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研討】指認瑕疵與冤案救援

2017.08.27@台灣冤獄平反協會2017年度論壇
文／高珮瓊　平冤志工（台大法律四 ）

假設你現在是犯罪現場的目擊證人，警方請你到警局作行為人的指認，你有把握認出他來嗎？縱使你滿懷信心，指出的對象有沒有可能是無辜的呢？我國過去的偵查實務上，便高度仰賴證人指認結果作為定罪證據，未考慮人的認知記憶錯誤及指認程序瑕疵，造成一樁又一樁的冤案。今天是2017平冤論壇的第二天，下午學術研討第一場談的是「指認瑕疵與冤案救援」，主講人為交大金孟華教授，並由具三十多年資歷的朱朝亮檢察官、警大施志鴻教授進行與談。

藉由施志鴻教授的投影片，可以清楚看出「指認」在犯罪偵查跡證流程中的位置：案件發生（犯罪）→犯罪痕跡（物理／記憶）→資料蒐集（採證／詢問）→同一行證明（鑑定／指認）。然而，根據2015年美國Innocence Project的統計，因DNA證據方獲平反的325件錯誤判決中，有高達72%涉及「指認錯誤」，令人吃驚。我們必須要問的是，人的記憶是如何形成的？記憶與心理認知是否有其侷限？指認時大腦是如何進行「決策」？會受什麼主客觀因素影響，而可能導致指認錯誤？

施志鴻教授一再強調，犯罪現場其實是相當複雜的。金孟華教授就在現場透過影片做了實驗，在沒有預先告知行為人根本不在列隊的1至6號的情況下，充當目擊證人的聽眾多數指認行為人是「2號」。再一個實驗，教授要求聽眾數出影片裡的白衣人傳了幾次球，結果甚少人發現曾經有一隻黑猩猩走過；當下一次大家知道要分一半注意力給路過的黑猩猩了，但同樣甚少人注意到有人在傳球過程中退出、背景的窗簾顏色發生變換。美國也曾經有一個經典研究：當測試者問說案發車速有多快，使用的動詞越「重」，受試者的答案就會越「快」，用smash組就比用hit組快；當測試者再問現場有沒有玻璃碎片，smash組答「有」的人明顯比hit組多出兩倍，不過實際上並無任何玻璃碎片掉落。

從這些有趣的例子中可以看出，面對跨種族指認，大家都是被迫選出一個「最像的人」；人的記憶是會改變的，「保鮮」十分重要，且目擊證人的記憶可能受犯罪現場的客觀情狀、證人本身的特質等影響。朱朝亮檢察官即帶領大家一探心理學上，對於人類認知及記憶有限性的研究結果：人類的記憶可分為「短期記憶」及「長期記憶」，經由注意和辨識所得的訊息會先貯存在「短期記憶」系統，經由某種「複誦」程序會再傳送到「長期記憶」系統保存，對於陌生人犯的指認程序，基本上是對證人要求短期記憶的回憶。

關於短期記憶能力的「有限性」，表現在「感覺廣度」（刺激消失後，訊息一秒秒流逝，端視個人轉錄影像訊息的能力）、「注意廣度」（關乎心智過程，受對辨識對象的熟悉度、辨識者的動機和緊張程度、自身生理缺陷等影響）和「記憶廣度」（回憶有時會遺忘，原因如有「保存的正確性」，即訊息可能受到近似語音、新訊息的干擾或分心等而造成訊息保存上的瑕疵）。而在短期記憶的提取及確認上，因為短期記憶是採「逐一的掃描、搜尋、對比」後再確認，是有沒有記住的「質」的問題，與長期記憶是「量」的記憶，採聯想方式回憶，關乎「記得多少」的問題不同。因此對於已經失去的短期記憶，縱使自認已恢復，絕大部分仍屬片段的舊訊息與事後經過干擾的新訊息，與主觀重構後混合的結果，使得指認發生瑕疵 。

那麼，我們該如何判斷指認結果是否有瑕疵、可不可信呢？金孟華教授提到，美國曾藉由Manson v. Brathwaite判決，發展出「門山指認法則」以評價瑕疵指認，主要有下列五項指標 ：一、犯罪發生時有無觀看行為人之機會？二、注意行為人之程度？三、先前特徵描述之準確度如何？四、指認人確定程度如何？五、犯罪發生時與指認時相距時間之長短？然而，金孟華教授也指出，「門山法則」仍過於狹隘，並沒有考慮到其他影響「可信性」的因素，這點在一份美國2016年阿拉斯加法院的判決中有明確說明。

在Young v. State案中，法院指出「系統性變因」（system variable）和「估計性變因」（estimator variables）可以用來檢驗證人指認的可信性。「系統性變因」包含：列隊或相片指認是盲測嗎？指認人是否有事先被告知行為人可能不在隊伍裡？隊伍裡除了嫌疑人至少有5個人嗎？是否是單一指認？指認人在案發後是否曾與嫌疑人有接觸？等等，而「估計性變因」包含：指認人在案發時是否處於壓力情境下（如行為人持槍）？現場距離或光線等環境因素是否會影響指認？指認人本身是否患有精神疾病、藥物濫用等而影響指認能力？案發至指認間相距多久？指認人與嫌疑人間彼此是否屬不同種族？等。綜上所述，金孟華教授提出應該為被告建立起一套檢驗機制：一、首先，被告必須在系統性變因中找出一個可能導致指認錯誤的瑕疵，以開啟再次審理的程序。二、檢方必須提出縱使有此瑕疵，亦不影響指認可信性的證據。三、面對檢方的答辯，被告必須提出該瑕疵致使指認錯誤無可彌補的實質理由。

這個時候，應該不少人會想起林金貴的案子。金孟華教授在投影片中秀出林金貴案的指認紀錄表，實在瑕疵百出：指認表上僅有四張照片，而林金貴是裡面最為凸顯的一位，因為在照片上的他遭手銬扣在牆邊。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指認表上有多個指紋重疊，可見所有的指認人均用同一張指認表進行指認，怎可能不互相影響呢？至於劉正富案，則是僅用一張照片就完成了指認程序。朱朝亮檢察官也有點出在目擊證人認知階段，包括武器焦點效應（注意力會放在凶器上）、下意識移情（指誤把在其他場合看到的人認為嫌疑人）、人犯有蒙面偽裝、跨種族辨識困難及兒童或精神耗弱人之指認，都是指認人在進行回憶時，會發生錯誤的具體因素。

對此，施志鴻教授亦明確指出，應加強警方對於影響目擊記憶方面的知識，考量目擊記憶受干擾、汙染及指認遭誘導的風險，且若指認結果與偵查方向一致，通常會被誇大其證明力的問題。未來，應針對事件階段、警方接觸前、警方接觸後、指認等指認錯誤的四大階段累積案例研究，並規劃具體規範和訓練。朱朝亮檢察官同樣希冀能將「指認之正當法律程序」列入刑事訴訟法的修法考量，參照美國憲法賦予嫌疑人免於自證己罪（如免於受列隊指認）及「辯護人依賴權」的權利精神，杜絕可能造成的誤判，減少我國冤案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