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平冤影展映後座談】死亡的重量

紀錄｜力維佑、林宥妤
編修｜孟嘉美

本屆影展的選片之一《死亡的重量》，講述的是台灣過往較為陌生的義大利冤案故事，因涉及方言的解讀，本片被攝者安傑洛・馬薩羅（Angelo Massaro）遭指成為殺人兇手，歷經二十年冤獄才終獲平反。為了讓大家更認識我們不熟悉的義大利司法與社會，我們為本片安排兩個放映場次，並分別邀請中研院法律所吳宗謀副研究員，以及輔仁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蔡春美、台中女中公民老師劉姝言參與映後座談，跟我們分享觀影後的心得與回饋。

 

一音之差所釀成的冤案

「電影中看得到我的母校。」

中研院法律所吳宗謀副研究員以片中羅馬第三大學的場景先輕鬆地開場，接著提問道「有人聽得懂義大利文嗎？」原以為僅是單純與觀眾互動，但沒想到這個提問，卻是本片的關鍵所在。誰能想到，「語言」竟成為冤案發生之核心，一個單純的子音，就能摧毀一個人的生命？

吳副研究員更進一步補充道，本片「死亡的重量」原文為Peso Morto，拍攝原型是一件真實發生在義大利的冤案。在義大利，Peso Morto有健身動作「硬舉」之意思，但更多人使用的是這個詞的衍生義：「累贅」、「負擔」，意為扛在身上無法放下的事物。案件當事人馬薩羅，背負著殺人的罪名，甚至被控殺死他最要好的朋友，更因此坐了二十年的牢，此等「重量」，對於馬薩羅來說，正是伴其一生的負擔，至今仍難以完全放下。

環環相扣的錯誤

「這是一個在混亂的時期，一個偏鄉的小混混被控殺人的事件」，吳副研究員破題道。1990年代，是義大利相對動盪的時代，當時制度並未進行良好的改革和修正；另外，從紀錄片可以得知，馬薩羅有大大小小的前科，甚至他所住的地方以及被關押的獄所，就在義大利黑手黨猖獗之處。吳副研究員進一步補充了過去學生時期，義大利教授分享的經驗：在義大利，只有 馬薩羅所住的行政區，農業發達、經濟相對落後， 所以在當地的家長時常會寄食材給在羅馬讀書打拼的遊子。那裡是偏鄉中的偏鄉，工作機會既少，年輕人也很難受到良好的教育。

而馬薩羅除了有犯罪前科之外， 也並未受過良好的教育，經濟狀況也不佳，人生志願亦相當「普通」——選擇繼續待在鄉下和家人住在一起。當我們回歸本片的核心，也就是語言的問題時，我們可以發現馬薩羅及其妻子，說的內容完全是「方言」，執法人員在抄寫監聽譯文時，是否有法律語言學家的幫助？是否熟悉這邊的方言？……這些都是相當大的問題。在1990年代發生的本案，很顯然是欠缺這樣的配套。

「其實根本不需要甚麼偉大的理論，只要稍微用心傾聽、用常識判斷馬薩羅所講的話，就不會發生那樣的錯誤。」吳副研究員說，雖然時隔久遠，無法重現當年的辦案經過，然而在黑手黨猖獗、證據動盪的時空背景下，執法人員誤將「貨品」聽成「屍體」，且未經過仔細的確認，當事人也沒有受到應有周全之配套，便不斷牽連再牽連，最終把本案牽到馬薩羅身上。這樣的環環相錯不僅讓犯罪事件仍處在「未破案」的狀態，更在其中製造了一個冤案，使平白無辜的人蒙受冤獄之災，「這是國家與司法體制，最丟臉的事」吳副研究員作了如此之結語。

羅士翔執行長在吳副研究員分享畢後提問，如今的義大利能否回過頭檢視錯誤，讓司法重新檢視此冤案？吳副研究員回應道，義大利法律制度長期下來並無過大的變革，處於相對穩定的狀態，與台灣有一定程度上相仿。片中雖出現檢察官主動向上訴法院提出，認為馬薩羅是被冤枉的，展現其「客觀性義務」，但法院並不一定要採取，最終如本件，也作出了馬薩羅仍然有罪的判決。不過，義大利雖然並沒有重大制度的翻新，但在歐洲人權法院的層次，在20多年來有重大的變革，在大環境的變遷下，「公正審判原則」愈來愈被重視，並產生不少重要判決，可能會是有利的改變。

 

冤案傷害並非一人之事

在第二場映後，劉姝言老師首先分享本案涉及之方言解讀的問題，讓她想到台劇〈八尺門的辯護人〉當中，也有通譯的問題──究竟當事人講話的時候，真正想表達的意思是什麼？而更令劉老師不解的，是這個案件的判決書是怎麼寫的，為什麼可以只憑一句話，甚至並未找到屍體，就斷定馬薩羅殺死他最好的朋友，隨後棄屍？

此外，劉老師也和觀眾提及紀錄片最觸動到她的一段，也就是馬薩羅和家人的互動。回顧台灣的冤案，無論是謝志宏、鄭性澤或是后豐大橋案，我們都常說家人是被冤者力量的來源，但，究竟什麼東西是家人的勇氣來源呢？以紀錄片中的片段為例，馬薩羅的太太提到「二十年來我們都變了，我們也疏遠了。」甚至馬薩羅的兒子也提到自己有憂鬱症，換言之，冤案的當事人及家屬都是被害人。劉老師認為，這樣的片段讓她更進一步去思考，如果沒有家人的無盡支持，被冤者又會如何走到今天這一步？

「在冤案平反者或受害人裡面，都會看到背後無怨無悔、支持的家人，但這個無怨無悔也有更多煎熬與折磨的時刻。」

 

 

劉老師繼續說道，冤案所造成的心理創傷很大，專業輔導應該在更重要的程序進入，以重開再審的情況來說，被冤者能走入再審，通常已經過了相當長的喊冤時間，那樣的心理負擔，是我們很難去想像的。平冤雖然有志工、專業輔導人員扶助家屬與被冤者，但在看完紀錄片後，劉老師認為我們可以去思考，這部分是否可以由平冤以外的組織，乃至於國家來做這件事。或許對家屬與被冤者來說，這才是最基本的尊重。

療癒創傷需要更多的合作與努力

在片中，第一個願意認真傾聽馬薩羅講話的人，是一個心理諮商師，因此在座談最後，我們也請具備這方面專業知識的輔大心理系蔡春美副教授，和我們分享她的心得。

蔡教授表示，每次看這部片都會有不同的體會，因紀錄片中呈現了許多原本沒有想像到的痛苦，像是沒有任何原因的移監，造成家屬很難探視；時間久了，家人也會疏遠，變成明明親近卻很不熟悉的陌生人，那麼，在整個冤案當中，到底有沒有單位可以介入、修復關係？

另外，蔡教授也點出紀錄片中反覆探討的議題—「創傷」，例如馬薩羅的太太說「我非常自責那個門是我開的。」這種「先生被帶走是我造成的」罪惡感，讓她深陷其中，難以自拔；而馬薩羅在入監時，也經歷過種種苦難──參加喪禮被拒絕、打電話被限制時間，還有當他一直跟監獄人員說自己是被冤枉時，始終不被監獄人員相信，因為「每個進來的人都會說他是冤枉的。」

 

 

蔡教授提到，馬薩羅在過一段時間後，就漸漸無視了監所的規則，試圖以自己的方式表達抗議，但如果今天被捲入的是性侵案件呢？到底要說自己有做還是沒有做？如果說沒有，就會被判定沒有被治療、教化，進而無法通過假釋。回到馬薩羅一案，這些層層疊疊的苦，即使在他出監後也沒有消逝，他心理的焦慮、恐慌，空氣中的聲音、味道，都有可能引起他的創傷記憶，讓他很難重新成為一位父親、一位先生。

不過，在創傷之外，我們依然可以在冤案當中看到較為正面的療癒力量。蔡教授分享，她很喜歡馬薩羅的兒子說的「我跟我爸爸很像，連走路的樣子都很像。」這個關係仍然存在，只是需要時間去修復、緩解愧疚，她也喜歡馬薩羅說的「我要自己做功課，自己找答案，這不是我們的錯，是亂判的人的錯。」這種化悲憤為動力，開始去學法律的行動，讓蔡教授想到平冤的張月英、林金貴。這些人在自救，他們並未放棄自己，那麼，我們這些社會大眾還可以做些什麼呢？

這幾年，平冤跟輔大心理系合作，讓平反者到輔大和學生分享自己的經歷，如同片中馬薩羅也在做的事情，蔡教授說，雖然在法律系演講，深耕的效果可能會更好，但來心理系演講她只期待一件事情—讓平反者透過敘說，整理大腦中的所思所想，蔡教授相信，敘說是有力量的，聽故事也有，她希望大家可以透過說跟聽的互動中，找到更多力量。

最後，蔡教授也針對社會復歸和冤案補償發表看法。本片中馬薩羅的妻子提到，自己要獨自撫養兩個小孩，甚至把小孩送出國，以免被指指點點，這讓她想到了后豐大橋案的王媽媽曾在去跳土風舞時，遇到別人對她說「恁囝殺人，恁按怎敢來跳舞？」這顯示了社會復歸真的很重要，不是只有重建被冤者的自我價值、家庭關係，還有第三個很重要的：社區、鄰里，不然鄰里永遠都會說「彼間彼個是，他家有殺人過」。另外，近年來政治暴力創傷日漸受到重視，那冤案是不是也算一種司法暴力創傷？為什麼國家針對轉型正義與政治暴力創傷這件事，衛福部有專責的部門，司法暴力創傷卻沒有？或許，這邊應該也要有一個專責的部門，盡快找到真兇、正式道歉，蔡教授提醒道，補償不是只有金錢，還有家庭關係、工作、健康，諸多需要討論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