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尤美女律師
主講｜李榮耕教授
記錄｜黃則瑀
編修｜冤冤相報編輯團隊

2015年1月23日，在各方志士的推動下，《刑事訴訟法》第420條通過修正，放寬開啟再審的門檻。當時的修正是期待能夠讓聲請再審成功的案件量增加，也讓受冤者的求生希望能夠更被看見。

隔一年，平冤舉行再審新法一週年的研討會，當時邀請李榮耕教授，討論第420條修法如何改變了實務運作，以及對再審開啟的效益。不過，受限於新法才剛實行，相關數據也仍然缺乏，我們當時只能在既有的數據上設想未來，賦予期許。如今，修改後的刑訴第420條已經施行五年，今年，平冤協會再次邀請李榮耕教授來到平冤年度論壇，以重返與回顧的角度，再次檢視修法至今的六、七千個案件，看看這一路走來，刑事司法所歷經的改變。

為本場開場的尤美女律師，正是五年前協助爭取到本條修正的重要推手，她指出：

究竟當年的期許是否已經成為現實？受冤者們的聲音，是否已經被聽見？尤律師進一步表示，今日，正是一個檢視的機會，思考再審制度已經走到哪裡，又如何能夠往前再邁一步。

▊ 2015年之前的再審法制

李榮耕教授接過麥克風後表示，2015年的這次修法，雖是再審制度睽違八十年的重大修正，卻也僅引起特定的人們關注，他苦笑地說，畢竟這是一個國考不考、學校不教，就連實務也甚少使用到的法條，過去的判決常是一篇篇的例稿直接套用。在學術領域中也是如此。李教授表示，在過去幾十年間，有關再審聲請的研究論文寥寥無幾，換句話說，關於再審的學理基礎，目前仍然相當缺乏。

檢視實務見解，修法前的第420條第一項第六款包含兩個重要元素：「新規性」與「確實性」。

所謂「新規性」，指的是據以聲請再審的新證據，限定於「判決時已經存在，判決後始發現」的情況。

李榮耕教授指出，對於新規性要素，一直都潛藏著兩派見解，而正是這兩派左右了再審聲請相關規定的細節與走向。

其一，是將再審視為對法官錯誤判決的糾正，既然確定判決來自於法官對當時手上證據的評價，因此如果有當時法官應該發現卻沒發現的證據，那就可以說是錯判，適用再審，如果是後來才出現的證據，那就不能用來責怪法官做出錯誤判決，也因此不能成為開啟再審的事由¹──這樣的看法，正是修法前的實務見解。其二，則是正視無辜者遭錯誤關押、甚至遭錯誤執行的事實，認為再審的終極目的是個案的救濟，因此，無論證據新舊、彼時是否存在，都應該可以做為再審的聲請事由。

1 李教授補充，舊見解中有個矛盾的認定，是認可舊證據所衍生出的新證據（譬如審判彼時就存在的證人所為的新證詞），但卻將根據舊證據所做成的再鑑定調查報告排除。這部分認定在修法後，則明文放寬，認可用「判決確定前未存在之鑑定方法或技術，就原有之證據為鑑定結果」所做的新認定，也屬於可以聲請再審的事由之一。

「確實性」作為再審聲請的第二個元素，代表的是證據確實足以讓人相信原判決是錯誤的。五年前的實務見解對此相對嚴格，認為這個新證據必須在形式上觀察，沒有顯然的瑕疵，且足以動搖原判決，才符合確實性的標準。雖然嚴格，但這樣的見解實際上內涵相當模糊。李榮耕教授就指出，怎樣的程度叫做「足以動搖」？怎樣稱為「瑕疵」？這些都沒有明確定義，未有一致的看法。

綜合上述說明已經可以知道，在過去要敲開再審的大門確實相當困難，而數據也是如此呈現。根據2014年的統計，高等法院的再審聲請核准率為0.5％，地方法院的再審聲請核准率為2.8％，整體的聲請核准率則為1.11％，顯示成功開啟再審的案件比例非常之低。

不過，李榮耕教授補充道，其實在2015年修法前，再審開啟的標準就已經有鬆動跡象，譬如102年台抗559號裁定就放寬了新規性的要求，103年台抗764號裁定則認為確實性的判斷，必須要拿新證據與原有證據綜合判斷。李教授強調，這些鬆動雖然微小，在當時也是一線曙光，很振奮人心。

▊ 變革：2015年1月23日

當年的《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一款第六項，是由平冤起草法案，時任立委的尤美女律師等專家協助推動修法，期許能夠改變制度。

修法內容著重於新事實與新證據的認定，也影響了過往對新規性和確實性這兩個標準的見解。

首先，就新規性的部分，修法後認為，證據是否在審判時即已存在並不重要，只要事實審法院未曾審查過，就符合標準。此外，在修法理由也說明：「原判決所憑之鑑定，其鑑定方法、鑑定儀器、所依據之特別知識或科學理論有錯誤或不可信之情形」、「以判決確定前未存在之鑑定方法或技術，就原有之證據為鑑定結果，合理相信足使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換句話說，修法後，也允許用新的科學鑑定技術來挑戰舊的證據、舊的鑑定或舊的科學理論，這也是值得一提的變革。

再來，就確實性的部分，除了從原先要求的單獨判斷，放寬為可以與原判決證據綜合判斷，並直接刪去原條文中的「確實」二字，希望法院在審酌再審聲請時，可以降低對確實性的要求。然而，即便刪除了「確實」，條文中仍有其他文字具有爭議，譬如，「足認」二字的去留。李榮耕教授認為，「足認」若未刪除，就可能會留下一扇後門給「確實性」，而果不其然，修法後的實務每每證明，實務上仍然據此將確實性的要求綁在再審聲請的標準中。

檢視條文，李榮耕老師重申，真正的重點應放在「合理相信」，而非「確實」、「足認」等字眼之上。

▊ 修法後第一年：2015年

為檢驗再審聲請修法的成果，李榮耕教授整理了2015年至今的再審相關數據，並帶領聽眾一一檢視。

首先，李教授拿2015年（修法後第一年）與2014年（修法前一年）的數據作比較。高院再審聲請核准率由2014年的0.5％上升至0.66％，提升了0.16％；但地院的再審聲請核准率，卻反而由2014年的2.8％下降至2.6％，下降了0.2％。如果不分審級，整體的再審聲請核准率，則由2014年的1.11％，上升至2015年的1.17％，上升了0.06％。

李榮耕教授說，就數據而言，再審聲請核准率不能說沒有成長，但顯然改變幅度並不大。

如果我們進一步檢視個案，法院駁回再審聲請的理由與分布大致如下：欠缺新規性的比例，從2014年的20.36％下降至14.8％，下降了5.56％；欠缺確實性的的比例，則是從2014年的46.3％上升至64.56％，上升了18.26％；而兩者都欠缺的比例，則是從2014年的33.33％降至20.63％，下降了12.7％。

根據數據的升降，李榮耕教授說當年他便預測，以「新規性」作為駁回理由的比例在修法後將會持續變少，而之後以「確實性」作為駁回理由的比例將會越來越多，這肇因於新規性在修法前，是一個絕對的、嚴苛的標準，是否符合就是一翻兩瞪眼，如今確實放寬許多。不過，由於確實性仍然維持著一個沒有確實標準的狀態，因此法院要以此駁回反而變得更加容易。

▊ 修法後四年：2016年至2019年

接下來比較的，是2016年至2019年的整體數據。由於個案數量較多，或許較能得出更有意義的評估。

首先，共有76.71％的再審聲請案件是以第420條第一項第六款為事由。其他五款事由，則因爲各自過於嚴格或特定的標準，而持續佔整體的少數，其中包括公務員瀆職、證詞偽造與變造，這些在修法前後都沒有太大的改變。

再詳細檢視各個再審聲請核准率，數量仍然是成長的。在這四年間，地院的再審聲請核准率為3.3％，聲請案件平均為591件，核准案件平均為19.5件。高院的再審聲請核准率為0.92％，聲請案件平均為1309.5件，核准案件平均為12件。若不分審級來看，則整體的再審聲請核准率為1.66％。

而觀察駁回再審的理由，「欠缺新規性」佔整體12.26％仍然較少，「欠缺確實性」雖然有些波動，但還是佔48.6％而比較多，而「兩者都欠缺」則仍佔35.06％次之。這些都與李榮耕教授先前的預測相符合。

 

但李教授也提醒，乍看之下，再審聲請核准率雖然有提高，但仍然是相當微幅的，並未有非常明顯的成長。另外，地院與高院的數據差，則是因為大部分判決確定的案件，最終事實審都是在高院，因此地院的聲請數據會低於高院。

而當我們面對這些數據時，能夠得到什麼意義的結論呢？李榮耕教授解釋，從少至2、3％的數字看來，再審聲請在台灣仍然是相當困難的。我們必須反思，為何修法過後，再審聲請核准率卻沒有顯著的改變呢？李教授進而提出了幾種解讀的角度。

第一，法律雖然修改了，但法官面對再審聲請時的思維仍然沒有改變，換句話說，仍然將以前舊法時代的解釋，套用在新的法律裡。雖然舊有的判例無法援用，但舊有的觀念仍然延續，在裁量的部分介入。在這樣的情況下所呈現的實務，的確並未有明顯的改變。

第二，我們不得不正視，再審作為非常救濟的手段，所處理的終究並非一般訴訟環節，並非經檢察官起訴、辯護人辯護的判決。對於已經定讞的判決，是沒有無罪推定的適用空間的，因此再審的可能性本來就偏低。這是一個兩難，因為當司法系統的再審聲請核准偏高，就自然會降低定讞判決的效果。

李榮耕教授提醒，和一些國家相比較，台灣目前這樣的再審聲請核准率仍然是偏低的。究竟是我國的司法準確度勝過其他國家，還是我們的司法比較保守、比較不傾向推翻已經確定的判決？這點或許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 「綜合」判斷？

針對新法時代下的新規性，最高法院也做出振奮人心的裁定，並已經成為了現行實務的通說。其中刑訴第420條中所指的「未及調查」，應解釋為「未經實質調查」。亦即，即便曾經出現於卷宗，也不直接等於欠缺新規性，法院應進一步審查，該證據是否已經過實質調查。

對於確實性，實務上則有不同的解釋。修正後的法律下，是否足以動搖原判決，應以新舊證據綜合判斷即可，但李榮耕教授指出，根據最高法院的數個裁定可以看見，對於「綜合判斷」出現了相當令人玩味的說法。

譬如，109年台抗812號裁定認為：「是否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之事實認定，必須於尊重原確定判決對原卷存舊事證所為評價之前提下，併就因新事實、新證據加入，對舊證據所造成之影響、修正，綜合考量，依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而為判斷。」

李榮耕教授指出，這裡出現了兩種思考。第一種認為，裁定再審的承審法官對於新、舊證據的判斷，可以自行為之並重新評價，並諭知原判決是否已經遭到動搖。第二種說法，則認為對於原審判決中即已出現的舊證據，裁定再審的承審法官必須尊重原判決，不可重新評價，在這種意義下的綜合判斷，指的是原確定判決對舊證據的評價，加上現在承審法院對於新證據的評價，一起理解並判斷。

同樣地，以上的兩種看法，也都源自於對於再審這個機制的不同定位。如果再審制度仍被視為是對於原確定判決的糾正，那前法院對於證物的評價就應該被尊重；但如果我們認為再審是一個以救濟個案為重的制度，那對原證據的重新評價就應該是被容許的。上述裁定曾數次出現，是否會削弱這個修法所帶來的效果？李榮耕教授表示，這告訴我們，刑訴第420條的目的與意義到底為何，仍需釐清。

此外，確實性作為一個標準，其模糊空間也有待解決。在現行法律「足認」二字的規範下，法院見解有認為要「有動搖原判決的可能性」，有認為要有「高度可能性」，有認為只要「合理懷疑」即可。這些都顯示了，法院對此仍處於摸索的狀態，未有一致的門檻。

最後，值得探討的則是刑訴第422條²，有關不利益被告的再審的標準。當今天為被告利益而聲請再審的標準不斷被修正，並產生出新的見解，那刑訴第422條是否也會受到影響？是否也受到新規性和確實性的判斷？105台抗796號裁定認為，對不利益被告的再審聲請，應有更為嚴格的標準和門檻，因此不受到影響。李榮耕教授認可這個結論。

 

2 刑訴第422條規範，有罪、無罪、免訴或不受理之判決確定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為受判決人之不利益，得聲請再審： 一、有第四百二十條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或第五款之情形者。 二、受無罪或輕於相當之刑之判決，而於訴訟上或訴訟外自白，或發見確實之新證據，足認其有應受有罪或重刑判決之犯罪事實者。 三、受免訴或不受理之判決，而於訴訟上或訴訟外自述，或發見確實之新證據，足認其並無免訴或不受理之原因者。

 

▊ 再審法制的下一步

回到2020年，修法至今已過五年歲月。而這一年來，修法的腳步仍未停歇，2019年再審制度再次修正，雖與「聲請事由」相關規範較無關聯，而是針對再審的相關程序，譬如繕本的調取、得委任律師為代理人、聲請人及代理人的陳述意見、再審法院的證據調查、聲請不合法者的先命補正、駁回聲請裁定的抗告等等。

李榮耕教授指出，立法明文規定這些程序規定，對於再審的制度絕對有益，但這些調整與其說是賦予聲請人新的權利，不如是將現行再審運行的狀況明文化，讓原本尚無法律依據的運作有其依據，並肯認實務運作的情況。不過，李教授提醒，台灣的再審聲請核准率，放眼全世界仍然是低的，這點或許仍然需要努力；針對再審聲請的管轄、迴避等部分，也仍待討論。

演講最後，李榮耕教授強調，再審程序的繁複程度，比偵查中跟審判中來得更複雜，因為它要動搖的是已經經過層層審理仍然認為有罪的原確定判決，亟需更多人投入，也期待更多人一起共思再審法制的下一步應該邁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