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案研究】平反案件再檢驗 I
主持｜林國泰律師
報告｜李承龍副教授、謝煜偉教授
與談｜楊文超副教授、施志鴻副教授
記錄｜陳佑昇
編輯｜黃則瑀、柯昀青
平冤協會自2020年起展開台灣平反案件的回溯研究，希望能釐清失誤與錯誤如何堆疊，最終導致一場司法錯誤的出現。今年度的平冤年度論壇舉辦首場冤案研究的發表，由平冤協會的理事林國泰律師擔任主持，邀請到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刑事警察科的李承龍副教授，以及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的謝煜偉教授，發表過去一年餘的研究成果，並分別邀請到中央警察大學的楊文超副教授、施志鴻副教授擔任與談。
林國泰律師
〈蘇建和冤案的現場重建與科學證據的探討〉
李承龍副教授：現場與物證才是釐清真實的基礎
李副教授的研究是以蘇建和案作為案例，討論現場重建與科學證據，如何能協助我們接近真實、平反冤案。
在開場時，李副教授即開門見山地指出，他認為冤案常常肇因於證物不足，再加上早年辦案注重自白，違法取供的情形嚴重，導致判決會數度在有罪和無罪間擺盪。以蘇建和案為例，在法院認定的事實版本中，強調被告們行兇時「刀棍齊下」，然而扣案警棍沒有驗出血跡反應，屍體上不見棍傷，所謂犯案用的開山刀和水果刀始終沒有扣案，菜刀又先曾遺失，後續被發現時又已嚴重鏽蝕，這些全都嚴重影響法院的事實認定。
李副教授認為，在法官難以回到犯罪現場的情況下，缺乏證物與現場資料，要討論該案的幾疑點，包括「是否有性侵」、「有多少人共同犯案」、「被害人衣物是否有更換」，是相當困難的，這時就有賴於現場重現技術的輔助。
時隔二十年，經過李副教授重建現場，發現被害人下體沒有分泌物，衣服也並未被更換過。不只如此，屍體的傷口深及骨骸表示兇手孔武有力，傷口皆為平行傷，更表示為一人連續砍殺所造成，而上述證據在在與有罪認定有所不合。至於是開山刀還是水果刀？刀型百百種，又如何確定是何種刀型所致？李副教授提到，鑑識專家李昌鈺曾經進行四人「刀棍齊下」的模擬，發現四人動作彆扭，在狹窄空間中，動作稍大就會互相碰撞，因此更是不可能的犯罪情境。
然而，不管現場模擬對於判決有多大的幫助，李副教授也坦承，現場重建依然過於費時、費力，在目前限制之下，應該也很難在每個案件中都應用此項技術。他認為，嘗試結合新興科技，例如虛擬實境（VR）技術來重建現場，讓審判者得以身歷其境，直接看見現場狀況，降低以人為推斷、揣測的方式認定事實，或許也是能夠讓我們更接近真實的絕佳方案。
李承龍副教授
楊文超副教授：現場重建的可能性
在與談時，中央警察大學鑑識科學學系的楊文超副教授提醒，現場重建技術具有不同限制，例如諸如倫理性、證據取得方法、科學的信度與效度（是否穩定、是否有效）、認知偏誤等等，都必須被謹慎看待。至於信效度的提升，除了提升科學品保品管外，也可以推動實驗室認證等，並引進外國標準作為效度指標（可參考所謂道伯法則）。
楊副教授也舉出美國鑑識科學界的兩大地震為例——第一次是由2009年NAS報告所致¹，其中認為鑑識方法不能只有呈現研判結果，而需要有客觀的數據作為佐證。第二次，則是2016年的PCAST報告²，其中強調要透過實驗室的認證、人員的證照制度和能力試驗等措施，以嚴格的標準強化鑑識科學。楊副教授期許台灣可以仿照這兩種路徑：推動實驗室認證，增加對話平台以因應國民法官法上路的需求等，皆為可能的方向。
楊文超副教授
¹ 2009年，美國國家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遵照國會指示，發表《強化美國司法科學：邁向前路》（Strengthening Forensic Sc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A Path Forward）報告，分析當前司法科學社群的挑戰，並提出建言。詳可參冤冤相報第57期〈邁向前路：從NAS報告看冤案救援的下一階段〉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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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由心生？許哲偉案冤罪成因分析〉
謝煜偉教授：科學證據往往是「出罪」的利器，然而在運用科學證據時，更必須清楚其界限
謝煜偉教授的研究，以2018年平反的指認冤案許哲偉案為基礎。謝教授開宗明義地拋出一個提問：指認證據高度仰賴人為對於「像」或「不像」一事的主觀判斷。但究竟到底像還是不像？是存乎一心，還是有客觀標準可以依循？
過往案例與文獻已經告訴我們，單純只用幾張照片來進行指認，出錯的可能性非常高，因此我們應該要在指認過程中納入更多的科學，例如心理學，加以輔助。科學證據往往是「出罪」的利器，但是否皆可作為入罪的工具則不一定，謝教授提醒，在運用科學證據時，更必須清楚其界限。
首先，謝教授向講者介紹本案案情：某犯嫌連續運用詐欺式竊盜手法，利用路人信任，藉機騎乘機車、搶走手機。經過調查，有兩組車牌具嫌疑，其中一組為LD3開頭，另一組為376開頭，由於犯案手法相同，偵查人員認定為同一人犯案，而許哲偉正是LD3車牌之車主。不過，許哲偉始終喊冤，表示自己的車牌在案發之前遭人拔走，自己並未犯案。
雖然根據舊的車籍資訊來看，許哲偉的機車是白色的，而犯案監視器畫面中的機車卻是黑色的，車型也不同；另一台376車牌的車主，也陳述他的車牌同樣遭竊，並未犯案，並因而洗刷嫌疑。在眾多相同手法的案件中，我們還可以注意到，同樣併案處理的案件，卻出現有部分有罪、有部分無罪的結論，這全都顯現了辦案過程中的瑕疵。
許哲偉捲入多起案件，在台北、新北的法院中奔波，雖然有部分判他無罪，本案一審也判他無罪，然而二審卻遭改判有罪，鋃鐺入獄。本案平反關鍵在於監察院的調查報告，以及真兇的自首，但謝教授指出，本案開啟再審的理由雖有提及指認瑕疵的問題，以及監察院的調查報告，但對於真兇浮現一事並未明確處理。
在案件平反之後，讓我們回過頭來思考，本案是如何成為一起冤案的？謝教授指出，我們都已經知道，證人可能受到誘導、壓力，因而做出錯誤指認；但就本案來說，由於除了指認瑕疵之外，本案也存在許多其他類型的瑕疵，換言之，就算我們去除這些問題，這起冤案還是可能發生。
舉例來說，車籍資料顯示顏色不同、現場監視器拍到另一台相同車牌的重機，這些都是偵辦人員應注意、但卻未能注意到的疑點。重新爬梳本案的證據構造後就可以發現，除了主要事實的認定外，本案最重要的就是間接事實的支撐，而且這些間接事實全都是在指認瑕疵之前就出現的，即便二者（監視器資料和車籍資料）相互矛盾，卻因為偏見而無法發現，反而成為支撐錯誤指認的原因。
謝教授繼續分析，指出案件從偵辦到了審判，依然是繼續累積、加深原有的偏見，使得錯誤難已被察覺。舉例來說，本案法院有當庭進行指認，但在警方、檢方都已經做過多次指認的狀況之下，證人記憶早已受到汙染，對於釐清案情跟前期錯誤，也毫無幫助。
換言之，謝教授指出，儘管本案具有明顯的指認瑕疵，但如果真的要避免類似冤案的再次發生，只透過改善指認程序，或許仍有不足之處。真正的關鍵還是在於，那些發生在指認瑕疵之前的偏見，與先入為主的謬誤。
那麼，我們要如何避免這些偏見與謬誤的持續發生呢？謝教授建議，第一是要更願意面對矛盾的證據，第二是強化「犯人識別供述」的信用性；後者具體來說，可能有幾種做法：（1）全面排除目擊證言，（2）要求補強證據，（3）專家鑑定，（4）（對陪審團）指示。謝教授最後指出，在評估這類「犯人識別供述」的信用性時，重點應該不在其講的多逼真、多有臨場感，而是在於其供述的正確程度、與其他客觀證據的合致性，而且必須將此類證述視為是較為次要得證據，不能作為被告有罪判決的唯一或主要證據。
謝煜偉教授
施志鴻副教授：若組織脈絡沒有改變，即便科技不斷進步，冤案錯誤還是會在不知不覺中發生
施副教授的與談從偵查辦案的角度切入，帶我們了解警察辦案時為何將不是兇手的人移送、交由檢方起訴。他說明，辦案會先經過濾嫌疑人的過程，而受限於資源分配、組織文化結構等因素，造成一開始查案的困難，因此也常會出現錯誤，包含錯失找到真兇的時機。
警察啟動偵查有許多方法，而不同方式有不同的心理影響，例如面對現行犯時、可以當場立即處理的偵查思維，與普通機車竊盜案等需要另外調查證據的案件，辦案心態上即有明顯不同；而通常在遇到連續案件時，警方就會有破案壓力。其中，「主動式」偵查思維，會傾向以審判邏輯來思考、也就是想證明此案的真兇，但若在偵查前端找不到證據即無法進行。故而會進一步啟動「連結分析」這類主動偵查辦案方式，在許哲偉案中即用了傳統連結分析概念：同一時空背景下發生的類似案件，是同一人所為的機率很高。而如警方在調閱監視器後，發現車牌車型不同，會連結認為此與犯罪人的思維有關（為規避偵查而改車牌），最後過濾出本案嫌疑人。整體而言，偵查過程仍處於開放驗證的階段，不過當進一步比對地緣性、看前科資料後，若符合即會鎖定嫌疑人。
施副教授說，理論上警方在確認與排除嫌疑人時應該要同等注意，然而這也牽涉到當已投入許多資源調查、會希望先前所做的並非白費，因此更傾向於確認嫌疑人而非排除；而這也呼應了實務常說的「最認真的偵查人員不一定是最好的偵查人員」。在此施老師強調，偵查人員專業訓練應該要是「逆人性」的訓練、要能夠停下來思考；然而不可諱言的，對於警察而言，移送和起訴仍會是辦案的心態及目的。接著，施副教授討論各類執行者偏誤，包含陪襯者偏誤、指導語偏誤、呈現方式偏誤（例如單一照片指認）、以及最常見的提供誤導性資訊，在警方期待能在過程中達到驗證自己的目的之時，便會產生各種心理學上的偏誤。
施副教授接著談到指認程序，公平的指認程序僅能代表沒有偏誤、但不代表指認結果是真的，施副教授進一步指出，以現在科技發展，指認證據可做為一個辦案方向，或可限縮其於法庭上之證明力、作為補強證據。施副教授提出以下幾點建議：從偵查角度而言，應從結案導向轉變為發現真實導向；而對於指認程序，現行實務上確有操作困難，建議引進標準化影像指認系統；最後，偵查詢問模式應避免僅是確認取證結果、而是著重於繼續蒐集資訊的面向。最後施副教授強調，改革永遠脫離不了人的世界，這也意味著組織文化、資源等面相都會影響，事件不應僅從個案角度來看，而若造成錯誤的組織脈絡沒有改變，即便科技不斷進步，冤案錯誤還是會在不知不覺中發生。
施志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