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國家的刑罰體系下，目前有將近兩百萬人關在牢裡（每一百四十三人監禁一人），有七百萬人受到刑事監管（相當於成年人口的三十二分之一），每九個公務人員就有一個是獄政人員，而維持此一體系的每年花費要超過八百億美元，這個國家的監禁比率因此是世界冠軍（是歐洲國家與日本的五到十二倍）。這個國家不是北韓之流的專制極權國家，而是泱泱民主法治大國-美國。

 

本書作者毫無遲疑的大揭美國這塊難以啟齒、羞於見人的「司法瘡疤」，對美國監獄平均把人「關得最多」也「關得最久」的嚴刑文化，不留餘地挖掘其懲罰驅力的根源，質問嚴刑峻罰的問題是社會冷漠造成的，還是制度設計使然？作者直言：「在美國文化中，政治、經濟、歷史、宗教、哲學、心理與法律結合起來，創造出一個懲罰的超級風暴。」
 

本來壞人就該被關在牢裡（最好永遠不要放出來危害社會），不是嗎？事不關己，又有何必要去瞭解牢門後發生什麼事（眼不見為淨），不是嗎？但本書迫使我們思考：「到底懲罰是什麼？」「懲罰的意義又何在？」作者揭露出來的美國監禁狀況，盡是令人難以直視的現實，他引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肯尼迪在「布朗訴普拉達案」（Brown v. Plata）的意見：「如果就這些方面來說，我是被豢養在動物園裡的動物，人道的社會早就逮捕這樣的動物園管理員，因為他們太過殘忍。」在面對加州監獄超收所造成的不人道待遇，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二○一一年的「布朗訴普拉達案」，以五比四的極小差距，判決要求加州監獄系統必須減少超過三萬名受刑人。持反對意見的史卡利亞大法官嚴厲批評（甚至於宣判時罕見地以口頭表達異議）此一判決：「在我們國家的歷史中，法院所發出最為激進的指令。」該案在美國司法圈造成極大的爭議，至今仍餘波盪漾，莫衷一是。

　

然而，這樣的監禁環境是美國社會近半世紀以來追求重罰的結果，數據顯示，近三十年來，在美受刑人服刑時間成長兩倍，十四萬人被判無期徒刑，有 28% 的比例是終身監禁不可假釋。主張嚴苛的刑罰政策可穩定地獲得至少八成的民眾支持。「布朗訴普拉達案」判決展開具體的行動，挑動了美國重刑文化的敏感神經，但肯尼迪大法官仍無畏的宣示：「法院不能只因為一項救濟可能涉及侵入監獄管理的領域，而允許繼續違反憲法的行為。」

 

看看美國，再看看自己。在台灣，前往監所的路上，很難不留意「脫胎換骨」、「浴火重生」八個大字，有些監所還可看到「打造世界級人權環境」的布條，究竟監獄大門後是如何的生活？浴火重生似乎可以呼應本書的原文書名，難道各種監禁的所在都是座人間煉獄？走過煉獄一遭回來的，深痛悔悟還不夠，還得告別過去，重新做人。

 

至二○一四年九月底為止，台灣在監服刑的人數是 57,814 人，若再加上受強制工作處分及流氓感訓處分人、受感化教育學生、被告、被管收、被留置者、收容少年、戒治所收容人、受觀察勒戒人等等，整體矯正機關共收容 63,913 人，整體超收比率是 17.1%，部分監所超收比例更是超過 50%（例如高雄第二監獄、新竹看守所）。

 

二○一三年兩公約國際人權審查已指出，台灣監所超收造成的人權侵害狀態，亟待改善。關於台灣的在監比例，以人口兩千三百萬人粗略計算，平均每三百七十八人監禁一人，雖低於書中提及美國每一百四十三人監禁一人，但相較於歐洲每千人監禁一人，台灣的情況不免令人憂心。同樣可參照之處，則是關於再犯進入的比例，書中說明美國監禁失敗的理由係再犯率已攀升至 67.5%，台灣也有相當高的再累犯比例，在監受刑人有前科比例之情況，於二○○三年底 67.8%，每年維持小幅度上升，直到二○一三年底已達 78.5%，而二○一四年九月底數字達到 79.3%。57,814 人在監，其中有 45,875 人有前科。

 

而同樣令人怵目驚心的是二○○三年迄今，逾十五年以上（含無期徒刑）的長刑期犯成長約一倍，到了二○一四年九月已有 9,669 人（受刑人總數則約成長四成，見下表）：

 

在監刑期顯然受到二○○五年修法刪去連續犯，並提高數罪併罰宣告刑至三十年之影響，如再酌以假釋相關規範，有些人因案再入監後，極可能將於監所終老，不再重返自由，這般處境的自由剝奪感，沒被關過的人誠難想像。日前台北監獄一位假釋再犯的收容人，各刑相加，應執行期達三十九年，入監兩年後，他拿起工場作業的剪刀了結自己的生命。刑罰所製造的痛苦已超越他所能承受。

 

台灣的監所處遇情形，雖然不似書中描述的美國現況來得嚴重，但同樣有著「悠久」的重刑文化撐腰，不免讓人擔心再繼續惡化下去的結果，台灣會不會是下一個美國？

 

如何避免憾事發生，從不是監所單方面可解決的事情。本書作者提出一種新的監禁概念「倉儲化」，嚴格而言，監禁已是為了「保管」。監獄成為倉庫、犯人成為數字，而這失控的狀態，源頭是法官的槌子。

 

從上述的統計可知道，台灣也漸漸走向重刑化、高監禁率的情況。在依法審判的外觀上，審判者是否知道監所內正發生什麼事情？是否知道監所內再犯累犯入監的人數越來越多，監所教化之功能有限？最終會不會也走向本書作者悲觀的預知：「監獄存在的目的就像暫時圈圍住牲畜的圍欄，只是為了避免讓他們再幹壞事。改造的說法已不可信。」

 

長期禁錮於特別權力關係之下，監所收容人與監所之關係不為法治所關照，《監獄行刑法》、《羈押法》可說是給所方使用的管理手冊，兩部法令均制定於一九四六年，非以保障收容人權益為出發，應不曾考慮過犯人可以向法院控告監所，也無怪乎當受羈押被告不服看守所處罰而主張司法救濟時，翻遍《羈押法》竟無任何規範，法院也無法可審，被告自然也無路可走。

 

最終，大法官作出釋字六五三號解釋，宣告《羈押法》違憲。而後更有釋字六九一號解釋，大法官表示聲請假釋被駁回的受刑人，得透過行政法院來主張司法救濟。這自是《監獄行刑法》所未規範的事項。

 

霎時，我們以為被視為特別權力關係最後一座堡壘的「監所特別權力關係」即將瓦解，法治的陽光將照射闇暗的監所。然而，過去幾年，依照我們所看到的情況，難以樂觀。

    

在二○一一年，釋字六九一號解釋出爐後，台北、台中、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不服假釋被駁之案件共有十五件，其中有十四件為「起訴不合格式」駁回，原因有未繳納裁判費、未經訴願、未載明原、被告等基本之程序瑕疵，但聲請人均已將書狀順利寄出卻未能補正，原因如何不得而知，而其中一件有受實質審理之案件，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以假釋准駁屬行政機關判斷餘地之事項，司法應採較低之審查密度。（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一○二年度訴字第一五九九號）

   

本書作者提及受刑人在假釋委員會上被駁回，如同再被判一次刑，在特別權力關係下，被駁回也無從異議，釋字六九一號看似打開了法院的大門，對於在監天數影響巨大，案件量應不少，但由上述情況可知，監所距離法院還是很遙遠。

   

另一件監所處分的司法審查，則是死刑犯邱和順寄信遭所方退回要求修改之案例，攸關收容人的言論自由，監所以「妨害監獄紀律為名」加以干預。就此，最高行政法院則認為監獄對於受刑人通訊與言論自由所為管制措施，屬於國家基於刑罰權之刑事執行之一環，並未創設新的規制效果，不屬於可司法救濟的行政處分。（最高行政法院一○二年度判字第五一四號）白話來說，最高行政法院認為監所對受刑人基於管理所為之「措施」、「處置」，不是行政法院可審查的事項－這些措施都是剛好而已。

   

釋字六五三、六九一號解釋後，看似大法官認為司法應介入審查監所環境，然而，幾件判決看來，司法還未真正介入，甚至是認為不需介入。當然，上述屈指可數的受刑人聲請案件的情節，比諸書中所描述美國慘無人道的監獄處遇，自是「小巫見大巫」（或許有人會嘲諷我們應該學美國那一套，因為台灣的犯人太好過了），但令人有所遠慮的正是這種輕忽，恐怕是種下日後惡性循環的初因而不自知。

 

本只用於精神病患者之受刑人於狂躁期之皮手梏，監察院發現有受刑人被施用皮手梏長達一年；在美國以一小時為原則，若繼續使用，應有醫護人員在場。其實皮手梏根本未在法定戒具種類之中，而根據監院調查二○一○年一月一日至二○一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全國各監所共有二十六件性侵案件通報，其中十三件在台北監獄，本書提及美國平均每二十人有一人報告在監受到性侵。監所性侵黑數難以統計，於台灣的實際情況又是如何？對於監所性侵，曾有法院判決監獄對受性侵被害人應負過失之國家賠償責任。（桃園地方法院一○一年度國字第十八號），而真實的狀況只有這麼一件嗎？

 

邇來屢屢傳出的監所風紀問題，也與監所欠缺法治、過於封閉有關。在這些重大風紀事件背後，收容人所圖的可能是夾帶一封信、一斤茶葉、一條藥膏、一份比較輕鬆的作業或是一籠小籠包，於監所外應是如此稀鬆平常的事情。

 

社會學者高夫曼（Erving Goffman）用全控機構（Total Institution）來描述監獄、看守所等單位，人們進入機構後面臨一連串的屈辱、去人格化的過程，剝奪其本來在社會中的身分、地位，而收容人在歷經各種羞辱過後，還是得找出與機構共存的生存策略，靜待這樣的日子經過。少數有權勢者也許可透過各種合法、非法方式獲得「特權」，也可說是在全控機構下的一種生存之道。本書作者的一句「我們如何懲罰，也說明了我們大體上如何看待自己」，道盡了對人性求生的無奈。

 

「受懲罰者必須保有值得活下去的人生。」最終，作者提出本不在懲罰定義的第八項特徵，以一個卑微的說法提醒著我們：「無論如何，監獄裡關的都還是一個人啊！」過量且不必要的痛苦，已讓刑罰超越其應有之意義。本書閱讀過程中，令人反覆思索台灣的情況，對於監所發現自己所知極為有限且片段而局部，期待透過本書，吸引更多人嘗試認識在台灣的監禁實況，並思索懲罰的意義，正如本書前言引述塞謬爾．約翰遜在《講道集》中所說的：「懲罰的力量使人靜默，但它永遠無法促成真理的認識。」審判之後，不見得就能達到正義。

本文作者羅秉成律師為冤獄平反協會理事長；羅士翔律師為冤獄平反協會執行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