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演講】檢察官就刑事證據之調查與證明

文｜黃玫瑄、黃則瑀
編｜王翊軒

「陳幸敏檢察官是第一位為死刑犯提起再審聲請的檢察官，從陳檢察官提起的再審之訴可知，其實檢辯是可以合作的。」

主持人林俊宏律師以這一句話揭示了今天演講的主題。短短一句話，背後承載的是陳檢察官朝夕不倦的努力。

陳幸敏檢察官在鄭案中勇敢挑戰了一般大眾所習慣的「檢辯對立」印象，拋開特定立場的預設，專注於案件真相的發現，並依據她所看見的真相，為鄭性澤提起再審。她認為，檢察官在打擊犯罪的同時，更應該嚴守「對被告有利不利事項一併注意」的原則，才能真正的實現正義。

本場主題演講，陳檢察官將以鄭性澤案為例，討論介紹檢察官應該如何調查證據，才能減少冤案的出現。

面對自己的錯誤

「我認為檢察官應該勇於面對自己的錯誤」，陳檢察官上臺演講時說了這一句話。身為檢察官，她不僅注意到了鄭性澤案的種種疑點，更選擇進一步為鄭性澤找出再審的新事證，使得鄭性澤案有了平反的機會。

她進一步表示：「檢察官的工作其實並不僅止於起訴、獲得判決就結束了，若判決後發現問題，也應該提起再審，勇於面對錯誤。」

面對錯誤，談何容易？更何況是檢察官，在檢察一體的制度下，她所作的決定也同時代表了全體檢察官，誰會願意承擔這份可能遭來責難的重任呢？然而，陳檢察官卻選擇勇敢地承擔，並且向法院提出當初原審判決的疏失。

鄭性澤案：不正自白、「科學」鑑定、佚失的各種物證

首先，被告的自白應具備任意性，及與客觀事實相符，然而鄭性澤案中與客觀事實明顯不符的自白卻被大量使用，造就鄭案的死刑判決。其中，鄭性澤被刑求的部份更被忽略，陳檢察官提到，法律本身就有規定被告自白的證據能力，為什麼現在不被允許作為合格的證據，當年卻可以輕易進入法庭？透過陳檢察官，我們一起了解該案的疑點，一起反思為何在法制社會下仍有許多冤案產生，是否是我們的制度產生了問題呢？

詳細分析鄭性澤案，陳檢察官表示，有兩份供述以「專家」之名進入了審判，分別是法醫和刑事組長的證詞。照理來說，證人只能供述自己所見所聞，但刑事組長的所述，皆已非他的親眼見聞，而是參雜個人推測，逾越了自己證人的身份。而法醫的證詞則被扭曲，「心包囊腔中彈」成了「心臟中彈」，「當場死亡」被理解為「立即死亡」。正是這兩份供述，導向了「羅武雄立即死亡，應是由鄭性澤開槍」錯誤而致命的結論。

不僅如此，在物證方面也有大量的疑慮。先是現場圖並不詳細，缺少椅子高度的測量，進而影響羅、鄭坐下開槍時的角度判斷。另外，現場所拍的照片也早已不是案發第一時間的模樣，被集中的槍枝、數量錯誤的彈殼、消失的垃圾桶，在在都顯示現場早已被污染，重建早已失去了意義。甚至連送件往返豐原分局、刑事局間的證物，也都紛紛佚失，讓人懷疑調查程序的嚴謹程度。

搖擺動態的司法天秤：原本認為是加害者，其實卻是司法體系的被害者

鄭案疑點重重，更別提許多法院推理邏輯上的錯誤（比如鄭性澤在中彈的同時必走到羅武雄的位置開槍等等），卻在審判之中一再被忽略，這麼多的專家竟然都沒有注意到。而多年後，李俊億老師的調查分析、張娟芬老師的書寫，都遠比當年的調查者還要透徹、有力，這些都讓陳檢察官感到震撼與敬佩。

在這場演講中，陳檢察官反覆強調，身為檢察官，最重要的任務並非一味將被告定罪，而是應該站在公義的角度，客觀釐清事實。但她也提到，辦案過程中一直讓她感到沈重的，是當她為被告利益提起再審時，是否也代表傷害了案件的被害人？這樣的困惑始終困擾著陳檢察官。對此她表示，司法的天秤並非完全靜態，原本被認為是加害者的鄭性澤，其實正是司法體系下的被害者；她希望透過這個案子，在檢察史上寫下新的一頁，以合作取代對抗，陳檢察官認為，這是比去擔任任何一個位置都還來得重要、也更有意義的事情。

提問時間中，李俊億教授提到，陳檢察官當時出手相助，給了鄭案律師團非常大的信心和鼓勵，但第一時間鄭性澤未被釋放，是否代表陳檢察官尚有疑慮。陳檢察官表示，當時她是相信鄭性澤的，且心中已有本案無罪的確信與信心，但釋放一事不確定該由執行科先行處理還是由法院處理，必須等再審開啟後才能確定。

本場的尾聲，羅秉成政務委員憶道，他第一次讀到鄭案的判決時，就感覺出許多可疑、不合理之處，但在當年的審判過程中，這些疑點卻被整個司法程序所忽略、避而不談，實為司法工作者共同的業障。如今看到陳檢察官為案件所做的努力，讓他感到相當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