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演講】錯誤供述之心理因素

2017.08.27 @ 台灣冤獄平反協會2017年度論壇
文／梁熙　平冤志工（靜宜法律二）
編／柯昀青

被告、被害者的供述往往是影響整個判決很直接性的證據，然而這些供述卻常常是受汙染、被誘導的，依照錯誤的供述所進行的判決，常常會有許多問題。趙儀珊教授認為，我們應該藉由改善詢訊問的過程，來減少錯誤供述的產生。

記憶、語言溝通能力、社會認知與動機、精神狀態、個別差異等等，均會影響當事人的供述。記憶可能會隨著時間或是當時創傷的反應而受影響，而孩童、智能障礙者可能會聽不懂問題，而無法回應問題。即便有些案子會尋求專業人士的協助，陪伴證人進行詢訊問，但卻很難避免在警檢調查階段就受到了汙染。

被告的供述問題

許多時候，冤案都是因為被告提供了錯誤自白或虛偽自白而產生。除了前段所提的詢問方式之外，疲勞訊問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雖然刑事訴訟法明定禁止疲勞訊問，但對於疲勞訊問的定義卻相當模糊，長時間訊問、睡眠不足、生理需求、無助感，讓被告感到絕望，這些都是會影響被告供述的因素。

提出虛構（不存在）的罪證，或者將法律責任或後果最小化，也會讓被告提供錯誤自白，例如向被告說你如果認罪，我們可以說是自衛等等。這些都是我們可以去改善的詢訊問的方式。

台灣有規範向被告告知相關權利，例如你可以保持緘默權、可以調查證據、也可以選任辯護人；但被告有時不了解司法程序以及法律用語，不清楚其意義，也有些人認為自己是清白的，覺得不需要找辯護律師，最後反而揹上冤獄。

理想的狀態下，被告應該在一開始、還未被詢訊問前，就要被妥善告知他們自己的權利，有時甚至可以要求他們重複一次，確保被告真的清楚自己的權利何在。巡訊問結束後，也應該要問被告有無疑問，是否需要進一步的提問等等。

被害者的供述問題

被害者其實也很容易因錯誤詢問方式而遭受汙染、誘導或暗示。詢問者可能在詢訊問的過程中，忽略了某些重要訊息；可能多次重複問題讓被害者備感壓力，想快點結束而說出錯誤供述；也可能因為問題太過冗長、複雜，被害人不能完全了解問題內涵、不知道如何回答或是太多問題無法一次回答，而產生有問題的供述。

另外，被害人，特別是弱勢族群，也很容易被錯誤的資訊或訊問中的壓力影響或扭曲（易受暗示性），例如想討好對方、對權威的信任（例如對警察的信任）、缺乏自信心（例如希望對方幫你說，等對方說完再確認就好）、想保護親人或朋友、同儕間的壓力，以及想盡快結束訊問（環境壓力）。青少年、智能障礙、精神疾患（例如，幻聽、妄想）以及傾向服從或易受暗示的人格特質，都是常常會被誘導、或提供錯誤供述的高風險因素。

由於司法人員常常用一般的標準SOP進行詢訊問，而忽略了應配合個別差異而選擇不同的詢訊問方式。更重要的是，詢問者常常沒有花時間先和被害人建立起關係，就直接用比較有侵略性的方式詢問被害者，在在都造成被害人的壓力，進而提高產生錯誤供述的風險。

如何避免錯誤供述

我們無法要求每個當事人都要嫻熟法律用語、完全了解詢訊問者的問題，或者認為當事人理應提供完美無暇的供述；相反的，我們應該要透過改善詢訊問的方式，盡可能的降低產生錯誤供述的可能。

具體而言，詢訊問者應該要遵守「多問，少說」的原則，盡可能避免用是非題的方式詢問（如對不對、是不是），而採取開放式的問題，例如可以詢問事件的過程，讓當事人自己訴說他的經驗。

詢訊問者也應該要避免事先擬好情境，只是與當事人確認的做法。趙教授舉例說，在某些案例中，詢訊問者會跟兒童說，之前在醫院你曾經說下體「紅紅痛痛」，是誰欺負你？這種問法就是很常見、但很嚴重的汙染問法；實際上，當事人根本從未提到有人「欺負」他，但在這種引導之下，當事人常常就會隨機給出一個人名，進而創造一項出虛假、不存在的證據。

除此之外，詢訊問者避免以攻擊性的方式問問題，進入偵訊時就應該要妥善錄影，多方確保供述的正確性。

當然，除了每個階段詢訊問過程的改善，趙教授也提出一個較理想的案件處理流程，以保護弱勢當事人的在司法程序過程中做出供述的正確性，也保護當事人的權益：

篩選Screening
→庭前心理輔導Treatment
→法律扶助Legal aid
→協助進行交互詰問的專業人士Intermediary
→通譯Interpreter
→適當的陪同者（提供心理支持）Appropriate Adults
→隔離訊問segregated examin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