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座談】校園內性平案件與司法調查－無罪的罪人

文｜林巧紋、沈詠璇
編｜邱舒恬

 

 

2019年，作家陳昭如出版《無罪的罪人：迷霧中的校園女童性侵案》，記下許倍銘案的伸冤路。

2008年9月19日，一名8歲的中度智能障礙小女孩與家人出遊時，因看見小狗蹲在爸爸的駕駛座下，脫口說出：「爸爸，你為什麼不把鳥鳥給狗狗親？」在母親追問之下，案件朝著學校老師性侵女童發展，最後在缺乏其他目擊證人的狀況下，「事件」的描繪完全仰賴小女孩的供述。在母親、社工、警方以及偵訊娃娃的「輔助」之下，許倍銘老師頓時成為了性侵女童的狼師。

透過新書座談，平冤論壇集結了律師李衣婷、作家陳昭如、顧問黃嘉韻、法官王子榮等人從校園性別平等調查程序出發，共同對談。

律師李衣婷－從性平取證瑕疵觀之

「爸爸，你為什麼不把鳥鳥給狗狗親？」一句話成了貫穿判決的依據。

李衣婷律師指出第一次指認及訪談是所有程序中最重要的一次，然而本案第一次指認中，女童班導只因為認定和女童接觸的男老師只有許倍銘一人，就認定許老師性侵女童。但第一次訪談不僅沒有錄音錄影，連訪談紀錄也找不到，根本無法得知當時班導是如何訪談女童的。李律師更表示直到行政訴訟階段，她才取得性平程序啟動的性平紀錄、調查報告及教評紀錄等在刑事訴訟中沒有出現的資料。

李律師強調，班導作為本案證人，卻又同時身兼教評委員和性平委員，角色有無衝突，值得商榷。



作家陳昭如－討論性平改變的方向

由於行政訴訟方面有許多資料無法公開，本書撰寫方式以刑事訴訟為主。

陳昭如指出在訪談和警詢時，提問者應該都不懂如何與智能障礙的孩子溝通接觸，卻直接把女童當成一般孩子在問，但是連孩子都會有無法理解大人說話內容的時候，何況是智能障礙、心智年齡不等於實際年齡的孩子？

陳昭如認為孩子不一定是在說謊，而是不了解大人說的話。訪談的20分鐘內大人們一共問了164個問題。她質疑，對一個孩子來說難道不會累嗎？又，對於兒童證人、智能不足證人所為的供述，其供述的證據能力以及證據證明力又該如何判斷呢？

陳昭如認為性平應改變的方向有3點：

1. 
性平小組或許有性平專業，但可能不具有詢問智能障礙小孩的專業，建議多著重這項專業。
2. 性平小組應再增能，而非僅上43小時的課就足已，且須有淘汰機制汰換不適任的人選
3. 引導式提問太過於明顯，《性平法》缺乏詢問技巧方面規定，需再補強。

顧問黃嘉韻－撥開迷霧見青天

黃嘉韻則指出無罪推定與性侵害及性騷擾的「隱蔽性」導致雙方舉證困難，若都用無罪推定，那性侵及性騷擾的成案率將非常低。

司法調查在隱蔽性的案件中，採證及判斷都有困難，且司法調查案件量本就大、人員難以負荷，因此才需要能在第一時間立即介入的行政調查，讓成員得以專心在一個案件上。

黃嘉韻並提出幾點期許：
1. 
修法增加修復式正義之調解程序。
2. 由行政院建立性騷擾三法的性平事件調查人才庫。
3. 行政法院於性平事件之判斷，應建立符合性別意識之統合性或一致性標準。
4. 落實司法人員性別平等教育，提升法官性別平等意識。
5.維持無預設的心證。

法官王子榮：無罪的罪人—被推定有罪的司法

王子榮法官提到性侵是非常難判的案件。

第一個原因在於性侵案件中，告訴人唯一指述是常態，法官難以判斷，也因而常被外界認為是檢驗閘門伸縮不一。

王子榮指出最高法院曾對此提出見解，認為被害人供述應予補強，例如觀察其創傷後壓力症候和測謊等表現。但他也提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是否精確？觀察所得的資訊是客觀還是不客觀？

王子榮認為勇於告別測謊、增加使用司法詢問員，將能強化證據進化。

性侵案件難判的第二個原因，則與白玫瑰運動影響有關。白玫瑰運動後，法官對於性侵案件常常不敢做出無罪判決，輿論壓力與審判獨立的關係變得日益嚴重。

王子榮最後強調，每個案件都關乎一個人生，並非只是數據而已。他提醒，法官永遠要記得自己的權力多大，要時刻把無罪推定放在自己的心裡——有些時候，判無罪可能會招致批評，但這是一個作為法律人的基本良知，必須謹記。

徐偉群副教授：此書出版，標舉此類案件的複雜度

最後，徐偉群副教授做結，表示這本書的出版，一方面有其救援的意義，另外一方面也有一般性的司法科學上的意義，特別在一個未成年智能障礙的性侵害案件上，不僅在法律程序，在司法科學中更涉及認知心理學上的問題，讓案件的複雜性大幅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