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者｜唐玉盈律師、林俊宏律師 記錄｜焦郁婷 編修｜顏思瑜 鑑於國民法官制度將於2023年上路，本場次邀請到唐玉盈律師及林俊宏律師，對此新制與冤案救援相關議題進行分享。 台日韓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比較 首先，玉盈律師透過比較日本裁判員及韓國國民參與審判制度，說明其與台灣推行國民法官制度之間的差異。玉盈律師提到，我國主要是以日本裁判員制度為範本，凡是重大案件，就會有國民法官參與，和法官一起討論，認定事實、適用法律及量刑；韓國則是由被告自行決定是否聲請陪審團審判，而實務上大多被告是希望聲請陪審制度的。按現行規定，我國由三個職業法官搭配六個國民法官一起討論，九人投票，以三分之二多數決來決定。 玉盈律師接著說道，為了解案件於國民法官審判及職業法官審判的情境下，被告「無罪率」的差異，她在查詢文獻後發現，日本的無罪率差異不大──雖然在裁判員制度下無罪率會略高一些，但整體而言無罪率仍低；而由被告聲請參審的韓國，經比較同一時期國民參審法庭的無罪率為5.9%（若含一部無罪則為8.7％），職業法官的無罪率則是3.1％，可初步推測陪審員傾向採取無罪推定。另外在韓國，職業法官可決定是否採納陪審員意見，經統計有91%會參採；而在不一致的29件案件中，有26件是法官推翻陪審團無罪決定，為有罪裁判。 台灣模擬法庭的情況 針對台灣的狀況，玉盈律師則以模擬法庭的結果進行比較，但她也強調，模擬時受限於審理時間，往往會簡化案件相關事實，並非基於完全相同的資料來認定。其中，有一起夫殺妻未遂的模擬案件，事實並沒有爭議，爭點在於被告有一段時間未遵循醫囑服用控制精神疾病的藥物，而國民法官最後認定被告無罪。 作為這件模擬案件辯護人的俊宏律師也回應，當時在模擬庭上，有傳鑑定人進行交互詰問，向國民法官說明被告為何會做出這樣的行為，並解釋被告是否具備認知、能否控制自己的行為，讓國民法官了解精神疾病如何在法律上被理解；然而，本件實際情形卻僅有書面鑑定報告，沒有傳喚鑑定人出庭。玉盈律師補充道，在現行國民法官制度下，證人與鑑定人原則上都應出庭進行交互詰問，因為國民法官在審理中沒有機會完整閱讀鑑定報告，因此需透過交互詰問的方式，將證據內容逐一呈現，讓國民法官用較白話的方式了解事實相關證據。她也指出，若本案是職業法官判決無罪，很可能會產生被告「裝病」的輿論，但作為一般人代表的國民法官，在本模擬案件中卻做出無罪的決定，值得反思。 另一起案例在模擬法庭中，則是一部無罪的結果。此案是兩人在互毆的情形下，一方跌倒失去意識，最後身亡。原判決認定，被告行為成立過失致死，一審甚至判處有期徒刑7年（最終處4年6月），但是到了模擬法庭，國民法官卻認為過失致死部分無須負責，只以故意傷害處有期徒刑2年6月。 玉盈律師接著說，若從平冤的角度探討國民法官制度，可能浮現的疑問是：在此制度下，冤案形成的機率是提升還是降低？這是模擬案件無法真正觀察到的部分。另外，關於國民法官的討論，最常提到的顧慮是職業法官的威權效應，但若以韓國的情況來看，其實不然；而我國的國民參審，究竟要採陪審制或參審制，司法界當初也有考量權威效應，經過一番討論。 對於新制，玉盈律師表示，檢方時常擔心國民法官較易「輕判」，如以模擬案件結果而言，國民法官確實對於「判處有罪」採取較保守、謹慎的態度，且所判刑度較低，或許是因為沒有人想成為冤案的製造者。另外，國民法官也希望能看到「確切」的證據再來定罪，但對檢方而言，多數案件不會是真的罪證確鑿，事實是需要靠調查堆疊出來的。在這樣的思維下，檢察官在審前準備程序中，可能會堅持提出某些不爭執事實的相關證據，來讓這些證據同時呈現的情形下，形成被告有罪的事實。對於此疑慮，玉盈律師也打上了一個問號：當檢方堅持納入這些證據時，堆疊出的究竟是犯罪事實，抑或是對於被告的偏見？   此外，關於國民法官法庭在評議時的座位分配，考量每位成員都是平等的，也避免威權效應，曾討論是否要採圓桌、沒有主持人或主導者的位置，最後可能因各法院的空間限制而未採納；然而，俊宏律師也對此提出質疑，無論是設計上安排圓桌，或是讓職業法官與國民法官穿插座位，只要有「職業法官」的存在，討論時就不可能平等；雖然國民法官有六人，看似比較多，但這就好比把三隻獅子跟六隻兔子關在一起，最終到底是會聽獅子，還是兔子的呢？ 緊接著，玉盈律師再以三部與國民法官、法庭相關的戲劇舉例，指出劇中皆出現「有疑點就無法做決定」的角色，以此傳達審慎看待每件審判的態度。另外她也談到《冤罪論》中的「冤案意識」──這本書是日本前法官森炎的著作，他認為，每個案件都有冤案風險，應該抱持這樣的信念來看待所有刑事案件，不要覺得冤案是特例。最後，玉盈律師分享過去參與國民法庭的心得，認為審檢辯應建立共同責任目標：盡力協助法官做出正確的判決，減少造成認知偏誤的資訊，例如採取「卷證不併送」的作法，否則若讓檢方的有罪故事版本先進入法官的認知，接下來的審理恐怕只會注意到支持有罪的證據，而忽略了案件中的矛盾及疑點。 國民法官制度中的爭點 玉盈律師認為，現行新制比較有爭議的部分在於起訴書的記載方式。起訴書首先會送到法官手上，以確定起訴及審理範圍（例如究竟是殺人罪或肇事逃逸的公共危險罪），但其內容應盡可能簡化，列出時間地點、參與人、主張罪名即可，不應進入細節，因為人對於愈細節的描述，往往會覺得愈可信。而起訴書的用字也需經過適當的討論，若過於主觀，或參雜太多詮釋資訊，可能會影響國民法官的判讀。著名的記憶學者Elizabeth…

翻譯|鄭小春 編輯|焦郁婷 大阪高等法院駁回檢察官抗告，裁定再審開始，檢察官再提出抗告 1984年日野町強盜殺人案，大阪高等法院維持再審決定。 本件案發於39年前（昭和59年，1984年），在日本滋賀縣日野町所發生的強盜殺人事件，本案被告阪原弘先生堅稱自己是被冤枉的，仍遭判決有罪確定，處無期徒刑，而在2011年於獄中逝世。2018年，大津地方法院以「偵查階段的自白有受到強迫的疑慮」等因素裁定本案開始再審。這是日本戰後，首次有遭判死刑、或無期徒刑確定的無辜被告於死後再審的裁定，然而，檢察官對此提出抗告。今年（2023年）2月27日時，大阪高等法院以「自白的可信性基礎有所動搖」為由，認同大津地方法院再審裁定，駁回檢察官抗告。 本案申冤者阪原弘先生為日本賀縣日野町出身的工人，被控於昭和59年（1984年）的日野町，殺害一名經營酒店的69歲女性，並且搶奪其保險箱。他在75歲時於服刑期間去世（2011年）。針對強盜殺人罪的指控，阪垣先生即便始終堅持自己是受冤者，他仍然受處無期徒刑的確定判決。阪原先生在入監後也以「受到強迫而作成虛假自白」持續地要求再審，然而在平成23年時卻因病痛而死亡，其家屬亦不斷尋求再次審判以證明其無辜的機會。 大津地方法院在平成30年（2018年），以「偵查階段的自白有受到強迫的疑慮」等等因素判斷案件有疑、裁定再審，這是日本戰後，首度有死刑、無期徒刑案件在當事人死後肯認開啟再審的裁定，然而，檢察官對此提出即時抗告。     大阪高等法院的審判長石川恭司，針對阪原先生所描述的拋棄遺體的情境進行重建搜索，並根據當時的相片底片等等做出了指摘：「這並非行為人自己能夠順利進行的，其中不排除受到警察誘導的可能性，自白是否具有任意性，令人生疑。這些發言有可能並非出於犯人，自白的可信性基礎是有所動搖的。」、「相關人員提出的新證詞亦與行為人的不在場證明相一致，不在場證明是否為謊言則值得懷疑。」並認定依這些新事證顯然應該做出無罪判決，此一裁定若經確定，未來阪原的案件將重新進行審理。 法院門口阪原弘先生的長子阪原弘次先生表示：「非常感謝大家。大津地院的裁定剛作成時雖然開心，但今天也真的非常地高興。多虧有大家的協助，今天才能夠收到那麼好的消息。」弘次先生當場便打了電話給待在家中的母親與釉子小姐（つや子），並向眾人表示：「母親高興得不知所措，只說『太好了，都是託了大家的福。』這個裁定對我們來說當然是好消息，母親一直都是最翹首盼望的，真的很高興能把這個好消息告訴她。」 弘次先生說道：「聽到裁定結果當下心跳得很快，但由衷地感到高興。接下來，終於能夠向再審無罪的目標前進一步了。從父親被逮捕至今已過了35年漫長的歲月。衷心期盼能夠早日開啟再審，並且期待著和母親與兄弟一起收到無罪判決的那一日。」     律師團的團長伊賀興一表示： 「因為檢察官以不正當理由提起即時抗告，高院審理又多花費四年半的時間，對於此事我們仍感到憤怒。這四年半來，我們全力以赴，就是為了維持大津地院開啟再審的決定。希望能到阪原先生的墓前告訴他此一消息，即便只有些許，也希望能夠令他的痛苦稍有緩解。」 大阪高等檢察署表示遺憾 裁定當日，即時抗告遭駁回的大阪高等檢察廳的副檢察官，小弓場文彥對此則表示：「對於高院沒有接受檢察官的主張感到很遺憾。對於裁定的內容將再進一步細細檢驗，以應對接下來的挑戰。」 大津地檢：「無法多做回應」 關於即時抗告遭駁回一事，大津地方檢察廳的副檢察官伊藤亨則回應，「對此並無表達評論的立場，無法多做回應。」 滋賀縣警方不做評論 關於即時抗告遭駁回一事，滋賀縣警察本部的立場則是，「這是檢察廳正在處理的事項，滋賀縣警察對此並不願多做回應。」 前法官：「妥適的裁判」 對於大阪高等法院開啟再審程序的決定，作為前刑事庭法官，目前就任於法政大學法科大學院（按：相當於法律研究所）的水野智幸教授表示：「指出了確定判決所採認證據的脆弱性，適用了『有疑唯利被告原則』的妥適裁判。作為判斷根據的底片，是檢察官在再審請求的審理程序中第一次提出，然而，這樣的證據早應該要在原先的刑事審理程序中明確開示。」 除此之外，再審聲請受到法院許可前，阪垣先生已經過世，對於其家屬強烈要求再審一事，水野智幸教授亦作出批判，「當事人在活著的時候，對於獲得無罪判決一定有著強烈的渴望，而為了不再延宕再審准駁與否的審理，應以法律做出更具體的規定。」 日本律師聯合會：「須改正再審法」 對於39年前滋賀縣日野町發生的強盜殺人案件，大阪高等法院做出了再審的決定，決定要重新審判，就此，日本全國律師聯合會則召開了記者會，將以此次的裁定作為契機，呼籲有關機關應儘速將再審程序相關的法律進行修正。 記者會上，在日本全國律師聯合會中，擔任再審法改正實踐部代理部長的律師，鴨志田祐美表示，「對於再審確定開啟的裁定感到非常高興，然而從地院的裁判至今已經過了4年7個月。即使聲請再審的當事人年事已高，卻仍因檢察官的聲明不服而遲遲無法開啟再審。為何會有這些冤獄的產生？檢察官是否有未開示的證據？這些都希望能夠透過修改現行法改善。」 再審程序相關的法律，已經超過70年未進行過任何的改革，對於聲請再審程序時間過長，侵害受冤者的訴訟權，以及證據開示、檢察官聲明不服等程序，日本全國律師聯合會呼籲應儘速修改相關規定。 日本全國律師聯合會的會長，小林元治表示：「這次的裁定中，再度認識到證據開示的重要性。」除此之外，他也非常強調修改法律的必要性：「以錯誤的偵查結果立案，這當中法官也犯了錯。然而，能夠糾正此一錯誤的法律規範卻十分不足，而這才是最大的問題根源。」 七天後，檢察官向最高法院提起特別抗告 大阪高等檢察廳在3月6日就大阪高等法院的再審開始裁定提出特別抗告，希望能夠撤回裁定。副檢察官小弓場文彥表示：「對於本次的裁定實在難以接受，所以提出了特別抗告，希望能夠請求法院作出一個妥適、正確的判決。」 辯護律師團隊：「這是毫無理由地拖延。」 最高法院收到檢察官的特別抗告後，辯護律師團隊的團長伊賀興一回應道：「此次的特別抗告只不過是毫無理由的拖延罷了，對於這件事我們感到非常憤怒。我們將會為了讓最高法院能夠堅定地駁回這次的抗告而拼盡全力。」 阪原弘的家人：「對此感到憤慨。」 阪原弘先生的長子，阪原弘次先生（61歲）也批評了檢方的做法。弘次先生說道：「我聽到大阪高等檢察廳提出了特別抗告時，實在是感到非常震驚。這難道就是所謂的檢察官嗎？令我感到憤怒的是，這難道是從事著法律工作的人能做出來的嗎？」接著，弘次先生更表示：「我們已經耗費了35年，在這如此漫長的歲月裡，我們不停地訴說著父親的清白。大阪高等檢察廳不應該恣意耽誤恢復父親名譽的時間。」 本篇整理自以下兩則新聞： 1.39年前の滋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