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視洪世緯：被冤獄風暴襲捲的人生
文／黃芷嫻 冤獄平反協會辦公室主任
民國96年，辛樂克颱風夾帶強風豪雨，經不起大甲溪強烈沖刷的后豐大橋橋面斷裂，正在行駛的三部車因反應不及，與斷裂的橋面一同捲入大甲溪，造成5人失蹤、1人死亡。
但，這並不是后豐大橋的第一樁悲劇。
民國91年12月7日，陳琪瑄因感情問題與男友王淇政相約后豐大橋碰面，當時洪世緯恰巧與王淇政在夜市吃宵夜，因陳琪瑄要求王淇政十分鐘到達，洪世緯便開車載王淇政至赴約地點，隨後將車開去加油站打氣。當洪世緯再度回到橋上，陳琪瑄已從橋上跳下。當時幫忙報警、叫救護車的洪世緯，無法預料自己會在不久的將來，被法院以「共同殺人」罪名判刑12年6個月。
后豐大橋斷了，可以重新建造，
但死者陳琪瑄及涉案的洪世緯與王淇政，他們的人生卻無法重新來過；
改建後的后豐大橋，路旁照明變亮了，
卻依舊難以觸及洪世緯及王淇政被暴風襲捲的人生。
睽違了11年，12月5日－離后豐大橋命案差2天滿11週年－我們再次南下台中。在洪太太的陪同下，我第一次與在監服刑的洪世緯會面。
監獄「電話亭」 超人在哪裡？
走進一扇門，進了「接見室」，再走進由鐵門與玻璃隔出的密閉式會面「電話亭」。在電話亭內，像是塞上了耳塞，與外界的聯繫只剩下耳朵被摀住後所聽到的細微人聲，及鄰近電話亭內訪視親友的聊天聲。
不太習慣外人探訪的洪世緯，在他坐下、拿起電話筒前，接連的向我點了好幾次頭，從脣語中也看見他說「您好」。當他拿起話筒，洪世緯再次點了點頭，小聲地重複問候。洪世緯的話不多，對外人的話不多，每一句都是感謝。向他報告目前后豐案的救援進度，他說「謝謝」；當提及很多關心本案的朋友及團體都一同前來，他說「謝謝你們」；請他稍加寬心並保重身體，他還是說「謝謝」。「我不知道該怎麼說，反正都4年了，還不就是這樣」，這是洪世緯當天對我說過最長的一句話，但對於他的冤獄人生，其實什麼也沒說。
洪世緯自坐下後，始終維持45度角與我對看的姿勢，他的臉不自覺地面向洪太太，每說完一句謝謝，眼神總飄回洪太太身上，雖然他知道我正在與他會談，而太太並未拿起話筒。在我面前，洪世緯平靜而有禮，只有在洪太太與他交談的時間，我才「看」到洪世緯的情緒起伏，作為一個「人」再自然不過的情緒表達。只有在那時，我才看到他炯炯有神的眼睛，突然睜大，隱約看見他眼眶泛紅。從表情上卻比實際與他交談時更能察覺他情緒的起伏。
這時，我才回想起洪太太在接見前對我說的話：「等下都讓你說好了，有人和他說話，他比較不會亂想，也許會比較開心」。可惜的是，我無法擔此重任，第一，我與洪世緯並未建立信任關係，第二，面對已被監獄分隔兩地的家庭，夫妻倆應有更多體己話想說，而不是由我這個外人不識相地拿著話筒旁聽，雖然他們應該也知道，在話筒的另一端，管理者隨時能監聽談話內容。面對冰冷的鐵窗與玻璃，及因為疏離而產生的近似平靜卻有禮的對談，不知為何，硬生生的讓我直接衝撞了某種難以釋懷的情緒，很深刻的讓我體會了監所接見所展現的權力調控機制及其作用。
監獄，作為一個「去人性」的過程，透過身體隔離、通信與接見所應服膺的規則等，達到控制肉體與精神的目的。這樣的控制，並非是全然的剝奪，更像是一種權力的調控，讓受刑人維持最低限度的「人性」，即讓受刑人保持最低限度的感知與行動能力，好讓被囚禁的身體能更順服、更方便管理，當然它也包裝著「人道」的外衣。接見，作為調控權力的手段之一，規定了怎樣的受刑人可以見親人或可以見家屬甚或見面頻率等，它產生了馴服的肉體，也緩解了最極端權力所造成的反撲。隔著玻璃及鐵欄杆的接見，不只是與家屬見面的人道考量，也是管理的理性與經濟算計。
或許因考量我仍在身旁，洪太太僅以簡單的應答「恩」、「對」回應洪世緯，在洪世緯睜大的眼睛及略微泛紅的眼眶中，彷彿倒映了洪太太的情緒，她的聲音出現了些微的變化。但這一切，在鈴聲響起後，再度回到三方禮貌的點頭道別，所有的情緒很快的從三人的表情中淡去。我和洪太太邊聊邊步出會客室，但我很清楚，我們二人，或我們三人的情緒，並未真正消解，只因我們都很清楚，日子還是必須往下走，所以很有默契的將剛才想釋放卻未釋放，或已釋放的情緒，埋進心裡。
在電話亭裡變身的超人能拯救世界，但這次的「電話亭」裡沒有超人，只有身陷囹圄的洪世緯，及心被無形鎖鍊綑綁的無奈家屬－沒有超能力穿牆越獄，也不知何時才能重獲清白的自由之身。
兩面不同的牆：誰離開？誰留下？
洪世緯被隔離在監獄的一堵高牆內，在外面的洪太太卻自己打造了另一堵牆。戴著口罩的洪太太，即使是在會面時都不曾脫下口罩，它像是一堵防護牆，隔在我和她之間，我遲鈍的以為，在監所時她不想被人認出來；晚間至后豐大橋會勘時，口罩仍緊緊包裏著她的臉。只有在進入家的堡壘後，她才卸下防護牆。但我錯了，這堵牆不是為我或她建的，而是為了她與洪世緯年僅4歲的兒子打造的安全圍牆。
4歲的洪小弟，和爸爸一樣有一雙圓溜溜的大眼，當我們一群人很冒昧的走進客廳，坐在小便桶上的他，假裝沒看見我們、聽不見我們的呼叫聲，眼睛直盯著電視上的幼兒節目，模樣讓人發笑。實在很難想像這麼小的孩子，正在與白血病奮戰，每週要前往醫院進行化療。為了要照顧洪小弟，洪太太不能上班，更難以分身照顧二位孩子，只能將較年長的孩子託給北部的阿嬤照顧；因為擔心洪小弟生病，洪太太只要出門都會戴上口罩，因為「我絕對不能生病」。
12月6日清晨3點，我們回到台北。
我們離開了，但受苦難的人仍留在原地。
后豐命案這場意外的風暴，不只捲走了陳琪瑄的生命，也打亂了洪世緯、王淇政及他們家人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