「有疑點就無法做決定」的角色，以此傳達審慎看待每件審判的態度。另外她也談到《冤罪論》中的「冤案意識」──這本書是日本前法官森炎的著作，他認為，每個案件都有冤案風險，應該抱持這樣的信念來看待所有刑事案件，不要覺得冤案是特例。最後，玉盈律師分享過去參與國民法庭的心得，認為審檢辯應建立共同責任目標：盡力協助法官做出正確的判決，減少造成認知偏誤的資訊，例如採取「卷證不併送」的作法，否則若讓檢方的有罪故事版本先進入法官的認知，接下來的審理恐怕只會注意到支持有罪的證據，而忽略了案件中的矛盾及疑點。 國民法官制度中的爭點 玉盈律師認為，現行新制比較有爭議的部分在於起訴書的記載方式。起訴書首先會送到法官手上，以確定起訴及審理範圍（例如究竟是殺人罪或肇事逃逸的公共危險罪），但其內容應盡可能簡化，列出時間地點、參與人、主張罪名即可，不應進入細節，因為人對於愈細節的描述，往往會覺得愈可信。而起訴書的用字也需經過適當的討論，若過於主觀，或參雜太多詮釋資訊，可能會影響國民法官的判讀。著名的記憶學者Elizabeth…

講者｜尤伯祥律師 記錄｜陳胤良 編修｜蘇敬雯 在平冤協會十週年特展，我們邀請到尤伯祥律師來和民眾們分享偵查中辯護制度的發展歷程。 偵查中辯護是避免冤案的第一道防線 講座開始時，尤律師先向聽眾們解釋偵查中辯護為何如此重要。很多時候，冤案救援談的是開啟再審、非常上訴等非常救濟平反過程，因此大眾可能產生疑惑：「偵查與冤案有何關聯？」回憶起過去的經驗，尤律師表示冤案的形成經常是從偵查階段就埋下發生的主因，因此有一位辯護人在偵查階段就坐在犯罪嫌疑人旁邊是非常重要的。 接著，尤律師開始解釋偵查中辯護制度的發展歷史。在民國71年之前，我國的刑事訴訟法並無偵查中辯護制度，是直到民國71年才修法的。相較於當時的德國、日本，那時的修法算是相當先進，至於修法的理由則是當時發生的「李師科案」──李師科殺警奪槍後搶劫銀行，得款530餘萬，政府公布畫像並懸賞線報，結果王迎先卻被舉報，在「大膽假設，用力求證」的辦案風氣下，王迎先在被警方帶出尋找贓款與做案工具後，跳下秀朗橋而死，而後李師科落網，真相始水落石出。 當然，李師科案對於立法的影響頗為深遠，但立法背後的推力更和當時的社會氛圍大有關係。在威權統治時期，情治偵查人員慣於刑求取供是眾所周知的事，舉例而言，民國69年的美麗島大審，每一個被告都在法官面前翻供並稱遭到刑求，且大審後更發生林宅血案。除此之外，同一時期的陳文成教授遭警總帶走後陳屍校園。這一連串的事件讓蔣經國政權的社會控制受到動搖，律師公會因此請黨外立委提案引進偵查中辯護制度，執政黨與提案立委在議會中角力後，引進了偵查中辯護制度的雛型，准許偵查中被告委任辯護人，辯護人並得於偵訊時到場陪同，並為「補償」檢、警而相應給予擴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