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在他鄉（三）：通譯說了算？　「一人三角」的通譯角色

文／黃芷嫻　冤獄平反協會辦公室主任

「司法通譯在訴訟程序上係居於關鍵性地位，其傳譯功能不僅止於被告訴訟防禦權之保障，對犯罪事實之發現及判決結果亦有重大影響」。
～摘自監察院103年調查報告～

通譯行為，例如，是否曲解原意或有隱匿、漏而未譯之情事，皆有可能影響傳譯品質。不當的通譯行為－「超譯」（添油加醋）或「錯譯」（指鹿為馬）－與不良的通譯品質都將影響法院對事實之認定，或是在量刑上失了準頭，嚴重者更產生誤判，造成冤抑。因此，不只法院通譯倫理規範明訂通譯行為需「公正誠實，不得擅自增減、潤飾、修改、曲解原意或隱匿欺罔」（第5條），〈法院通譯使用作業規定〉及〈檢察機關辦理刑事案件使用通譯應行注意事項〉的要求，案情繁雜的案件得選任二名以上通譯，分任主譯及輔譯，以確保傳譯的正確性。

然而，除了上揭「超譯」或「錯譯」外，通譯的「角色」亦可能直接、間接影響其通譯行為。例如，在移工（即所謂的外籍勞工）的勞資爭議案件處理上，常發生為「事主」（業主）媒合工作人才的仲介公司為業主提供翻譯人選的問題。可想而知，翻譯人選與相關人等的利害關係考量下，犧牲的往往是遭勞力剝削、苛扣工資的移工權益。

在司法程序上，法院通譯若與任一方有利害牽扯，司法的公正性將啟人疑竇，所涉及不只是個人財產、人身自由的侵害，更是攸關性命的大事，不可不防。不只法院通譯倫理要求「利益衝突或其他影響中立執行執務時應主動告知法院」（第8條），刑事訴訟法中亦明訂通譯需迴避之要件與規定。遺憾的是，在實際的案例中仍不免發生未恪守遊戲規則的情況。以下，我們來看看實際的案例（以下改編自真實案例，名字均為化名）：

阮清樺，一位年輕的越南籍男性移工甫來台工作，受僱於吳倚恩擔任董事的工廠工作。就在阮清樺就職一個多月的時間，聲稱遭強制性交與猥褻。阮氏在事情發生後，曾以電話、簡訊方式告知在台工作的姊姊及協助通譯的黎英婕說明案發經過，社工亦表示在安置中心時阮清受到驚嚇。

本案沒有任何科學證據（如，DNA檢體），僅有供述性證詞。

同鄉情誼：「有人情味」的通譯？

黎英婕，是位有法庭經驗的通譯人員，過去較常處理家庭暴力與離婚案件。她與阮清樺因案件而結識，在公領域她是協助社工在安置中心了解阮清樺案情的「翻譯」，但在私領域中，她的角色亦是位有人情味的同鄉。阮清樺屢次表示想自殺，擔心其輕生的黎英婕亦時常於電話中給予鼓勵。黎英婕亦曾於地檢偵訊時以證人身份具結其所述內容為真：

他剛開始情緒很不定，打電話的時候說「發生這種事情很丟臉，我的腦子裡都是被告性侵我的畫面，我都無法睡覺」，我聽到之後就跟他說你要加油，他說他怕活不到出庭的那一天，他說他……想要去自殺，他打了很多次電話給我，都是在講這些內容，都是一邊講一邊哭。

對人際關係網絡缺乏的異鄉者來說，黎英婕在某種程度上扮演了安撫情緒及諮詢的角色。然而，她的人情味，卻不免與其法院通譯角色抵觸：「通譯不得接受請託關說或收受不正利益，並應避免與傳譯案件之當事人、證人、鑑定人或其他關係人有案件外之接觸」（法院通譯倫理第10條）。

怎樣才算「案件外之接觸」？若採最嚴格的界定，所有在法庭之外的私下接觸都應避免，畢竟，私下接觸頻仍，即使未有收受不正利益之事，也難以確保無「超譯」之情事：挾帶自己對案件的認知與詮釋。目前法院通譯，除非案件被告人數眾多或重大刑事案件，法庭鮮少出現2位以上的通譯。在缺乏輔譯者角色以確保傳譯的正確性之前，傳譯品質既無從檢驗，通譯倫理當然格外重要。

當法院棄遊戲規則於不顧，一切通譯說了算？

本案特別之處，不僅只是「案件外接觸」可能影響傳譯公正性的倫理問題，更是一人分飾三角的通譯角色已直接違反「通譯迴避」的法律規定。黎英婕於偵訊時的證人角色原無不妥之處。然而，本案在地院審判時，黎英婕一方面作為「證人」角色，一方面卻仍於審判中擔任法庭通譯，顯然違反刑事訴訟法之規定，奇怪的是，黎英婕不懂法律也自在情理之中，但吳倚恩的選任辯護律師竟亦未為其主張，更離譜的是，難道連法官也不熟悉相關法律？

依刑事訴訟法第25條，法院通譯準用該法有關推事（即法官）迴避之規定，即：曾為證人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第17條第6款）；若未自行迴避，當事人得聲請迴避（第18條）；聲請迴避應以書狀為之，但於審判期日或受訊問時，得以言詞為之（第20條），而聲請迴避則由合議庭裁定（第21條）。

黎英婕作為法庭通譯，向庭上表示自己願意擔任通譯，但不希望自己的名字讓吳倚恩知道，因為「我擔心遇到當事人」，審判長則以「你今日還要擔任『證人』，不可能不叫你名字」為由，再次詢問黎英婕：「你今日仍須就證人身份證述，你今日是否願意擔任通譯？」，她則回答：「我願意」。

在本案中，黎英婕不知自己應當迴避、辯護律師亦未替吳倚恩主張聲請迴避，連本應裁定聲請迴避的法官自己都踩了法律的界線：作為證人，不應再擔任法庭通譯。司法院102年發布的「法院通譯倫理規範」，第2條即強調「通譯應遵守法令及本規範，…以公正、誠實之態度執行傳譯職務」；第8條，「通譯就傳譯案件有拒絕通譯原因、利益衝突或其他影響其忠實、中立執行職務之情形，應主動告知法院」。試問，作為證人，如何「公正」執行職務？

本案，黎英婕作為證人，又是通譯，在其與阮清樺數次聯絡中亦不免帶有社工安撫、諮詢的色彩。她的一人三角，當法官參佐其證詞的同時，亦在不同供述性證詞間相互補強了本案社工「我看的出來他（阮清樺）受到驚嚇了」的證詞，難免亦影響法官的心證。本案欠缺物理／生物性證據，法官僅憑供述性證據定罪，一人三角的通譯角色－安撫諮詢、證人與通譯兼具－外加將遊戲規則丟一邊的法庭運作，無視通譯迴避之規定、沒有輔譯監督譯文正確性，一切「通譯說了算」，不禁讓人擔憂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及判決結果的真實性。然而，真相已在程序不正義中石沉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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