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國際書展】冤案翻譯與冤案救援 座談分享

講者｜李怡修研究員、柯昀青倡議主任
記錄｜林宥妤
編輯｜韋昱安

今年的國際書展座談《冤案翻譯與冤案救援》，我們邀請到日本龍谷大學犯罪學研究所的李怡修研究員和平冤倡議主任柯昀青，來分享冤案救援為什麼需要透過翻譯？而翻譯的貢獻和極限又是什麼？

冤案救援為什麼要翻譯？

提到冤獄平反協會的主要工作，昀青主任首先說明在個人層次上，分成冤案救援跟被冤者關懷，雖然在立案後會協助被冤者及其家屬，但如果不綜合來看是什麼原因造成這些冤案，只會有更多的個案產生，所以就有了比較社會層次的工作—冤案研究、制度改革、公眾倡議、國際串聯，而冤案翻譯就是這四個工作項目的一部分，可能是冤案研究的一環，可能是制度改革的素材，也可能像今天的書展座談，成為公眾倡議的一部分，至於國際串聯，其實也就是翻譯扮演要角的領域，讓我們可以學習其他國家成功、失敗的經驗。

冤案翻譯要翻什麼？

平冤出版的書當中，除了關於本土冤案的四本，其餘都是國外書籍，包含《路人變被告：「走鐘」的刑事司法程序》（美國）、《冤罪論：關於冤罪的一百種可能》（日本）、《法官的被害人：德國冤案事件簿》、《誤判：法國冤案事件簿》、《審判的人性弱點：美國前聯邦檢察官從心理學與政治學角度解讀冤案成因》、《審判數學：在法庭中數字如何被運用及濫用》（多國）等，都是談論這些先進國家的冤案議題。昀青主任表示，大眾時常會認為冤案只存在於古早的包青天或是威權時代，如果司法有所進步，照理來說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但這些書卻告訴我們，社會、司法、人進步了，但進步之後錯的方法也不一樣，就像我們寫考卷的時候，不會到下一章就不再出錯，有可能會在不同的地方跌倒，而別的國家跟我們跌倒的地方可能相似、也可能不一樣，這也是翻譯書籍的重點。

除了書之外，昀青主任接著提到平冤翻譯的一些非出版品，例如2009年的NAS Reports在講美國的司法科學（鑑識科學）應該要進步，2016的PCAST報告，是美國以總統層級寫了一個報告，討論2009到2016年間司法有沒有進步、現況是什麼樣子，這些對台灣來說都很重要。平冤每年也會在網站上架美國國家冤案登錄中心（冤案資料庫）的報告，這是因為美國冤案數量比台灣多，可以有量化的素材去做冤案的研究，但台灣目前還沒有辦法，所以這些統計資料也成為了翻譯的內容。而布川事件攻略，則講述日本無辜計劃其中一位很重要的冤案當事人櫻井昌司，在被捲入冤案44年後該如何平反。

如同開頭所述，平冤有許多和國際串聯的活動，像是邀請國外的當事人、律師來分享經驗，這些也需要翻譯，昀青主任表示，現場口譯是件挑戰度頗高的事，尤其是當講者在分享的時候突然引經據典，亦或是出現一句成語，往往考驗的是譯者的臨場反應。其實，不僅是邀請國外講者來和台灣分享，平冤也有機會帶著平反後的被冤者飛向國外參加活動，例如2019的美國無辜聯盟年會（Innocence Network Conference），平冤的當事人鄭性澤就曾代表亞洲社群的死刑平反者，對著國外的聽眾分享自己的故事，這種時候當然也會需要口譯。而因爲疫情的關係，現今透過網路連線邀請國外講者變得更加容易。無論是哪種活動，口譯最需要琢磨的便是如何精準地把講者的話翻譯出來。

最後，昀青主任也提及了字幕的翻譯，例如平冤之前為了在十週年特展上播放日本導演金聖雄拍攝的櫻井昌司紀錄片《我的紀念日》，還得事先將大約100分鐘的字幕翻譯出來，又因為除了台灣，大部分國家的電影其實不會有字幕，所以通常要到影片檔之後還要自己聽打、上字幕才算完工。

如何將一本書變成中文書？

對於來參加書展的觀眾來說，外文書本如何變成現在所看到的中文版本或許是大家感到最好奇的，昀青主任表示，語言的翻譯只是其中一個環節，書本翻譯的整個過程其實包含了找書、選書、找出版社、翻譯、討論、校訂兼修、推薦序、宣傳等等步驟。以平冤來說，最特別的便是翻譯、討論的部分，其他出版社的翻譯工作一般是自己一個人挑燈夜戰，但平冤卻是要花很多時間跟作者討論怎麼翻，所以也常常開翻譯讀書會，而譯者在翻完之後志工會先看過，對照原文跟中文，討論是要用原文，還是用台灣的法律用語，讓內容更精確好懂。

冤案翻譯在冤案救援上的運用？

一般人在想到冤案救援時可能會有這樣的疑惑：救援團隊不是應該去找證據、提再審嗎？翻譯書本對於冤案救援究竟有什麼幫助呢？對此昀青回應，在冤案救援的過程中，如果翻譯的資料是有幫助的，即使不能像律師直接站在法庭上辯護，仍可能推動案件成功平反，例如《審判的人性弱點》這本書就是觀念轉換的一個好範例，本書的作者原先是美國聯邦檢察官，直到後來在大學當教授，帶領Ohio Innocence Project，才發現自己以前忽略了很多冤案中隱藏的盲點，並開始反省以前怎麼會看不到這個錯誤。昀青認為，若這樣的經驗故事能有機會被台灣的檢察官讀到，帶來的反思效果或許會比起旁人直接批判還有用。又比方平冤的鄭性澤案，其刑事補償狀裡面就引用了一段美國社會學跟犯罪學的研究，討論「曾經遭到死刑冤判的人，被送到死牢裡面，處在隨時有可能被執行的情況之下，這件事情在平反之後會有什麼影響？」她解釋道，因爲台灣冤案數量沒有美國那麼多，也沒有這樣的實證研究，因此透過美國研究、學術文件的基礎，他們便有機會告訴法院死刑冤案跟一般冤案的痛苦有何不同，進而形成另一種和法院溝通的管道。

 

冤案翻譯的收穫？

輪到李怡修研究員分享她的翻譯相關經驗時，她說冤案翻譯的有趣之處，是在於個案翻譯、理論翻譯的過程中可以收穫很多知識、發現其他國家有趣的事情，也有機會參與兩個國家之間的交流。

當然，在從事冤案翻譯的工作時，也有讓怡修感到「不算是有趣」的收穫，例如她接觸過的日本知名冤案：袴田案以及大崎事件，都還在準備再審，在這段相當漫長的等待中，被冤者們並不知道平反的盡頭究竟在何處，而這些情況都讓她感到相當感慨。作為一個長期夾在台日之間的譯者，怡修也發現翻譯不會只是工具性的翻譯，因為你會看到很多人的感情，有時候可能還會陷在裡面。

回憶起自己讀博士時的回憶，怡修表示研究跟翻譯其實是很衝突的東西，因為研究會有一個中心主題，需要研究者單點、深入的了解，這時，偏離那個主題的東西可能就不在討論範圍內，然而翻譯卻需要了解很多東西，例如別國的國學常識、成語怎麼翻譯，這些都是要譯者自己去慢慢摸索的。

 

冤案翻譯的下一步？

講座尾聲，兩位講者拋出一個提問：以冤案救援為目的的翻譯下一步為何？對此怡修認為，冤案翻譯不一定只限定於英文、日文，因為在處理冤案時會接觸到很多東西，所以也會需要不同領域的頭腦，如果可以接觸到不一樣的國家，例如離我們並不遠的韓國、東南亞，我們也可以得到更多資料去談論冤案。和怡修的想法類似，昀青則認為，每個人學語言往往要花很多時間，大部分人身邊較為熟悉的語言，可能有英文、中文、台語、客家、德文、日文、法文等等，但全世界並不是只有這些國家有冤案，正因為我們不可能一個人精通所有語言，若以後有更多會不同語言的翻譯志工，我們就有更多機會不同族群、文化背景的特色，並拓展冤案翻譯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