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後側記】獄友——凜然站立的向日葵

整理人：王季庭、凃冠宇

在映後座談的開始，羅執行長先與觀眾更新案件的最新訴訟進度：袴田巖先生在48年的拘禁以後，案件在2014年開始再審，但因檢察官抗告，2018年的6月東京高等裁判所撤銷了開啟再審的決定。對此，袴田巖先生不服撤銷裁定，提出抗告，案件又回到最高法院，到現在，他都還在等待真正獲得重新審理的一天。

每次回來台灣，都會覺得得到很多能量，不管是法律人，還是非法律人，全都站在一起，那都是很大的力量。但就這一點，我認為在日本非常缺乏，這是還需要努力的地方。

——李怡修（日本一橋大學法學研究所特任講師）

李怡修特任講師首先提到，自己是從學問的角度研究再審和冤案，金聖雄導演則是從藝術的角度關心冤案，從不同的角色和位置共同關心著受冤的案件和當事人。接著怡修試圖回應許多第一次接觸日本冤案的人會有的想法：為何看似先進的國家日本，冤案的救援如此困難？怡修認為，這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看：法律，以及人。

就法律層面的討論而言，再審法的再審門檻高、訴訟案件中的紀錄閱覽無法做到全面、訴訟程序的拖延，是冤案救援工作困難的三個原因。日本裁定再審的比率非常低，被稱作「開不了的大門」。與台灣不同的是，在日本的訴訟過程中無法將所有的卷證調出來看，只有「在審判中相互爭執過的東西」才會變成正式紀錄，然而新事實、新證據往往仰賴全面的檢視其他可能遺漏、當時沒有爭執機會的東西才能找到。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要如何從已爭執過、經過文字淬鍊的確定判決書之中，找到新事實、新證據呢？

當分享到以「人」的角度分析，李特任講師提到，「每次回來台灣，都會覺得得到很多能量，不管是法律人，還是非法律人，全都站在一起，那都是很大的力量」，尤其是見到投入冤案救援工作的大家，很努力地把這麼難的事情，用簡單易懂的方式傳達給大眾。相較之下，李特任講師就覺得，日本目前還很缺乏這樣的風氣，這也是很需要努力的地方。

在跟拍五位獄友的七年當中，經常碰到有向日葵盛開的時候，也有枯萎的時候。即使是枯萎的向日葵，也會收穫種子、長出新的向日葵花朵，我認為向日葵可以代表這幾位為自己的冤屈平反努力不懈的形象。

——金聖雄導演

在日本，無辜者從走進警察局接受偵訊到真正被改判無罪，平均就要花上三十年，那都是令人難以想像的時間。在這樣的狀況下，在《獄友》之中，那些看似日常、平淡的畫面，像是七、八十歲的獄友們相聚，一起吃飯、唱歌、看煙火，其實都是相當珍貴的時刻。

提到自己開始拍攝這五人的原因，金聖雄導演，當初在採訪石川一雄先生和他太太，以及拍攝獄友們相聚前，自己也曾經抱持著對殺人犯／重刑犯的偏見，直到實際相處後才發現，他們並不是自己想像中那樣窮凶惡極的人。獄友們的相聚反而像是在開同學會，過去的苦難常常輕描淡寫地帶過，這樣的開朗態度讓導演很受觸動，也因而決定要跟拍他們的生活。即使獄友們經過長時間的冤獄，他們並不會回頭去看過去灰暗的日子，反而很積極地向前看，一起唱歌、談笑，這樣的經驗也讓導演更堅定地想要繼續拍下去。

影片中曾經出現向日葵的畫面，是否代表著特殊意義呢？金導演解釋道，石川一雄先生第一次帶著拍攝團隊回到案發現場時，他曾經拍到了盛開向日葵的畫面，在後續的拍攝中，也恰巧遇上枯萎的向日葵，但他卻發現，向日葵是一種即便枯萎，也仍直直挺挺地站立著的植物。導演認為，這個凜然站立的樣子和石川先生的形象是重疊的，於是決定把這樣的意象放進作品中。

座談的最後，羅執行長也補充，2014年袴田巖先生獲釋時，帶給台灣平冤很大的鼓舞，當時鄭性澤、謝志宏人都還在看守所裡，而徐自強也還在等待無罪。過去幾年間，汲取日本冤案救援的經驗，也帶給被冤者更多能量，繼續嘗試尋求平反。最後羅執行長也提醒觀眾，我們看見袴田巖先生因為長期受冤拘禁帶來難以抹滅的傷害，但我們也不能忘記，並不是每個受冤者所受的傷都那麼顯而易見，被冤的傷害可能呈現在更多不同的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