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祺浩   「台灣除了江國慶、蘇建和的冤案，還有其他冤案嗎？」，冤獄平反協會執行長羅士翔律師在台上問著大家。這問題不禁讓人思考，難道台灣有很多冤案嗎？而羅士翔的問題，又似在詢問我們：「難道台灣沒有其他冤案嗎？」 由…

文／徐偉群　中原大學法學院財經法律系副教授   德國也有人頭帳戶案，特別是，也有「提供帳戶密碼給陌生人」的案件。 提供人頭帳戶給詐欺集團，讓它充作被詐欺者轉帳進入的戶頭，這不但和詐欺罪有關係，同時也和「洗錢罪」有關係。事實上，德國立法者就把提供人頭帳戶的行為，訂為一種「洗錢行為」。 不過，德國立法者為了把「提供帳戶密碼給陌生人」納入刑罰範疇，新訂的是一條「輕率洗錢罪」。這裡的「輕率」是指「重大過失」的意思。 重點是，德國立法者並沒有認為，〞因為「一般人都知道不應隨意提供帳號密碼給陌生人」或者「提供帳戶給陌生人什麼事情都會發生」，所以，「提供帳戶密碼給陌生人」就是具備了幫助不法的故意〞。如果認為這種行為危害很大，要把它入罪，那麼立法者就還得創造一個「重大過失犯」的立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那麼，德國的法院又如何看呢？ 如果，德國法院和我國法院一樣，認為〞「一般人都知道不應隨意提供帳號密碼給陌生人」或者「提供帳戶給陌生人什麼事情都會發生」，所以，「提供帳戶密碼給陌生人」就是具備了幫助不法的故意〞，那麼，即使國會新訂的是「重大過失洗錢罪」，也不能阻止德國法院認定「提供帳戶密碼給陌生人」構成詐欺罪幫助犯，或者洗錢罪的故意犯。因為，一個過失犯罪名的存在並不能排除故意犯罪名的適用。（就如同，有過失致死罪的存在，但法院如果認為被告已經具備致人於死的故意，那麼照樣可以適用殺人罪） 但是，德國法院並沒有那麼做。即使案件被告是為了獲得租金，把帳戶出租給陌生人，而那個陌生人事實上就是犯罪集團，法院還是侷限在判斷這個被告有沒有構成「重大過失」的洗錢罪。道理很簡單，因為德國法院知道，就是不能混淆了過失和故意的標準，不能因為這個人輕率，就把他升級成故意，儘管他這個輕率的結果，受害者不止一人。 這，就是謹守「罪責原則」的要求，一個專業上的要求。 不僅如此，德國法院甚至對「重大過失」和「重大過失洗錢罪」採取嚴格的審查標準。僅僅是「提供帳戶給陌生人」，並不當然就是「重大過失」。如果，陌生人引誘被告提供帳號密碼的說詞，是足以讓被告合理誤信的，被告也不會構成「重大過失」，從而不會有罪。德國法院還更在客觀的層面，限定出於重大過失的交付行為，只有在「具體危險」的情況下才構成犯罪。 各位可以看到，即使德國國會立法的目的，是在擴大刑罰適用範圍，以收抑制洗錢管道之效，但法院並不因此「衝、衝、衝」，而是固守基本原則，避免刑罰適用的過度擴張。 那麼，德國法院的做法到底給了我們什麼訊息？ 我認為，就是關於「司法」一個極重要，極基本的認知： 「打擊犯罪」並不是法院的任務。 「打擊犯罪」是國家的任務，不過，那是「行政權」與「立法權」的任務。行政權與立法權都有「政策目的性」，但，「司法」就是沒有。司法的任務，是要把行政權、立法權的目的性及其手段框限在「法治原則」之中。這，才是法院該做的。 最後，為什麼要談這個問題？因為最近有機會聽到一位優秀的法官談「人頭帳戶案」問題。顯然這位優秀法官認真的上過課，瞭解到詐欺集團的精密分工和狡詐難纏，也認知到控制帳戶金流是節制詐欺集團的有效方法。不過，我也看到，法官在認真之餘，多少忘了「法官」這個角色，而把打擊犯罪的任務也背在身上。因為「打擊犯罪」的焦慮，法官的思維被「有效性」牽著走，「罪責原則」的界限也不自覺地退了位，於是，從譴責被告輕率，就跳躍地把被告當作故意犯來處理。 談人頭帳戶案的冤錯判，我想，恐怕要從釐清司法的任務開始。   延伸閱讀： 被騙又被冤，心酸啥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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