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冤筆記

原文刊登於司法改革雜誌第102期，2014年6月號 文／王漢威（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學生）   伍、我國再審實務之處理模式——以鄭性澤案為例 鄭性澤案是一起發生在2002年的殺人案件，一名警察在KTV包廂中的槍戰中殉職，但開槍兇手究竟為何人，頗有疑問。法院確定判決(註十四)根據證人的證言及彈道射角等證據，認定在槍戰中鄭性澤左腳中彈，羅武雄當場遭到警方擊斃，而後鄭性澤起身穿越中間的兩名友人來到羅武雄身旁開槍殺害蘇姓員警，接著再返回原本的座位。鄭性澤便因殺害蘇姓員警而判處死刑定讞。 之後鄭性澤雖聲請再審，但遭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101年聲再更字第1號裁定駁回，此裁定後受最高法院維持而告確定。限於篇幅，本文僅就聲請再審理由中的「鄭性澤是否移動位置來對蘇姓員警開槍」這一點為探討，又為行文方便，以下敘述皆稱鄭性澤為聲請人，合先敘明。 聲請人於再審聲請程序中提出證據（現場照片等）證明聲請人因左腿中彈，因此在其座位上及通往包廂門口的走道上皆留有明顯的拖曳性血跡。然而於重新觀看檢察官履勘現場錄影帶後發現，從聲請人座位通往羅武雄座位方向之地面尚無任何噴濺或拖曳性血跡，顯見聲請人並未行走至羅武雄座位處，更不可能在羅武雄身旁開槍，故原確定判決所謂聲請人移動位置開槍殺害蘇姓員警的事實認定即有重大之瑕疵，應開啓再審。 再審聲請審理法院對此表示，刑事訴訟法所謂可開啓再審之新證據應具備嶄新性與確實性兩要件，其中「確實性」要件係指其證據本身在客觀上可認為真實，毋須經過調查，即足以動搖原判決，使受刑人得受有利之裁判者而言，若在客觀上就其之真實性如何，尚欠明瞭，非經相當之調查，不能辨其真偽者非屬之；「嶄新性」要件則指該證據於事實審法院判決前業已存在，為法院、當事人所不知，不及調查斟酌，至其後始行發現者而言，若證據於判決前已經當事人提出或聲請調查，經原法院捨棄不採者便非屬之。 再審聲請審理法院認為聲請人所提出之錄影帶，已為原確定判決法院調閱過，故難謂為新證據。又聲請人提出之其他證據（現場照片等），其所還原之案發現場情狀與原確定判決已附卷之證據所建構的現場具有同一性，而此現場情境已為法院所知，故亦不具嶄新性。關於聲請人座位通往羅武雄座位處之間的地面未留有血跡一事，法院則認為從現場照片可知聲請人座位上及座位前方所留之血量並非大量，由此可知聲請人當時沒有大量出血的狀況。而且聲請人的單向移動距離僅相當於成年男子大跨步兩到三步的距離而已，故聲請人於移動時未在地面上留下血跡亦非不可能，聲請人所提出之證據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不符合確實性要件。基此，法院認定聲請人所提出之證據並未滿足嶄新性與確實性兩要件，駁回再審聲請。 然而，本文認為再審聲請審理法院的判斷仍存有疑點。首先，法院在審理過程中並未開庭調查證據，僅憑卷宗之舊證據，在書面審理後就斷定聲請人提出之新證據不具確實性，此種審理方式是否真能完全消除新證據所帶來之質疑，不無疑問。次者，雖然聲請人所提出之新證據已為法院所調閱過或與附卷之證據具有相似性，但這些證據帶來一個新的立證事實，即現場的血跡分布狀態與聲請人移動開槍的法院認定似有衝突，這個衝突在原確定判決中並未被審酌過，則是否能直接斷言這些證據欠缺嶄新性，亦有疑問。最後，如果謂聲請人單向移動僅約成年男子的兩到三步大跨步，來回約四到六個大跨步，此距離並不算遠，所以聲請人在移動過程中可能未留下明顯之血跡；則從聲請人座位至包廂門口亦是差不多的距離，為何卻會留下大量拖曳性血跡，為何會產生兩種截然不同的情況？法院並未說明此疑點亦未調查證據予以解明。   陸、袴田事件對我國再審實務的啟示 日本刑事訴訟法的再審章規定幾乎與我國刑事訴訟法之規定完全相同，且在世界各國之中，日本的風俗民情算是和我國較為接近的，故代表著日本實務最新見解的袴田事件裁定，應可對我國的再審實務運作有所啟示。   一、嶄新性之認定 我國法院實務對於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6款所稱得據以請求再審的「確實之新證據」，就嶄新性要件而言，從最高法院35年特抗字第21號判例以來，便一直要求新證據係指當時已經存在而發見在後或審判時未經注意之證據，且能證明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為錯誤者；如果成立在確定判決之後則非新證據。 學界對此種見解批判甚為嚴厲，黃朝義教授認為若新的鑑定報告作成於確定判決之後，依實務見解即不得提起再審，此結果並不合理(註十五)。陳運財教授則指出將「新證據」限定於確定判決前即須存在者，不包含確定判決後之證據的實務見解不僅欠缺法條依據，且與再審制度發現實體真實和維持公平正義的目的有違(註十六)。王兆鵬教授亦認為再審之目的在糾正錯誤之確定判決，若判決確定後始存在及發現之證據顯然得證明受判決人確係冤獄，豈可因為時間之因素即駁回其再審之聲請，坐視無辜者之生命、自由、財產遭剝奪？實務見解顯與公平正義有違(註十七)。林鈺雄教授更直言無論是從條文文義還是再審理論皆完全無法導出新證據限於事實審法院判決當時已經存在的結論，此乃實務自行加上的限制，據此而衍生的問題及答案更是錯亂無章(註十八)。 日本司法界對於證據的嶄新性則較無爭論，通說認為所謂嶄新性係指證據的未經審酌性，新證據乃指尚未經過實質的證據價值判斷之證據，凡是法院未審酌過者皆屬之(註十九)。以袴田事件的五件血衣遭味噌染色之疑點為例，若以我國實務的標準來檢驗，五件血衣的照片早已為法院所見且附於卷宗，故對於血衣的味噌染色深淺之問題不可再有所質疑；而律師所做的模擬實驗，因成立在確定判決之後，所以也不得作為證據，結果便是五件血衣遭味噌染色過淺的不自然現象會遭到法院視而不見，我國實務見解的不當之處至為明顯。 綜上所述，本文以為限制新證據須在判決確定前即已存在的不當見解應予變更，嶄新性的判斷重點應在於法院是否曾經審酌過。另外，實務上有些證據，特別是影音證據，雖然已被原審法院所審酌過，但若其可以證明另外一項全新的待證事實，仍應承認其具備嶄新性，例如袴田事件的五件血衣照片，關於遭味噌染色之深淺問題，從未成為爭點，亦未曾被法院所審酌過，然而因立證事實不同，自無否認其為新證據之理。   二、證據調查與聽審權保障 相較於日本法院在袴田事件第二次再審聲請程序中大量調查證據，我國法院實務在審理再審聲請案件時普遍不開庭亦不為證據調查(註二十)，由於法院並不開庭調查證據而僅行書面審，法官對於舊證據的相關資訊與認知必然來自於原確定判決及其相關訴訟資料，無法對舊證據的證明力重新評價，因此我國法院實質上係採孤立評價說，要求聲請人所提出的新證據必須能直接動搖原確定判決。然而再審聲請會提出新證據，法官如何能僅憑書面就可正確認定證據的真偽與證明力？另外，我國刑事訴訟法第33條雖規定辯護人於審判中得檢閱卷宗及證物並得抄錄或錄影，但因為再審聲請程序並非審判程序，在實務的操作下律師想要閱卷就必須仰賴法官的「恩准」，即便獲得許可亦可能會受到許多限制(註二十一)。又實務上如果法官認為聲請人提出的新證據有瑕疵、不足或可疑之處時，並不會通知聲請人為補強或補正，而是直接駁回，此時根據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2項，聲請人就不得再以同一項新證據聲請再審。法院既不開庭調查檢驗新證據，新證據有瑕疵或疑問時又不給聲請人補正的機會，駁回聲請之後這項新證據又不得再供聲請再審之用，漠視正當法律程序及當事人之訴訟權莫此為甚！ 又以前述之鄭性澤案為例，監察院調查報告指出(註二十二)，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91年1月17日刑鑑字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