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冤十週年特展講座】冤案救援的前路？在國民法官上路之前 側記

講者｜唐玉盈律師、林俊宏律師
記錄｜焦郁婷
編修｜顏思瑜

鑑於國民法官制度將於2023年上路，本場次邀請到唐玉盈律師及林俊宏律師，對此新制與冤案救援相關議題進行分享。

台日韓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比較

首先，玉盈律師透過比較日本裁判員及韓國國民參與審判制度，說明其與台灣推行國民法官制度之間的差異。玉盈律師提到，我國主要是以日本裁判員制度為範本，凡是重大案件，就會有國民法官參與，和法官一起討論，認定事實、適用法律及量刑；韓國則是由被告自行決定是否聲請陪審團審判，而實務上大多被告是希望聲請陪審制度的。按現行規定，我國由三個職業法官搭配六個國民法官一起討論，九人投票，以三分之二多數決來決定。

玉盈律師接著說道，為了解案件於國民法官審判及職業法官審判的情境下，被告「無罪率」的差異，她在查詢文獻後發現，日本的無罪率差異不大──雖然在裁判員制度下無罪率會略高一些，但整體而言無罪率仍低；而由被告聲請參審的韓國，經比較同一時期國民參審法庭的無罪率為5.9%（若含一部無罪則為8.7％），職業法官的無罪率則是3.1％，可初步推測陪審員傾向採取無罪推定。另外在韓國，職業法官可決定是否採納陪審員意見，經統計有91%會參採；而在不一致的29件案件中，有26件是法官推翻陪審團無罪決定，為有罪裁判。

台灣模擬法庭的情況

針對台灣的狀況，玉盈律師則以模擬法庭的結果進行比較，但她也強調，模擬時受限於審理時間，往往會簡化案件相關事實，並非基於完全相同的資料來認定。其中，有一起夫殺妻未遂的模擬案件，事實並沒有爭議，爭點在於被告有一段時間未遵循醫囑服用控制精神疾病的藥物，而國民法官最後認定被告無罪。

作為這件模擬案件辯護人的俊宏律師也回應，當時在模擬庭上，有傳鑑定人進行交互詰問，向國民法官說明被告為何會做出這樣的行為，並解釋被告是否具備認知、能否控制自己的行為，讓國民法官了解精神疾病如何在法律上被理解；然而，本件實際情形卻僅有書面鑑定報告，沒有傳喚鑑定人出庭。玉盈律師補充道，在現行國民法官制度下，證人與鑑定人原則上都應出庭進行交互詰問，因為國民法官在審理中沒有機會完整閱讀鑑定報告，因此需透過交互詰問的方式，將證據內容逐一呈現，讓國民法官用較白話的方式了解事實相關證據。她也指出，若本案是職業法官判決無罪，很可能會產生被告「裝病」的輿論，但作為一般人代表的國民法官，在本模擬案件中卻做出無罪的決定，值得反思。

另一起案例在模擬法庭中，則是一部無罪的結果。此案是兩人在互毆的情形下，一方跌倒失去意識，最後身亡。原判決認定，被告行為成立過失致死，一審甚至判處有期徒刑7年（最終處4年6月），但是到了模擬法庭，國民法官卻認為過失致死部分無須負責，只以故意傷害處有期徒刑2年6月。

玉盈律師接著說，若從平冤的角度探討國民法官制度，可能浮現的疑問是：在此制度下，冤案形成的機率是提升還是降低？這是模擬案件無法真正觀察到的部分。另外，關於國民法官的討論，最常提到的顧慮是職業法官的威權效應，但若以韓國的情況來看，其實不然；而我國的國民參審，究竟要採陪審制或參審制，司法界當初也有考量權威效應，經過一番討論。

對於新制，玉盈律師表示，檢方時常擔心國民法官較易「輕判」，如以模擬案件結果而言，國民法官確實對於「判處有罪」採取較保守、謹慎的態度，且所判刑度較低，或許是因為沒有人想成為冤案的製造者。另外，國民法官也希望能看到「確切」的證據再來定罪，但對檢方而言，多數案件不會是真的罪證確鑿，事實是需要靠調查堆疊出來的。在這樣的思維下，檢察官在審前準備程序中，可能會堅持提出某些不爭執事實的相關證據，來讓這些證據同時呈現的情形下，形成被告有罪的事實。對於此疑慮，玉盈律師也打上了一個問號：當檢方堅持納入這些證據時，堆疊出的究竟是犯罪事實，抑或是對於被告的偏見？

 

此外，關於國民法官法庭在評議時的座位分配，考量每位成員都是平等的，也避免威權效應，曾討論是否要採圓桌、沒有主持人或主導者的位置，最後可能因各法院的空間限制而未採納；然而，俊宏律師也對此提出質疑，無論是設計上安排圓桌，或是讓職業法官與國民法官穿插座位，只要有「職業法官」的存在，討論時就不可能平等；雖然國民法官有六人，看似比較多，但這就好比把三隻獅子跟六隻兔子關在一起，最終到底是會聽獅子，還是兔子的呢？

緊接著，玉盈律師再以三部與國民法官、法庭相關的戲劇舉例，指出劇中皆出現「有疑點就無法做決定」的角色，以此傳達審慎看待每件審判的態度。另外她也談到《冤罪論》中的「冤案意識」──這本書是日本前法官森炎的著作，他認為，每個案件都有冤案風險，應該抱持這樣的信念來看待所有刑事案件，不要覺得冤案是特例。最後，玉盈律師分享過去參與國民法庭的心得，認為審檢辯應建立共同責任目標：盡力協助法官做出正確的判決，減少造成認知偏誤的資訊，例如採取「卷證不併送」的作法，否則若讓檢方的有罪故事版本先進入法官的認知，接下來的審理恐怕只會注意到支持有罪的證據，而忽略了案件中的矛盾及疑點。

國民法官制度中的爭點

玉盈律師認為，現行新制比較有爭議的部分在於起訴書的記載方式。起訴書首先會送到法官手上，以確定起訴及審理範圍（例如究竟是殺人罪或肇事逃逸的公共危險罪），但其內容應盡可能簡化，列出時間地點、參與人、主張罪名即可，不應進入細節，因為人對於愈細節的描述，往往會覺得愈可信。而起訴書的用字也需經過適當的討論，若過於主觀，或參雜太多詮釋資訊，可能會影響國民法官的判讀。著名的記憶學者Elizabeth F. Loftus曾於1970年代以研究證實記憶的易改變性，該研究請受試者觀看車禍影片並重述事件，當對受試者提問的用語從「碰到」改成「猛撞」時，受試者回答的目擊車速便隨之提高，顯示提問方式足以影響人類的記憶。另外，國民法庭上應避免過於煽情的法庭表演，以防干擾國民法官的心證，例如曾有檢察官在模擬法庭中，於量刑程序時傳喚被害人家屬到庭表達情緒。然而，若以釐清事實、作為量刑參考為目的，僅需確認被告是否有與被害人和解，無須傳喚被害人家屬；另因罪責與量刑程序未分開，國民法官是否會因同情被害人家屬，影響其對於犯罪事實的認定，更是有待觀察。

有關這些爭點，俊宏律師分別回應道，對於「法庭表現過於煽情」的疑慮，若檢方將不爭執事實納入證據，會讓量刑證據產生外溢效果，增加國民法官判定有罪的可能，形成以「刑的證據」決定「罪的結論」，除非未來改成二元分離，否則恐怕無法解決。至於有罪認定與量刑程序未分開，則是長期以來一直存在的問題，現行刑事訴訟制度審理也未二分。他和我們分享，日本實務上針對量刑程序不二分有一種解決辦法：在罪的調查後，先進行假投票，若投票結果認為有罪，才會進行新的調查及辯論，再進行真正的投票，如此一來，最終的結果也會與假投票結果相仿。以我國明年上路的制度而言，目前的國民法官施行細則有賦予審判長指揮的空間，但是否會這麼做仍待觀察。

俊宏律師接著說道，對於國民法官法庭做成的判決結果，國民法官法的規定是以「判決書簡化」的方式記載，以平冤的角度而言，若是被冤案件需要提出再審，如此簡化的記載，恐怕難以依證據構造檢視是否為冤案。他認為，這是制度選擇下難以避免的結果，因國民法官法庭的判決是所有人一起參與、討論出來的，形成心證的細部原因可能各有不同。因此，最終僅會記載依幾項證據綜合判斷，得到一個有罪無罪判決的結果，難以清楚呈現「如何形成」。

 

「國民法官的審理程序，是否更容易造成冤案？」針對這個問題，俊宏律師建議從不同的角度來思考：過去人們常詬病職業法官可能因案件看多了，有其偏見或固定的判斷方式；再加上我國刑事訴訟過去採職權主義、由法官主導調查。如今制度即便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在此兩造對抗制下，仍需有一些配套制度來並行，讓刑事訴訟制度更完整。例如建立起訴狀一本、卷證不併送制度，避免過早影響法官心證，抑或思考哪些證據可以進入法庭時，進一步檢視現行的證據法則。

國民法官面臨的審理艱難

本場講座的尾聲，講者們將主題帶回國民法庭上的攻防。玉盈律師認為，擔任國民法官最大的困難，在於「該如何認定是否有罪」。要達到多明確的程度，才能做出有罪判決？檢辯雙方的故事版本必然不同，該相信何者？這對國民法官或職業法官來說，都是艱難的課題。就好比在展覽期間，工作人員也會遇到觀眾詢問「你們不怕救錯人嗎？」「被害人家屬怎麼辦？」等質疑。如今不僅是職業法官，社會大眾也有機會面臨這般道德困境：要錯殺還是錯放？其實，我們無非是希望，不要再有下一起冤錯案發生。

俊宏律師接著表示，我們仍必須回到證據面的觀察。在過往的制度中，檢察官的舉證責任一直被弱化，因過去職業法官有發現真實的義務，在事實不清楚時，會繼續進行調查才做出判決。而在現行舉證責任制度下，當事實真偽不明時，檢察官即應承擔無法證明犯罪事實，而判決被告無罪的不利益。但是在目前的模擬庭，俊宏律師觀察到的，仍是職業法官帶著國民法官想辦法把證據找出，再自行「描繪出事實」。俊宏律師認為，我們應該訂下清楚的規則，釐清當無法證明犯罪事實時，應如何處理？誰要承擔舉證責任？同時他也期待，施行國民法官法制度後，所有刑事訴訟的基本制度應該被建立起來。雖然程序保障的制度建立，並非國民法官法推行後的必然結果，但仍可能因為國民法官制度，產生對通常訴訟程序的外溢效果，促使刑事訴訟制度整體改變，讓程序保障愈來愈好，減少冤案發生的可能。

最後，對於評議過程不公開的規範，兩位律師都認為規定過於保守，建議可以改採局部秘密、去識別化的方式公開評議內容。俊宏律師提到，美國甚至也有傳喚陪審員出庭作證，說明評議過程可能發生哪些影響判決結果的不利因子，例如陪審員在評議過程中飲酒、或有種族歧視發言等等。不過，目前我國的制度設計採完全秘密，沒有紀錄也沒有錄音，因此實行的效果如何，還須待法條上路後再行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