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演講】冤案漩渦十五年:鄭性澤的自由路

2018.08.25 @ 台灣冤獄平反協會2018年度論壇 主講|鄭性澤 主持|羅秉成政務委員 記錄|景萌臻、葉上安 彙編|李怡萱、柯昀青 「獲得釋放的那天,我去了故鄉苑裡的海邊,沒有目的地走著。關在不到兩坪的空間,心真的會變小,想看看大海,希望心能夠變的寬闊。」台上的主講者鄭性澤幽幽地說著,他的背影與一片純淨的藍映在投影幕上,在受困冤案漩渦十五年後,這個畫面顯得既開闊又帶著濃濃的哀愁。 2002年,從十三姨KTV店裡傳出的幾聲轟然巨響,永遠地改變了鄭性澤的一生——他成為了一個在台灣司法史上擲地有聲的名字。由於另一名被告當場死亡,從警方的證詞、錯誤的彈道鑑定以及之後的刑求取供,建構了鄭性澤為兇手的犯罪圖像。他從第一審就被判死刑,死刑定讞後經過多次提起非常上訴與再審皆失敗,在2016年,才由檢察官為其聲請再審成功,是史上第一次檢察官為死刑犯主動聲請再審的案例。經過16個年頭,阿澤在2017年終獲無罪判決,也在近日獲得刑事補償。 與談的李茂生教授首先談到面對司法改革的心態,以及司法體系本身固有的限制。整個系統的問題在於警察心裡多採有罪推定原則、檢察官胡亂起訴,加上法官容易相信檢警的調查,以致冤案的發生。而目前獲平反的冤案存在的共同點是共同被告或證人錯誤的證詞,以及相信所謂的科學證據是萬能的,但其實它仍是由人做解讀,可能會出現許多偏誤。過去判決的光譜偏向有罪推定那側,從蘇建和平反之後可以期待向光譜另外一端前進,但我們也可看出,三人的刑事補償的金額仍然偏少,可見司法改革的心態可能未臻健全。 「我在看守所待了5231天,一路上判決宣判都是死刑。」配合著投影片上斗大的數字,鄭性澤一句話就總結了他的冤獄人生。5231天,對任何沒有被拘束過的自由人來說,這個數字的生命是何等光景,實在很難想像。「十幾年一個小時可能講不完,但是我會盡量說。」鄭性澤的臉像清晨的湖光一樣平靜溫暖,誠懇的笑容裡帶著一點緊張,但一談起他受到的幫助,他便又充滿熱情,讓這股感謝的力量持續帶著他前行。 平反需要三氣:運氣、義氣、志氣 義務辯護羅秉成律師曾經告訴他,平反需要三氣:運氣、義氣、志氣,三氣相輔相成、缺一不可。鄭性澤深深地將這三種氣放入心裡,也成為他能夠樂觀且堅持下去的動力。 運氣。旁人或許看他運氣不好,被捲入殺警案而被冤枉入獄,被害人甚至是所謂「不好惹」的警察;「案發當時我被流彈打中,所以有送醫,後來的診斷成為平反的鐵證,讓我現在能夠回到這裡跟大家分享這一切,我覺得是運氣好。許玉秀大法官會在蔡墩銘教授追思研討會把我當成平反的案例,也是我運氣好,能夠得到大家的重視。」阿澤卻這麼說。 義氣。義氣是他的家人、朋友與貴人展現支持的方式。 鄭性澤展示了他作的一幅畫,是由一個僧侶引領數匹馬走在沙漠中,他說,那位僧侶就是冤獄平反協會,而那幾匹馬則象徵受冤的人們,由僧侶帶著他們走向後頭的曙光和向更先進的科技取經。 除了律師、平冤的大家之外,家人更總是給予他無條件的支持——所謂「冤案」兩個字,冤的真的並不是單一一個人,而是一整個家庭。「這段日子以來,我和我的家庭承受了很多,我也很謝謝他們。」「有了家人,我才能看見希望」阿澤說。 志氣。無比堅定的意志。如同阿澤所作的另一幅畫,他的雙手雙腳被綑綁著垂在懸崖,卻知道崖上有許多人在奮力將他拉上,對於這場關於自己的拉扯雖無能為力,但依舊相信活著就可能被救援成功。「一路上曾經有過傷害自己的念頭,卻不想藉由傷害自己因而傷害到家人,所以我堅持下去,沒有放棄。」 離開死牢之後 阿澤提及,邱顯智律師在每個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四,都會帶魚麗共同廚房提供的會客菜到看守所;95年後便開始吃素的阿澤,魚麗共同廚房便帶了累積200道的素食會客菜給他。獲得平反後的日子,阿澤在魚麗共同廚房工作、閒暇時也利用書法與剪紙創作。阿澤創作的明信片上多寫著激勵的字句和有趣的俗諺,在這些作品中我們看到了阿澤的樸實與樂觀,但也看見他如何努力在幽暗的牢房、在看似無能為力的等待之中,保住自我的努力。 回到家鄉後他與父母一起種植「進澤米」,是取自「盡責」的諧音,提到這些年身為長子的自己不但未能孝敬父母,甚至讓他們勞心勞力,阿澤的眉宇間出現了難得的無奈,只想用接下來的日子靠自己的力量,秉持著傳承世代農家的心,重新盡一份為人兒子的責任。我們看見了一個冤獄的發生不只讓無辜者的生命空轉了數以千計的日子,更是將全家人的生活也挖出一個大洞,因為司法體系的缺陷而形成的遺憾,實在難以用金錢或是一個抱歉就能彌補。 「成功是留給不放棄的人的獎品,5231天來,每一天我都沒有放棄。」鄭性澤將「堅持才能看見希望」這句話寫成書法、印在T恤上,強調不是因為有希望才堅持下去,而是懷抱信念、堅信自己的清白終會被看見,才能在渾沌而虛假的迷霧裡,捕捉且幽微的燈光,進而成為綻放的明亮。 最後,李茂生教授感慨地說道,這一包包「進澤米」被燉煮了十五年,經過多少人的悉心照顧、烹煮、翻攪才得晶瑩飽滿地呈現在眾人眼前。現在的司法體系雖然已往光譜的無罪推定那側前進,但最終會走向何處仍然未知。如同前面談到證據法則並不是絕對,重要的是看證據的人的心,整個司法體系的人都必須正視自己並不可能達到絕對的公正、拔除自己是「法律教之神」的這種思維,才可能使冤案終有一天能變少。 「那的確也是我的一輩子啊」 那天在阿澤攤位旁,有個民眾在看到阿澤的手作明信片後問他:「你的書法字真美,你什麼時候開始學寫書法的呀?看起來像是練了一輩子的字呢。」阿澤說:「從進監獄開始練的,那的確也是我的一輩子啊。」 人的一輩子徒留十五年的空白究竟是多大的悲哀。阿澤是捲入冤案漩渦裡有幸能被救出的極為少數,他能度過那漫長的一輩子,出來後開啟自己的新生,如同他所說的,是需要多少的運氣、義氣、志氣。我們常告訴誤入歧途的人:「回頭是岸。」但那些無端被捲入大海、受困漩渦的人們呢?我們的司法系統與社會準備好在岸邊拉上一個又一個的無辜身影了嗎?這條路仍舊長遠,只盼望司法系統能盡更多努力,終止像鄭性澤一樣的不幸,讓面向大海、面向自由成為一件理所當然,而非僅是擁有好運氣才能達成的事。

【亞洲工作坊】亞洲無辜運動組織經驗分享

2018.08.25 @ 台灣冤獄平反協會2018年度論壇 主講|台灣冤獄平反協會、日本無辜計畫、新加坡無辜計畫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韓國首爾律師公會朴俊映律師 記錄|許婉萱 I 組織介紹 此為首次無辜行動的國際交流,期能一窺亞洲各國無辜救援之難處及策略。 台灣冤獄平反協會 於2012年成立,有4個主要任務,包括實際進行冤案救援、持續陪伴無辜者及其家人、提倡政策和司法改革,以及提高公眾意識。 平冤協會僅接受「真實無辜」,著重於鑑識錯誤和違反正當法律程序的案件。申請案件在協會確定受理前至少會經過兩次內部審查。自成立起,協會已收到超過1000件申請案件,目前受理23件並成功促使11件冤案重啟審判,至今已經有8件成功獲得平反。 2017年平冤協會成立了無辜者關懷行動小組,希望能在無辜行動期間,甚至是平反出獄後,都能給予無辜者及其家人更有效的支持和協助。 在過去幾年,平冤協會與立法院密切合作,於2015年成功降低再審門檻,2016年也成功推動定讞後DNA鑑定制度。未來計畫針對證據保存、證人作證程序等制度進行改善。 平冤協會獲得的支持,包括經費和志工人力,皆仰賴於公眾對於冤案的態度、認識和重視程度,增進公眾意識是協會工作中很重要的一環。平冤協會定期舉辦演講、工作坊和大型論壇,並和各大學合作接受學生實習、翻譯出版國外冤案作品,以及積極參與國際無辜計畫交流。 日本無辜計畫 於2016年成立,以救援與支持日本遭錯誤起訴和定罪的冤案無辜者為己任。 笹倉香奈教授表示,雖然沒有統計數據,但由於日本檢警進行調查的最終目標是取得嫌犯的自白,使得虛偽自白成為日本冤案的主因。起訴前,警方可以將嫌犯關押在拘留所長達23天,並可於無律師在場的情況下強迫訊問。直至今日,警方訊問仍未完全強制錄音錄影。更令人驚訝的是日本的定罪率,高達99.9%。 日本在1980年代有4件死刑冤案經再審後改判無罪。笹倉教授分享了在台灣也相當知名的1990年足利事件,法院依憑DNA鑑定結果及自白,判決被告無期徒刑,當時日本的DNA鑑定技術尚不成熟,經律師持續要求重新鑑定,終於在2008年以新技術檢測,並發現當年DNA鑑定錯誤,2009年再審無罪,檢察官和法官甚至當庭認錯道歉,是日本第一件以DNA鑑定還給冤罪被害人清白的案件。 2015年Johnson DT發表一篇文章探討日本司法體制中的冤案和否認文化,即使冤案的可能性不斷地被提出討論,相關部會仍未對此有任何反省或改進。更精確來講,日本的刑事司法在21世紀有兩次主要改革,分別在2004年以及2016年,皆未針對最基本的問題進行改善,再加上根深蒂固的否認文化,想得到具有實質意義的司法改革顯然困難重重。 日本無辜計畫僅接受真實無辜之案件申請,由於在日本再審的機會很難得,除了救援已定讞案件外,也受理尚未定罪的案件。此為出於公益目的的無償法律服務,組織運作皆依賴捐款,因為日本社會較無捐獻習慣,這也成為推動日本無辜運動的難題之一。目前日本無辜計畫尚非美國無辜聯盟成員,但相信近年即能加入。 2017年,日本無辜計畫另外成立了「搖晃嬰兒症候群案件中心 (SBS Review Project)」,旨在協助因為搖晃嬰兒症候群*而遭起訴或被定罪的無辜者。 *搖晃嬰兒症候群 (Shaken Baby Syndrome) ,嬰幼兒因為劇烈搖晃而受傷或死亡之腦損傷診斷,症狀包括嘔吐、呼吸問題、癱瘓、癲癇等,腦部及眼睛出血、脊髓受損、骨折也和SBS有關。一般認為SBS肇因於受到虐待。過去SBS被認為是有科學根據的,但在美國有研究顯示SBS已被過度診斷並導致許多冤案,此議題也引發很多爭論。尤其在許多案例中,因為某些症狀而被診斷為SBS的嬰幼兒後來發現並沒有SBS (美國有一案例為罕見遺傳性疾病鬆皮症誤診為SBS以致其父被控虐兒)。 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於1995年成立,起因為1987年台灣解除戒嚴令後,司法系統仍大幅受到政治/政黨勢力操控,期能藉由民間力量,持續推動改革。司改會的主要目標包括促進台灣司法改革、改進司法體制的公平性、透明性和民主性、對抗司法不公及審判過失。 自2011年開始司改會申訴中心也開始受理經法院定罪無法再上訴之冤案,並特別注重涉及制度性改革的指標性案件,其中已獲平反的案件包括蘇建和案 – 促成警察訊問錄音錄影制度建立;徐自強案 – 作成大法官釋字第582號解釋;以及邱和順案。 2016年民間司改會主導台灣司法改革運動,成為2017年總統府主持之司改會的有效示範,前者並成功帶領由25個台灣非政府組織集合成的聯盟,對於監督台灣司法改革解決方案的實行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新加坡無辜計畫 起源於一位法律系學生的美國交換學生之行,美國無辜計畫是她實習課程的一部分,此行讓她開始反思新加坡的司法環境,因為新加坡的定罪率高且沒有和無辜計畫類似的安全網。 新加坡無辜計畫於2009年成立,是一個以學生為主要行動者的組織,其服務由新加坡國立大學刑事司法部、新加坡律師協會和新加坡刑事律師協會共同合作。學生主導的特性也讓新加坡無辜計畫面臨不少挑戰,包括如何維持學生的熱忱和投入、學生缺乏實務經驗及無法提供法律諮詢。 為了因應上述挑戰,學生會依案件分組,並由一位資深成員指導冤案調查、資料蒐集和外部溝通,再將可能立案救援的案件交給新加坡律師協會與刑事律師協會的律師進行後續協助。此外,新加坡無辜計畫也建立篩選系統,藉由角色扮演訪問申冤者來了解自願學生會如何協助冤案調查。 韓國首爾律師公會 在南韓有「再審專業律師」之稱的朴俊映律師 – 電影《再審》的真實主角 – 提到,南韓檢警高層看完電影《1987》後共同表示希望未來不會再發生侵犯人權的案例,他對此感到驕傲;但相較於台灣檢察總長近日在公開場合 (平冤論壇) 對於應再審案件以及如何解決冤案等問題發表意見,朴律師認為總長的行為令人非常感動,且值得南韓政府學習效法。 朴律師自2010年起進行冤案救援,至今已8年。雖然目前個人執業,並不屬於任何組織,但每當有案件需要救援,會得到很多人的參與和協助,尤其是行動派的朴尚奎記者。兩人經常一起調查案件和訪問案件相關人士,朴記者會將冤案救援經過寫成新聞稿後發布在社群媒體,獲得南韓民眾熱烈關注。朴律師也幽默表示,有外表粗曠的朴記者陪同拜訪檢警確實很有助益,顯見兩人的好默契和好交情。越來越多人加入朴俊映律師的救援行動,包括律師、記者以及前刑警。 冤案無辜者與被害人/被害人家屬的關係通常充滿矛盾和緊張,但在朴律師受理救援的幾個案例中,無辜者卻能和被害人家屬成為朋友,被害人家屬願意拋開成見,積極協助無辜者平反,令人佩服。 文在寅總統有35年律師資歷,至今仍持續積極協助在他律師執業期間無法順利再審的案件。一般來說,很少有律師願意承認自己在案件中犯下錯誤或盲點,但文在寅總統對於再審案件的支持,為南韓樹立了很好的典範。 […]

2018年平冤年度新聞獎 獲獎名單公佈!

今年是平冤第三年辦理年度新聞獎甄選,再次看到許多優秀的報導作品來稿,十分榮幸。每一份報導對於冤案當事人及其家庭來說都是很重要的支持力量,在此向所有投稿者表達我們的感謝之意,也恭喜下列獲獎者: ▍多媒體報導類—獲獎 朋友一句謊 他坐一輩子的牢 製作團隊:朱姵慈(現職為蘋果日報記者,此篇報導刊於東森新聞) 作品連結 ▍文字報導類—獲獎 Innocent Criminals:The Long Wait for Taiwanese Justice 製作團隊: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Olivia Yang、David Green、林奕甫 作品連結 ▍佳作 Waking from a Nightmare, 16 Years on Death Row in Taiwan 製作團隊: 關鍵評論網 Edward White、Olivia Yang 作品連結 無罪?!不容妥協清白路 製作團隊: 中視【60分鐘】 溫鈺萍、李婉婷、劉琮琦、江長銘、祝嘉嵩 作品連結 平冤31年漫漫長路! 製作團隊: 華視《 華視新聞雜誌》 顧展瓏、蕭凱堯 作品連結 2018年平冤年度新聞獎評審委員會(依筆劃排列): 林照真、施佑倫、鄭性澤、鄭嘉欣、劉姝言

2018年平冤年度論文獎 獲獎名單

為鼓勵碩博士研究生投入冤案及無辜者關懷相關領域研究,累積相關知識、促進大眾對冤案與無辜者的理解,並且透過學術研究的激盪與批判性討論,鞏固促進司法改革之基礎,特設立此計畫,以鼓勵台灣平冤領域研究之發展。

第二屆平冤論文獎即日起開始徵件!

為鼓勵碩博士研究生投入冤案及無辜者關懷相關領域研究,累積相關知識、促進大眾對冤案與無辜者的理解,並且透過學術研究的激盪與批判性討論,鞏固促進司法改革之基礎,特設立此計畫,以鼓勵台灣平冤領域研究之發展。

【主題演講】無辜者的復歸之路:平反了,然後呢

文|吳佳燕 平冤實習生(東吳政治四 ) 1997年,Jennifer來到人生重大的轉捩點,她與曾因自身指認錯誤而入獄的Ronald Cotton成為朋友,開始了正義修復之旅。在這之後的10年,Jennifer在美國跟加拿大旅行,也曾到波士頓與FBI一同研究關於加害人的指認,包括指認錯誤、被害人記憶正確回溯等等。 在這段過程之中,她收藏了許多生命故事,但也發現無辜者與被害人的處境十分艱難,她自身就曾因指認錯誤而受到多方責難,其中不勘許多難聽的言語或是訊息。更糟的是,有名男子曾寄電郵給Jennifer,信中寫道,如果哪天遇到她會用刀劃破她的喉嚨並性侵她。 「我不想再因Ronald Cotton的冤獄受到責難,該受責難的是司法系統,而我們都是Poole的被害人。」 一點一滴地被治癒 在某場晚宴中,Jennifer看到一個穿灰色西裝的男子,當她還在想那名男子是否就是那個威脅要來殺她的人時,那名男子就主動上前,向Jennifer自我介紹。他叫做Ben,過去20年受冤在監,他深受她與Ronald Cotton故事的感動,甚至將剪報貼在獄中的牆上自我鼓勵。在那當下,Jennifer才了解到,她不該繼續把生命浪費在憎恨上。 2013年,Jennifer與另外兩名被害人受邀參加無辜者年會。她的場次大約有30名受冤人參與,他們都想知道在冤錯案件裡原犯罪被害人的心境——他們想知道的不是事件如何發生的,或者她為什麼會指認錯誤,而是Jennifer破碎的心如何被修補。在這個問題之後,所有被害人都忍不住哭泣,從來沒有人問過他們這個問題,因為在冤錯案之後,大眾、媒體,甚至是自己,總是一直在責怪他們。 經過這場年會,Jennifer發現被害人與無辜者擁有相當類似的處境,他們同是在刑事司法中受傷害的人。Jennifer開始設計一個能夠同時納入法官、檢察官、受冤人、被害者的組織,最後催生了Healing Justice。 破碎的人生是難以被重組回來的 在美國,冤獄補償的規定在各州有所不同,即使夠幸運能獲得補償,平均也只有8.5年。受冤人就像是被自己的國家綁架,他們所失去的東西實在過於龐大。因誤判而入獄的受冤者與家人的關係難以維持,許多家人也會認為他們是有罪的,所以在獄中很少有聯繫,出獄後也難以回復。受冤者往往面臨就業問題,許多人在獲釋之後,也只能住在垃圾堆或是自己的車子中,他們在經濟上面臨極大的困難,受到的社會支持更是少之又少。 另一方面,在冤錯案中大眾媒體時常責怪原犯罪被害人,抨擊他們才是加害者。但事實上,沒有一個被害人或其家人會希望害一個無辜的人入獄,更何況,在竭盡所能撫平傷痛的二、三十年之後,才自媒體或透過第三人才知道冤錯案的發生,甚至才知道原來過去這些日子,真兇並未負起責任,會帶來極大的衝擊。Jennifer便提到,有位家屬被謀殺的家人,直至媒體到他家前廊等候的時候,才知道過去他一直深信的行為人,其實不是殺害他家人的人——這樣的消息對於被害人及其家屬來說都只是再次帶來傷痛。冤錯案的被害人其實是被社會孤立的,沒有人理解他們的需求,或者可以說,沒有人想過他們的需求需要被回應。因此,Healing Justice的其中一項工作就是與完善定罪小組(Conviction Integrity Unit)和檢警合作,在冤案可能被證實時,至少盡早通知被害人。 2016年3月,Healing Justice首次舉辦研修(retreat),該活動的主要目的是傾聽他們的需求,同時也請到華盛頓聯邦政府旁聽;活動第一天的設計是針對無辜者,第二天則針對被害人及其家屬。 在該次研修中有一位與會者叫做Darryl Hunt,他因性侵謀殺案件冤枉入獄近20年,當時因一票之差,Hunt差點被判處死刑。這個事件剛好發生在Jennifer自己的案件後10天,因此Jennifer甚至記得自己當時在電視上看到Hunt時,彷彿看見Ronald Cotton一般心生憎恨。直到2003年,Hunt的辯護律師前來找她協助,並告訴她這起案件也涉及指認錯誤的問題。Hunt的案件在當地的爭議性相當大,雖然起初有點猶豫,但在看過判決書後她也決定幫忙。Darryl Hunt後來於2003年的耶誕夜獲釋,他想成立一個非營利組織,並邀請Jennifer擔任理事長,兩人因此成為好友。 在研修會上,Hunt分享了他的故事,以及冤錯案對他造成的傷害;他分享完後,在場的檢察總長站起身來,並代表國家、代表司法向他致歉——這是Darryl Hunt在這十幾年,第一次收到道歉。當日,Jennifer與Hunt長談,並邀請他參與另一場研修。在第二場研修的前幾日,Hunt音訊全無,研修當日也沒出現。直到禮拜天,Jennifer得知Hunt在一台卡車上自殺過世了。那時Jennifer才知道,他們太遲了,Hunt訴說自己的故事已經上千次,卻從沒人問過他內心的傷痛。她非常惋惜,認為若Healing Justice能早一點成立,或許就不會發生這種憾事;同時這件事情也給了Jennifer為冤罪者提供支持的力量。 平反了,然後呢 在美國有超過2000位無辜獲釋者,過去3年間Healing Justice與社工、社福團體合作,讓每個無辜者家庭都有專門一對一的社工。同儕支持對於傷口的復原相當重要,要讓他們知道他們心中的痛苦與黑暗,其實也是Jennifer所經歷過的經驗,而且他們的想法是能夠被理解的。在許多不同的州,Healing Justice都尋找相近的家庭配對,他們將所有人帶到同個空間,讓大家知道會有人願意傾聽他們的聲音。Healing Justice開發了一個工具箱(tool kit),會在無辜者出獄前提供給無辜者、被害人,及雙方的家庭,預告他們在未來30天或未來的9個月可能會發生什麼事——在獲釋平反的喜悅後,隨之而來的就是媒體的關注、與家庭的摩擦等等,同時也可能出現PTSD的症狀。 演講後QA 1. 你是如何把Healing Justice推展到全美國?Darryl Hunt自殺時,你為何會在自己身上相同部位感受到不對勁? 要說是第六感,或許也是吧,當時我心中覺得有種巨大的不安。但我也很難去解釋說為何當Darryl Hunt發生事情時我心中會有這樣感覺。Darryl Hunt在自殺的幾年前被診斷出得了癌症,而約了好不出現、不回電也是他很常做的事情,然而在他死後,我們才知道他根本就沒有得癌症,這只是他用來掩飾多年來他無法面對心中的悲傷以及生活困難的理由,同時他其實也一直沉迷於毒品。 我在1997年和Ronald Cotton成為好朋友,最重要的就是我跟他道歉,而他也接受了我的道歉,我們彼此敞開心胸、產生連結。這對於被害人來說不是那麼容易。被害人不容易被找到,有時候也不願意被找到。我們會盡量把大家都找出來,邀請他們從阿拉斯加、從加州、從麻州,從各個地方來,當然有時也可能是我們過去拜訪。今年7月我們就到俄亥俄州舉辦了一個研修活動,有時我們也會舉辦針對女性的活動,女性的被害人或無辜者其實都有較為特殊的需求。總結回應這個問題該如何將這件事在各州推動的話,我覺得真的就是做就對了。 2. 當司法重啟審判時,你認為需不需要有當初的被害人參與? 在美國,很多時候不會進到再審,而是由檢察官直接撤回起訴,所以被害人或他的家屬不一定來的及知道所謂「再審」的程序正在進行中,或者知道自己在程序中可以做些什麼事情。Healing Justice 一直以來都在訓練檢警,當有無辜者的清白即將要被證明的時候,就應該要提早告知被害人及其家屬,並且告訴他們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這件事在以往沒有做得很好,因為這與Innocence Project的想法違背。他們不希望太早讓被害人知道我們再進行再審,他們擔心被害人出面,可能會在公眾媒體面或者程序面上影響到案件進行。但以Healing Justice的經驗來說,提早讓被害人以及家屬知道這件事情,讓他們知道自己在程序上的權利,反而更可能提高他們對於平反救援行動的支持度。 3. 冤案平反後,被害人是否也會出現創傷症候群? 對於性侵害的被害者而言,PTSD是不會消失的,而且知道原以為的行為人其實是無辜這件事情,對他們所造成的傷害遠遠比當時遭性侵的傷害還要更大。在發生冤錯案件時,特別是涉及指認錯誤時,會讓被害人覺得自己也是其中的共犯,這樣的內疚感對被害人來說是非常痛苦的。我認為最好的方式是當冤錯案件即將發生時,身為一個被害者可以被賦予說話的權利,這不僅可能修復被害人,對於獲釋者來說同樣也可能是修復的過程。 4. […]

【主題演講】受害者的重生之路:危機成為轉機

文|彭怡扉 平冤志工(元智社政三) 非自願的代言人 演講一開始,Jennifer Thompson便說,曾經有人問她為什麼願意從事Healing Justice與相關工作。對此問題,她說:「沒有人願意成為這份工作的代言人。」她講述這句話的語氣雖然輕柔,但語意卻沉重得令人喘不過氣。 她提到自己曾受邀出席一場晚餐,飯前大家輪流自我介紹,他們的經歷讓Jennifer相當震驚,原來在場的所有人,都曾被指控為加害者、都是一場冤案的受害者。她暗自想著:「天哪!如果他們知道我的身分,應該會想殺了我吧!」輪到Jennifer發言時,她說:「我沒辦法代表你們那些案件的被害人,但我很抱歉這些事發生在你們身上。」其中一個人回答她:「謝謝,你是第一個跟我說對不起的人。」就是這一刻,讓Jennifer感到修復式互動的意義有多麼重大,也成為讓她持續投入無辜者與犯罪被害人關懷工作的動力。 一場性侵害、一次指認、兩段人生 開啟Jennifer Thompson這一切的,始於1984年她所經歷的一場殘酷性侵害事件。 在那個夜晚之前,Jennifer原本有著大好前程,她的成績名列前茅、擁有一位條件優秀的男友。當晚,她因為身體不適,離開了一場派對回家睡覺,在睡夢中她突然感覺到有人出現在她的臥室中。起初她以為是男友,但仔細一想卻覺得不對勁,男友的家明明就在附近、他的媽媽每晚都會等待男友返家,男友沒有可能在此時出現在自己家中。那麼,這個人是誰呢?睜開眼後,一場惡夢旋即開始,對方用刀抵著Jennifer並性侵了她。 Jennifer的直覺隱約告訴她,自己的生命即將結束,但她拒絕停在這一刻。犯行過程中,她下定決心自己要指認出這個性侵犯,並竭盡所能地想記住對方的特徵,如長相、衣著、體型。經過一陣周旋,Jennifer謊稱要幫對方倒水從廚房的門逃脫,歹徒隨後追了上來,幸好她被人收留而順利擺脫歹徒。 報警後,根據Jennifer的描述,警方逮捕了一名黑人男性Ronald Cotton,經過指認程序後Cotton入獄服刑。即便如此,對Jennifer來說,她知道自己再也不可能往前走了,她想了好多好多次,如果有機會,她希望自己能夠親眼看著Cotton死。充滿恨意與絕望的她開始酗酒、服用毒品,當時的男友因為無法處理Jennifer的情緒選擇分手,Jennifer的生活一蹋糊塗。 多年以後,儘管創傷經驗仍不時籠罩,Jennifer仍堅強地從這團混亂中慢慢地站起來,生活看似回到正軌──她遇見了一個男人、進入婚姻、生兒育女。只是命運並未善待她。有一天,調查人員到Jennifer家中告訴她,DNA證據證明了Cotton的清白,真兇經比對結果是Bobby Poole。得知自己指認錯誤的當下Jennifer心中充滿恐懼與哀傷,她無法呼吸,不停問調查人員:「怎麼會這樣?」   我們都是制度下的被害者 儘管Jennifer白天可以正常的工作,但每到夜晚,她幾乎難以動彈。就這樣過了幾年,她決定與Cotton見面。 她與Cotton相約在家附近的教堂中見面,她哭著對Cotton說:「就算我用剩下生命的每分每秒來跟你道歉,也不足以彌補你的損失」。出乎她預料之外的,Cotton回應她:「我對妳沒有任何的恨,我們都是這個系統和真兇的受害人。」 這一句傷感的告白,讓Jennifer在這12年中,首度感到快樂。她心中的碎片被修復,開始感到自己可以繼續往前走下去。過去幾年Jennifer看起來已經好了,原來她的心早在那個夜晚碎落一地,如今這個她曾經恨到希望他可以死的人,卻是教她怎麼活下去的人。 Jennifer表示,和Cotton見面帶給她很大的震撼。她在那瞬間察覺,Cotton是一個比自己好太多的人,她想成為跟他一樣溫暖、和平的人。她同時也了解到,整個事件背後受害的不只是她自己,也包含Ronald Cotton、他們雙方的家人,以及在冤獄期間遭到真兇性侵的受害者。 當刑事司法制度失敗時,我們每一個人都會受傷,每一個人都是被害者。

【學術研討】指認瑕疵與冤案救援

2017.08.27@台灣冤獄平反協會2017年度論壇 文/高珮瓊 平冤志工(台大法律四 ) 假設你現在是犯罪現場的目擊證人,警方請你到警局作行為人的指認,你有把握認出他來嗎?縱使你滿懷信心,指出的對象有沒有可能是無辜的呢?我國過去的偵查實務上,便高度仰賴證人指認結果作為定罪證據,未考慮人的認知記憶錯誤及指認程序瑕疵,造成一樁又一樁的冤案。今天是2017平冤論壇的第二天,下午學術研討第一場談的是「指認瑕疵與冤案救援」,主講人為交大金孟華教授,並由具三十多年資歷的朱朝亮檢察官、警大施志鴻教授進行與談。 藉由施志鴻教授的投影片,可以清楚看出「指認」在犯罪偵查跡證流程中的位置:案件發生(犯罪)→犯罪痕跡(物理/記憶)→資料蒐集(採證/詢問)→同一行證明(鑑定/指認)。然而,根據2015年美國Innocence Project的統計,因DNA證據方獲平反的325件錯誤判決中,有高達72%涉及「指認錯誤」,令人吃驚。我們必須要問的是,人的記憶是如何形成的?記憶與心理認知是否有其侷限?指認時大腦是如何進行「決策」?會受什麼主客觀因素影響,而可能導致指認錯誤? 施志鴻教授一再強調,犯罪現場其實是相當複雜的。金孟華教授就在現場透過影片做了實驗,在沒有預先告知行為人根本不在列隊的1至6號的情況下,充當目擊證人的聽眾多數指認行為人是「2號」。再一個實驗,教授要求聽眾數出影片裡的白衣人傳了幾次球,結果甚少人發現曾經有一隻黑猩猩走過;當下一次大家知道要分一半注意力給路過的黑猩猩了,但同樣甚少人注意到有人在傳球過程中退出、背景的窗簾顏色發生變換。美國也曾經有一個經典研究:當測試者問說案發車速有多快,使用的動詞越「重」,受試者的答案就會越「快」,用smash組就比用hit組快;當測試者再問現場有沒有玻璃碎片,smash組答「有」的人明顯比hit組多出兩倍,不過實際上並無任何玻璃碎片掉落。 從這些有趣的例子中可以看出,面對跨種族指認,大家都是被迫選出一個「最像的人」;人的記憶是會改變的,「保鮮」十分重要,且目擊證人的記憶可能受犯罪現場的客觀情狀、證人本身的特質等影響。朱朝亮檢察官即帶領大家一探心理學上,對於人類認知及記憶有限性的研究結果:人類的記憶可分為「短期記憶」及「長期記憶」,經由注意和辨識所得的訊息會先貯存在「短期記憶」系統,經由某種「複誦」程序會再傳送到「長期記憶」系統保存,對於陌生人犯的指認程序,基本上是對證人要求短期記憶的回憶。 關於短期記憶能力的「有限性」,表現在「感覺廣度」(刺激消失後,訊息一秒秒流逝,端視個人轉錄影像訊息的能力)、「注意廣度」(關乎心智過程,受對辨識對象的熟悉度、辨識者的動機和緊張程度、自身生理缺陷等影響)和「記憶廣度」(回憶有時會遺忘,原因如有「保存的正確性」,即訊息可能受到近似語音、新訊息的干擾或分心等而造成訊息保存上的瑕疵)。而在短期記憶的提取及確認上,因為短期記憶是採「逐一的掃描、搜尋、對比」後再確認,是有沒有記住的「質」的問題,與長期記憶是「量」的記憶,採聯想方式回憶,關乎「記得多少」的問題不同。因此對於已經失去的短期記憶,縱使自認已恢復,絕大部分仍屬片段的舊訊息與事後經過干擾的新訊息,與主觀重構後混合的結果,使得指認發生瑕疵 。 那麼,我們該如何判斷指認結果是否有瑕疵、可不可信呢?金孟華教授提到,美國曾藉由Manson v. Brathwaite判決,發展出「門山指認法則」以評價瑕疵指認,主要有下列五項指標 :一、犯罪發生時有無觀看行為人之機會?二、注意行為人之程度?三、先前特徵描述之準確度如何?四、指認人確定程度如何?五、犯罪發生時與指認時相距時間之長短?然而,金孟華教授也指出,「門山法則」仍過於狹隘,並沒有考慮到其他影響「可信性」的因素,這點在一份美國2016年阿拉斯加法院的判決中有明確說明。 在Young v. State案中,法院指出「系統性變因」(system variable)和「估計性變因」(estimator variables)可以用來檢驗證人指認的可信性。「系統性變因」包含:列隊或相片指認是盲測嗎?指認人是否有事先被告知行為人可能不在隊伍裡?隊伍裡除了嫌疑人至少有5個人嗎?是否是單一指認?指認人在案發後是否曾與嫌疑人有接觸?等等,而「估計性變因」包含:指認人在案發時是否處於壓力情境下(如行為人持槍)?現場距離或光線等環境因素是否會影響指認?指認人本身是否患有精神疾病、藥物濫用等而影響指認能力?案發至指認間相距多久?指認人與嫌疑人間彼此是否屬不同種族?等。綜上所述,金孟華教授提出應該為被告建立起一套檢驗機制:一、首先,被告必須在系統性變因中找出一個可能導致指認錯誤的瑕疵,以開啟再次審理的程序。二、檢方必須提出縱使有此瑕疵,亦不影響指認可信性的證據。三、面對檢方的答辯,被告必須提出該瑕疵致使指認錯誤無可彌補的實質理由。 這個時候,應該不少人會想起林金貴的案子。金孟華教授在投影片中秀出林金貴案的指認紀錄表,實在瑕疵百出:指認表上僅有四張照片,而林金貴是裡面最為凸顯的一位,因為在照片上的他遭手銬扣在牆邊。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指認表上有多個指紋重疊,可見所有的指認人均用同一張指認表進行指認,怎可能不互相影響呢?至於劉正富案,則是僅用一張照片就完成了指認程序。朱朝亮檢察官也有點出在目擊證人認知階段,包括武器焦點效應(注意力會放在凶器上)、下意識移情(指誤把在其他場合看到的人認為嫌疑人)、人犯有蒙面偽裝、跨種族辨識困難及兒童或精神耗弱人之指認,都是指認人在進行回憶時,會發生錯誤的具體因素。 對此,施志鴻教授亦明確指出,應加強警方對於影響目擊記憶方面的知識,考量目擊記憶受干擾、汙染及指認遭誘導的風險,且若指認結果與偵查方向一致,通常會被誇大其證明力的問題。未來,應針對事件階段、警方接觸前、警方接觸後、指認等指認錯誤的四大階段累積案例研究,並規劃具體規範和訓練。朱朝亮檢察官同樣希冀能將「指認之正當法律程序」列入刑事訴訟法的修法考量,參照美國憲法賦予嫌疑人免於自證己罪(如免於受列隊指認)及「辯護人依賴權」的權利精神,杜絕可能造成的誤判,減少我國冤案的發生。  

【主題演講】錯誤供述之心理因素

2017.08.27 @ 台灣冤獄平反協會2017年度論壇 文/梁熙 平冤志工(靜宜法律二) 編/柯昀青 被告、被害者的供述往往是影響整個判決很直接性的證據,然而這些供述卻常常是受汙染、被誘導的,依照錯誤的供述所進行的判決,常常會有許多問題。趙儀珊教授認為,我們應該藉由改善詢訊問的過程,來減少錯誤供述的產生。 記憶、語言溝通能力、社會認知與動機、精神狀態、個別差異等等,均會影響當事人的供述。記憶可能會隨著時間或是當時創傷的反應而受影響,而孩童、智能障礙者可能會聽不懂問題,而無法回應問題。即便有些案子會尋求專業人士的協助,陪伴證人進行詢訊問,但卻很難避免在警檢調查階段就受到了汙染。 被告的供述問題 許多時候,冤案都是因為被告提供了錯誤自白或虛偽自白而產生。除了前段所提的詢問方式之外,疲勞訊問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雖然刑事訴訟法明定禁止疲勞訊問,但對於疲勞訊問的定義卻相當模糊,長時間訊問、睡眠不足、生理需求、無助感,讓被告感到絕望,這些都是會影響被告供述的因素。 提出虛構(不存在)的罪證,或者將法律責任或後果最小化,也會讓被告提供錯誤自白,例如向被告說你如果認罪,我們可以說是自衛等等。這些都是我們可以去改善的詢訊問的方式。 台灣有規範向被告告知相關權利,例如你可以保持緘默權、可以調查證據、也可以選任辯護人;但被告有時不了解司法程序以及法律用語,不清楚其意義,也有些人認為自己是清白的,覺得不需要找辯護律師,最後反而揹上冤獄。 理想的狀態下,被告應該在一開始、還未被詢訊問前,就要被妥善告知他們自己的權利,有時甚至可以要求他們重複一次,確保被告真的清楚自己的權利何在。巡訊問結束後,也應該要問被告有無疑問,是否需要進一步的提問等等。 被害者的供述問題 被害者其實也很容易因錯誤詢問方式而遭受汙染、誘導或暗示。詢問者可能在詢訊問的過程中,忽略了某些重要訊息;可能多次重複問題讓被害者備感壓力,想快點結束而說出錯誤供述;也可能因為問題太過冗長、複雜,被害人不能完全了解問題內涵、不知道如何回答或是太多問題無法一次回答,而產生有問題的供述。 另外,被害人,特別是弱勢族群,也很容易被錯誤的資訊或訊問中的壓力影響或扭曲(易受暗示性),例如想討好對方、對權威的信任(例如對警察的信任)、缺乏自信心(例如希望對方幫你說,等對方說完再確認就好)、想保護親人或朋友、同儕間的壓力,以及想盡快結束訊問(環境壓力)。青少年、智能障礙、精神疾患(例如,幻聽、妄想)以及傾向服從或易受暗示的人格特質,都是常常會被誘導、或提供錯誤供述的高風險因素。 由於司法人員常常用一般的標準SOP進行詢訊問,而忽略了應配合個別差異而選擇不同的詢訊問方式。更重要的是,詢問者常常沒有花時間先和被害人建立起關係,就直接用比較有侵略性的方式詢問被害者,在在都造成被害人的壓力,進而提高產生錯誤供述的風險。 如何避免錯誤供述 我們無法要求每個當事人都要嫻熟法律用語、完全了解詢訊問者的問題,或者認為當事人理應提供完美無暇的供述;相反的,我們應該要透過改善詢訊問的方式,盡可能的降低產生錯誤供述的可能。 具體而言,詢訊問者應該要遵守「多問,少說」的原則,盡可能避免用是非題的方式詢問(如對不對、是不是),而採取開放式的問題,例如可以詢問事件的過程,讓當事人自己訴說他的經驗。 詢訊問者也應該要避免事先擬好情境,只是與當事人確認的做法。趙教授舉例說,在某些案例中,詢訊問者會跟兒童說,之前在醫院你曾經說下體「紅紅痛痛」,是誰欺負你?這種問法就是很常見、但很嚴重的汙染問法;實際上,當事人根本從未提到有人「欺負」他,但在這種引導之下,當事人常常就會隨機給出一個人名,進而創造一項出虛假、不存在的證據。 除此之外,詢訊問者避免以攻擊性的方式問問題,進入偵訊時就應該要妥善錄影,多方確保供述的正確性。 當然,除了每個階段詢訊問過程的改善,趙教授也提出一個較理想的案件處理流程,以保護弱勢當事人的在司法程序過程中做出供述的正確性,也保護當事人的權益: 篩選Screening →庭前心理輔導Treatment →法律扶助Legal aid →協助進行交互詰問的專業人士Intermediary →通譯Interpreter →適當的陪同者(提供心理支持)Appropriate Adults →隔離訊問segregated examin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