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冤筆記

2018年8月25日台灣冤獄平反協會年度論壇 譯者：許博鈞、林慈政、孫斌、李怡修 布川事件序幕 我是櫻井昌司，我親身經歷過一個冤案，這個案子在日本稱為「布川事件」。 今天非常感謝「台灣冤獄平反協會」的邀請，謹在此向協會的各位朋友，表達深深的謝意。另外，也非常謝謝今天在百忙中出席的各位來賓。 我對台灣的法律及司法制度不太了解，因此，以下所說的事情只會涉及我在日本親身經歷過的冤案，以及經歷後的一些想法、理解，還有，我現在的願望。不知道我今天的演講內容能不能達成這個大會的目標，但我接下來，我就談談我在獄中29年的生活，以及44年間持續努力平反冤案的經驗。請大家多多指教。 51年前，也就是1967年8月28日晚上，在日本茨城縣利根町一個叫做「布川」的地方，有一位62歲的獨居男性遭到殺害。因為房間內有被翻動的痕跡，警方以強盜殺人方向開始偵查。因為事件發生在叫做布川的這個地方，因此被稱為布川事件，我與杉山卓男先生，被當成這個事件了犯人。這就是這個事件發生的起始。 我跟杉山兩個人都住在利根町，當時分別是20歲、21歲的年輕人。我們都是被稱為不良少年的人，過著不怎麼光彩的生活。具體來說，杉山屬於毆打、恐嚇讓人把錢交出來的暴力份子。相對地，我則是低調地，趁人不注意時偷竊財物。因為類型不同，我們的關係其實也不怎麼好。 依照日本警察的偵查手段，會先懷疑一般人所說的「壞人」，以此為起點開始偵查。如果是現在，大概會先到處收集調查監視錄影，從中過濾出犯人。在51年前，除了在案發現場採取指紋等證據，尋找目擊者之外，同時也會鎖定有前科的人，或是有負面傳聞的人，聽說那個時代是這樣開始偵查。 布川事件中，從案發現場採取到的物證有「43個指紋．掌紋」、「8根頭髮及陰毛」。案發現場的目擊證人部分，有一個31歲的母親，以及她12歲的兒子，她們一前一後在數分鐘內從房子前面經過，分別目擊到兩位男性。一位站在房子前，另一位則是在廚房的出入口，與被害人談話。 警方以這兩位男性為犯人的方向開始偵查，據說也有人被逮捕偵訊，但始終找不到犯人，一直到了10月10日(譯者按：大約案發後40天)，我因為涉嫌偷竊「朋友的褲子及皮帶」而被逮捕。從這個時候開始，冤案．布川事件正式拉開序幕。 我的虛偽自白 日本警察裡有一句話，叫做「沒有確證的確信。」也就是說，即使沒有證據，只要確信嫌疑人就是犯人，就要想辦法讓嫌疑人自白。這樣的傳統偵查手段，正是日本製造冤案的一個重要原因。 台灣已經施行了全程錄音錄影，因此，偵查過程中應該已經沒有人使用暴力手段了吧。相對地，日本在這方面的規範並不完善，僅有部分錄音錄影。對於沒有確證，只有確信而逮捕到案的被告，使用暴力式的偵訊，是被默許的。日本警方受到的訓練是，「既然已經逮捕，就要徹底給他好看，如果覺得自己抓錯人了，那就是輸了。因此，應該要把被告帶到偵訊室，跟被告比拼體力，想辦法讓他自白。」即使是現在，日本警察仍然使用這樣暴力式的偵查訊問手法。 差不多在兩年前，東京「杉並區」的一個國中生因為涉嫌偷東西，而遭受調查。在偵查過程中，警方威脅這個國中生：「你不承認我就不放你回去，讓你的一生到此結束！」因為這個過程有被錄音筆錄下來，經過媒體報導，大眾才知道這件事情。對於一個國中生的偵查，竟然會使用強暴手段，那麼，大家應該可以想像得到，對於成人的偵查又會是如何了。 51年前，取手(譯者按：地名，位於茨城縣內)的警察幹部對我說「你待在這裡的期間，我不會放任何人進來這個拘留所，你就慢慢住著吧」。之後，不是在偵訊室，而是在拘留所看守人員休息室內，從上午9點到午夜12點一直持續地逼問我。「趕快給我自白，我們有證據，有證人看到你跟杉山」。警官在「沒有確證，只有確信」的狀況下進行調查，因為這個警官相信，被逮捕的人就是犯人，因此，為了讓這個人「自白」，這個警官可以面不改色地說謊。 發生事件的晚上，我有不在場證明。當晚，我人不在發生事件的茨城縣，而是住在東京一個叫作「野方」的地方。我在我哥哥的公寓，也有到哥哥工作的酒吧喝酒。我跟警方說了不在場證明，但警方卻說「我們已經調查過了，你哥哥說你沒有去。不在場證明是假的。」畢竟那已經是距離案發超過44天的事情，警方的說法讓我以為自己記錯了。 逮捕後第5天，警方對我進行測謊，並告訴我「儀器顯示你剛才在說謊。你逃不掉的，趕快給我自白」。警方以這種方式逼我，最後，我在10月15日(譯者按：大約案發後50天)做了虛偽自白。 曾經有人跟我說「為什麼要自白？沒有做的話，應該繼續否認才對呀」。確實，如果冷靜地思考，的確是如此。但是，警局的拘留所內，連時鐘都沒有，是一個連時間感都會喪失的特殊環境。我不太清楚台灣的狀況，但在日本，警察一開始就會先叫被告把衣服脫光，確認有沒有偷藏凶器之類的。脫光被告的衣服褲子，一方是能夠命令對方脫光衣服褲子的人，另一方則是，縱然厭惡也無法抗拒，必須脫光衣服褲子的人。這兩種人所處的立場，有著懸殊的差距，這是很關鍵的。這個空間是，警官可以對被告為所欲為的密室。 請問今天的各位來賓，是否有哪一位有待在警局拘留所(譯者按：日本因看守所不足等問題，在警察局設有拘留所)的經驗？有這類經驗的話，可以舉手嗎？(譯者按：本句為譯者所加)(如果有來賓回答「我有這類經驗」，我希望能與該來賓對話，煩請幫我翻譯) 偵查，是一種精神層面的吵架。「就是你！」「才不是我！」是這樣的精神層面的對立。在3.3平方公尺的狹小空間內，每天超過12小時處於爭吵的狀態，是一種痛苦的精神折磨。 各位來賓當中，應該有人有與另一半吵架的經驗。也有人是與男朋友、女朋友吵架，或是在職場被上司或顧客責罵，而且是沒道理的責罵。請各位想像看看(譯者按：本句為譯者所加)，把這類吵架或是責罵連續持續好幾天，這就是警察的偵訊。 持續的爭吵，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結束，而且每天都被毆打。如果是犯人，想到說出「是我做的」就要進監獄，那或許還可以忍著不承認；但是，無辜的人面對的是偵查過程中，精神及肉體上的痛苦，為了逃避這樣的痛苦，而做出虛偽自白。 在日本，有一個惡名昭彰的「代用監獄制度」，也就是不將被告關押在普通的「看守所」，反而是關押在警局內的「拘留所」，而且可以長達數日。依照法令，在起訴之前，可以長達23天。如果一個被告在「本案」之外(譯者按：本句為譯者所加)，有「另案」的犯罪事實，那這個被告會被長期關押在警局內的拘留所，甚至可以說，已經沒有關押期限可言。無辜的人，沒有辦法忍受無止盡的偵查。 如果承認「是我做的」，偵查人員會問「那你怎麼做的，給我說清楚」，這時候無法回答「我不知道」，一定要說些什麼。但是，要做出虛偽自白是很簡單的。請大家想像一下，想像你已經承認，你就是布川事件的犯人。在承認之後，「我不知道」這種回答是說不通的。 案發時間是8月28日的晚上。當天白天超過30度，晚上也超過25度，這樣的溫度在日本稱為「真夏日、熱帶夜」。偵查人員問我：「被害人當時是穿著怎樣的衣服？長袖還是短袖？」大家想像得到答案嗎？接著，警官問我「是什麼顏色的衣服？」請問大家，知道答案嗎？可以想像到答案嗎？偵查人員聽到錯誤的回答，就會一直重複訊問，因此，任誰都可以說出答案。被害人好像是這樣死的，「穿著無衣領的白色襯衫，卡其色的工作褲」，要回答被害人的穿著，是出乎意料地簡單。 我之前住在事發地的那個小鎮。因此，關於這個事件，我有聽過一些傳聞，例如：被害人是在8張榻榻米的和室內，在壁櫥前遭到殺害。被害人嘴裡被塞了東西，且被白襯衫包覆起來。榻榻米遭到破壞，地板下的數百萬日幣被搶走。偵查人員手上有案發現場的示意圖，並以該示意圖訊問我，我則以之前聽過的傳聞作為線索，回答偵查人員的問題。要作出一份錯誤自白，出乎意料地簡單。 偵查人員說：「你殺了人，當時處於興奮狀態，因此，有些事情也不記得了吧。但是，多回答幾次，你就會想起來的。」 如此重複著一問一答，當偵查人員滿意我的回答時，就將我的答覆就記在筆記上。這樣的偵訊持續1、2個小時，任誰都可以做出煞有其事的自白。 雖然今日各個國家都是用電腦製作供述筆錄，但在51年前，則是由訊問者將問答內容寫在筆記上，再把筆記內容作成彷彿你如實招供一般的偵訊筆錄。 杉山在案件爆發的利根町是一個出了名的惡霸。雖然法院在9月下半就發出了逮捕令，但似乎因為他牽扯上地方的幫派鬥毆事件而逃到東京，導致比較晚抓到他。我在10/15被迫作出虛偽自白後就被逮捕，他也同樣地被迫做了虛偽的自白。因為上述兩份自白書，我和杉山被判處無期徒刑，其後的29年間，被迫在獄中度過。 員警偽造證據 對於因為他們毫無根據的確信而被迫自白的人，因為自身本來就是無辜，因此罪證不足，日本警察則用偽造證據來補強有罪的基礎。對我們受冤者而言，有組織性的偽造證據的日本警察，在世界上是相當異常的存在。接下來我們談談幾件警察偽造證據的案件。 在高知縣的仁淀川町，一輛校車和警用摩托車相撞，導致機動警察隊員死亡，這起案件被稱為高知機動警察事件。22名國三生與帶隊的3位老師所搭乘的巴士，在休息站用完午餐後，從停車場離開，要右轉至一條有中央分隔島的道路，正在等待的時候，被一輛警用摩托車以很快的速度撞進來。(譯者按：日本開車是右駕，想像時須注意。)在巴士後面跟著，駕駛自用車的校長，目擊了這場事故。坐在巴士上的22名學生、3名老師，坐在自用車上的校長和當時的駕駛片岡晴彥皆主張「巴士當時是停止狀態」，但法院卻認定巴士以時速6~10公里行駛而和警用摩托車相撞。 法院依據恰好行經對向車道的機動警察隊員所作的「巴士當時在移動」的證述，以及道路上留有約一公尺的巴士剎車痕跡，認為「身為專家的機動警察不可能會看錯，剎車痕是無可動搖的證據」，而為有罪判決。 關注冤獄平反計畫（innocence…

講者｜唐玉盈律師、林俊宏律師 記錄｜焦郁婷 編修｜顏思瑜 鑑於國民法官制度將於2023年上路，本場次邀請到唐玉盈律師及林俊宏律師，對此新制與冤案救援相關議題進行分享。 台日韓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比較 首先，玉盈律師透過比較日本裁判員及韓國國民參與審判制度，說明其與台灣推行國民法官制度之間的差異。玉盈律師提到，我國主要是以日本裁判員制度為範本，凡是重大案件，就會有國民法官參與，和法官一起討論，認定事實、適用法律及量刑；韓國則是由被告自行決定是否聲請陪審團審判，而實務上大多被告是希望聲請陪審制度的。按現行規定，我國由三個職業法官搭配六個國民法官一起討論，九人投票，以三分之二多數決來決定。 玉盈律師接著說道，為了解案件於國民法官審判及職業法官審判的情境下，被告「無罪率」的差異，她在查詢文獻後發現，日本的無罪率差異不大──雖然在裁判員制度下無罪率會略高一些，但整體而言無罪率仍低；而由被告聲請參審的韓國，經比較同一時期國民參審法庭的無罪率為5.9%（若含一部無罪則為8.7％），職業法官的無罪率則是3.1％，可初步推測陪審員傾向採取無罪推定。另外在韓國，職業法官可決定是否採納陪審員意見，經統計有91%會參採；而在不一致的29件案件中，有26件是法官推翻陪審團無罪決定，為有罪裁判。 台灣模擬法庭的情況 針對台灣的狀況，玉盈律師則以模擬法庭的結果進行比較，但她也強調，模擬時受限於審理時間，往往會簡化案件相關事實，並非基於完全相同的資料來認定。其中，有一起夫殺妻未遂的模擬案件，事實並沒有爭議，爭點在於被告有一段時間未遵循醫囑服用控制精神疾病的藥物，而國民法官最後認定被告無罪。 作為這件模擬案件辯護人的俊宏律師也回應，當時在模擬庭上，有傳鑑定人進行交互詰問，向國民法官說明被告為何會做出這樣的行為，並解釋被告是否具備認知、能否控制自己的行為，讓國民法官了解精神疾病如何在法律上被理解；然而，本件實際情形卻僅有書面鑑定報告，沒有傳喚鑑定人出庭。玉盈律師補充道，在現行國民法官制度下，證人與鑑定人原則上都應出庭進行交互詰問，因為國民法官在審理中沒有機會完整閱讀鑑定報告，因此需透過交互詰問的方式，將證據內容逐一呈現，讓國民法官用較白話的方式了解事實相關證據。她也指出，若本案是職業法官判決無罪，很可能會產生被告「裝病」的輿論，但作為一般人代表的國民法官，在本模擬案件中卻做出無罪的決定，值得反思。 另一起案例在模擬法庭中，則是一部無罪的結果。此案是兩人在互毆的情形下，一方跌倒失去意識，最後身亡。原判決認定，被告行為成立過失致死，一審甚至判處有期徒刑7年（最終處4年6月），但是到了模擬法庭，國民法官卻認為過失致死部分無須負責，只以故意傷害處有期徒刑2年6月。 玉盈律師接著說，若從平冤的角度探討國民法官制度，可能浮現的疑問是：在此制度下，冤案形成的機率是提升還是降低？這是模擬案件無法真正觀察到的部分。另外，關於國民法官的討論，最常提到的顧慮是職業法官的威權效應，但若以韓國的情況來看，其實不然；而我國的國民參審，究竟要採陪審制或參審制，司法界當初也有考量權威效應，經過一番討論。 對於新制，玉盈律師表示，檢方時常擔心國民法官較易「輕判」，如以模擬案件結果而言，國民法官確實對於「判處有罪」採取較保守、謹慎的態度，且所判刑度較低，或許是因為沒有人想成為冤案的製造者。另外，國民法官也希望能看到「確切」的證據再來定罪，但對檢方而言，多數案件不會是真的罪證確鑿，事實是需要靠調查堆疊出來的。在這樣的思維下，檢察官在審前準備程序中，可能會堅持提出某些不爭執事實的相關證據，來讓這些證據同時呈現的情形下，形成被告有罪的事實。對於此疑慮，玉盈律師也打上了一個問號：當檢方堅持納入這些證據時，堆疊出的究竟是犯罪事實，抑或是對於被告的偏見？   此外，關於國民法官法庭在評議時的座位分配，考量每位成員都是平等的，也避免威權效應，曾討論是否要採圓桌、沒有主持人或主導者的位置，最後可能因各法院的空間限制而未採納；然而，俊宏律師也對此提出質疑，無論是設計上安排圓桌，或是讓職業法官與國民法官穿插座位，只要有「職業法官」的存在，討論時就不可能平等；雖然國民法官有六人，看似比較多，但這就好比把三隻獅子跟六隻兔子關在一起，最終到底是會聽獅子，還是兔子的呢？ 緊接著，玉盈律師再以三部與國民法官、法庭相關的戲劇舉例，指出劇中皆出現「有疑點就無法做決定」的角色，以此傳達審慎看待每件審判的態度。另外她也談到《冤罪論》中的「冤案意識」──這本書是日本前法官森炎的著作，他認為，每個案件都有冤案風險，應該抱持這樣的信念來看待所有刑事案件，不要覺得冤案是特例。最後，玉盈律師分享過去參與國民法庭的心得，認為審檢辯應建立共同責任目標：盡力協助法官做出正確的判決，減少造成認知偏誤的資訊，例如採取「卷證不併送」的作法，否則若讓檢方的有罪故事版本先進入法官的認知，接下來的審理恐怕只會注意到支持有罪的證據，而忽略了案件中的矛盾及疑點。 國民法官制度中的爭點 玉盈律師認為，現行新制比較有爭議的部分在於起訴書的記載方式。起訴書首先會送到法官手上，以確定起訴及審理範圍（例如究竟是殺人罪或肇事逃逸的公共危險罪），但其內容應盡可能簡化，列出時間地點、參與人、主張罪名即可，不應進入細節，因為人對於愈細節的描述，往往會覺得愈可信。而起訴書的用字也需經過適當的討論，若過於主觀，或參雜太多詮釋資訊，可能會影響國民法官的判讀。著名的記憶學者Elizabe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