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桌論壇】妨害性自主被害人之PTSD診斷
2018.08.26 @ 台灣冤獄平反協會2018年度論壇
主講｜劉佩瑋律師、王俸鋼醫師、黃致豪律師、鄭子薇檢察官
主持｜金孟華助理教授
記錄｜高珮瓊、陳佳君
彙編｜葉之緯、柯昀青
論壇第二天的下午，由金孟華老師擔任引言人，平冤的劉佩瑋律師、彰基醫院司法精神科王俸鋼醫師、黃致豪律師和鄭子薇檢察官，共同討論司法體系應該如何在法庭中使用「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的診斷書。
性侵案件裡多以被害人陳述為主要證據，但是除了被害人的陳述外尚需有其他補強證據，以判斷被害者之陳述是否具有可信度，常見的補強證據包括：其他證人之供述、被害人之驗傷診斷證明書、被告測謊鑑定，以及心理諮商報告、精神鑑定報告等等。其中，PTSD多用來採為被害人情緒相關之證據。
然而，到底這個證據是如何在法庭中被運用的呢？
劉佩瑋律師先從實務經驗出發，分享目前PTSD診斷在妨害性自主案件中的角色。該案例是一位因牽涉妨害性自主案件而向平冤喊冤的陳先生。檢察官以強制性交罪起訴被告，起訴的主要證據為被害人供述、被害人處女膜之驗傷、被告測謊未通過之報告。
該案一審時，認為被害人證詞前後矛盾，在遭受性侵期間均未向他人求援，並且在與被告產生衝突隔天即向學校指述遭被告性侵害，動機可疑，因此為無罪判決。然而在二審時，法官將A女送往草屯療養院進行司法精神鑑定，詢問以下問題：第一，A女是否有PTSD？第二，若有，與性侵的關聯性？該院函覆肯定有PTSD，且A女近期無其他重大創傷或重大壓力，故認定A女的PTSD，「應係因性侵案件」。最後，法院採信療養院之認定結果，二審便改判陳先生有罪。
在這裡，最主要的問題是到底PTSD的「成因」是如何判定的？根據「精神疾病診斷及統計手冊」第四版（DSM-IV）詳列出的診斷要件，似高度仰賴病人主觀陳述，不禁令人興起循環論證的質疑，且此標準並不會探究事件是否為真，故如何斷定其與某創傷事件的因果關係？對此，平冤協會也曾去函詢問衛服部，得到的回覆竟是：PTSD可以診斷，然卻不宜用來回推其成因。
因此，劉律師認為，精神鑑定機構僅能判斷病人是否有PTSD，但不應該藉此推論被害人到底經歷的是哪一種創傷經驗；案件當中的因果關係，還是應回歸法院調查證據後判斷，而不是交由精神醫學。
呼應劉律師的主張，王俸鋼醫師則接力，從精神醫學的角度討論PTSD診斷的能與不能。
精神科醫師在實務上如何鑑定PTSD？王醫師提到，有研究顯示八成的一般大學生可成功透過問卷模擬出PTSD之症狀。因此，良好的鑑定過程，是司法精神科醫師必須超出臨床描述，結合所學知識，判讀個案有無符合，而不單純是僅依當事人陳述就逕下認定。
不過王醫師也非常同意，在司法場合適用DSM-IV確實必須謹慎。法庭上的要求和臨床醫學要求有很大的差別。在司法鑑定上都建議不可直接拿來進行案情判斷，況且，由於PTSD有時如同隔水加熱一般，在事發過後許久才會發生，而且事件發生後的責備和社會輿論，都會是壓力來源——換句話說，就精神科學專業來看，病人創傷成因是極難回推的。
針對PTSD鑑定報告究竟如何在司法程序的應用的議題來說，在實務上，鑑定報告中「證詞可信度」的重要性其實遠大於「心理衡鑑」（如有無PTSD）。鄭子薇檢察官也認為，PTSD鑑定報告必須參酌程序以外的因素，如被害人舉動，不能僅依賴陳述，且應更加細緻化，例如訊問關係人。另外，如同前幾位講者的意見，司法實務應避免使用PTSD鑑定報告為定罪唯一證據，最多僅能作為量刑上的參考。
最後，黃致豪律師則回過頭，思考為何PTSD鑑定診斷會成為法庭中的重要證據。他指出，台灣的刑事案件定罪率約為95%，反觀同為刑案的性侵案件卻只有85%，而這中間的落差主要是因為性侵案件受到隱密性、非限時性、支配性的影響，可以用來證實犯罪事實的證據較少。
- 隱密性：事件發生的場所往往在加害者熟悉或可支配之地點，因而難以有中立、可信的目擊證人，供述證據易受汙染。
- 非限時性：事件通報與採集證據難以即時，物理證據因此滅失毀損。
- 支配性：雙方常存在不對等的權力架構，使被害人與證人不願在初次就舉發，導致指述與記憶內容不同。
司法心理學研究也發現，檢察官和法官許多的預設看法相當程度會影響證據蒐集和解釋，如在法庭引進鑑定報告，院檢容易不小心忘記鑑定科學的本質、信度和效度，以及鑑定命題沒有採用盲性實驗法，構成性侵案補強證據的系統性風險。
致豪律師也點出性教育的重要性，由於缺乏足夠知識，造成許多時候被害人無法精確指稱遭侵害部位，進而造成許多誤認、誤判的情事，然而這部分在國內，卻是學校和家長不敢碰觸的議題，進而使得許多案件在偵辦、搜查上都碰到很多困難。
最後，致豪律師也提醒，司法精神鑑定流程的改善，亦是未來必須努力的方向。
整體而言，到底PTSD能否作為補強證據，或甚至作為妨害性自主案件中的主要定罪證據？本場次所有的講者，顯然都抱持著保留的意見。
就精神科學專業來看，PTSD的診斷，確實不應該作為推斷司法上、性侵事件是否真實存在的基礎。在上述提及的案件中，經調查發現被害人於其所證稱遭性侵的期間尚有發生父母離婚、家暴、祖母過世等重大壓力事件，我們其實很難從PTSD診斷的有無，反過頭來推論出被害人到底經歷的是哪一種創傷經驗。
除此之外，就證據使用上來說，所有講者也都認為，司法實務應避免使用PTSD鑑定報告為定罪唯一證據，而應該與其他證據相互參照。
PTSD鑑定，醫師主要是透過病人之敘述，以及自身的專業判斷，作出診斷，但關於事件陳述部分，還是以被害人自述為主；以此作為單純的補強證據，有循環論證之疑慮，更有違反「累積證據不得作為補強證據」的問題。
即使妨害性自主案件發現真實很困難，基本的「嚴格證明法則」、「無罪推定法則」依然應該被遵守。要求各級法院妥適使用性侵害相關證據不是和被害人對立，而是為了使被害人與被告皆能以適當、嚴謹的方法釐清事實，對雙方都是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