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演講】在NAS報告之後：美國司法科學政策發展
文｜沈冠宇、童楷淳
編｜王翊軒、柯昀青
2019年平冤論壇首日上午，平冤邀請到執業30餘年的美國退休檢察官麥特．瑞斗（Matt Redle）進行主題演講，也為今年的平冤論壇拉開序幕。本場演講以2009年美國國家科學院（NAS）所發表的報告為起點，分享在NAS報告出爐之後，美國的司法科學政策改革進程。
NAS報告主要探究美國當時（2009年）的司法科學領域狀況，提供國家分配政府經費的建議，以協助整體領域的進步。面對這份報告的分析、批評與建議，麥特指出，美國司法系統內不同立場的人，各自持有不同意見。譬如說，就冤案救援組織或者律師來說，這份報告可以說是期待已久的一擊，有望一舉調整司法科學領域的長久弊病；但若站在政府實驗室和檢察官的角度來說，卻不少人認為，當時司法科學領域的專家已經很稱職，多餘的改變反而是種累贅。
麥特認為，NAS報告發表距今已經十年，回頭來看，雙方的理解其實都有部分正確之處。若現在為要定位2009年NAS報告的貢獻，麥特認為，NAS報告確實有助於持續提升美國司法科學的品質；不過必須強調，NAS報告並不是改革的起點，而是一個催化劑，讓那些更早以前就已開始的改革得以進一步邁進。
在2009年NAS報告之前的檢驗：DNA比對技術
那麼，在2009年NAS報告之前，對於司法科學方法與證據的評估是如何呢？
麥特指出，自從DNA比對技術出現，司法科學的世界就產生了永久性的改變。除了在親子鑑定與移民爭議以外，DNA比對技術同時可以利用於犯罪偵查。
在1992年NAS就曾成立委員會，針對早期DNA比對方法提出第一份NAS報告，當時的看法是，認可DNA比對技術所得出的隨機符合機率，但因沒有更多的次群體資料，態度仍持保留。第二份NAS報告認為，美國的確存在人口次群體，因數量不大，故仍須留心次群體的影響容易因此被抵償，影響其比對的準確度。在這兩次檢驗後，現今 DNA比對技術比以往更加精密。在今日，實驗室可能有辦法從刑案現場所留下的證物採集到接觸型DNA，甚至有辦法從相對多人混合的DNA樣本當中區分出不同人的DNA型別。
除了針對DNA技術之外，法院對於如何看待科學證據也有許多討論；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是「道伯法則」（Daubert standard）。道伯法則的重點是要讓法院有個標準，知道可以如何判斷科學性與技術性的專家證詞在法庭中的效力。不過，法院執行上經常會放寬道伯法則的適用，因而仍時常遭到批評；此外，許多專家往往自稱為科學家，但事後卻改口說自己只是在某個技術領域的工作人員，這些情事在在讓美國法院在面對科學證據時，仍有標準雜沓不一的問題。
在1990年代之後，更已發生許多事情，令人們對於司法科學證據信任的開始鬆動，其中一個主因，就是無辜計畫平反冤案的成果。在New York v. Castro一案所現，DNA技術雖大有可為，但若在樣本測試與分析時不夠謹慎，也可能造成重大的錯誤。而在United States v. Yee一案，辯護人提出道伯法則，以確認檢察官提出DNA證據的可容許性，並展開了一場詳盡的檢視。最終證明， DNA鑑定結果不但能提供有力的定罪證據，也能提供同樣強度的證據推翻過去誤判的案件——這個發現，成為美國無辜運動發展的重要基石。隨著DNA平反案件增多，冤獄與冤案的存在也獲得證實，而相關的司法科學謬誤也因而浮現。
曾經出錯的司法科學：槍彈比對、毛髮比對、指紋比對
這些可能引人質疑的司法科學謬誤包括什麼呢？
首先，槍彈比對。在甘迺迪總統遭暗殺後，美國國家科學院曾經針對此鑑定方法提出報告，報告認定此案中的化學分析正確無虞，且受測的化學元素也確實可以用來判斷其相關性。不過，FBI意識到他們的統計方法很可能會造成檢察官與陪審團的混淆，而自願停止使用此技術。
接著，麥特開始討論毛髮比對這項方法。在2015年，FBI全面檢視過去曾使用顯微毛髮比對技術的案件。之所以開始進行這項全面檢視，是因為發現在多起平反案件中，毛髮比對鑑識人員所提出證詞已經超出科學所容許的範圍。當FBI使用mtDNA技術來檢驗這些顯微鏡毛髮比對的案件，發現有不少案件DNA鑑定結果確實證實，原初的毛髮比對是錯誤的。
最後，麥特分享了震驚全球鑑識界的重大案例：馬德里爆炸案出現的嚴重指紋比對錯誤。在爆炸案後，一位指紋鑑定人員，透過爆炸案現場採到的一枚潛伏指紋，比對出Brandon Mayfield；即便西班牙當局曾通知FBI，這枚現場指紋也初步比對到另一人，但是FBI幹員仍然錯誤的逮捕了Mayfield。沒想到，就在幾週後，西班牙確認另一個第三人才是該枚現場指紋的主人，而非Mayfield。
麥特指出，上述幾個例子顯示，過去人們對司法科學證據存在著許多錯誤的認知，因此這些案例，便成為推動相關技術檢討與改革的力量。
人為的司法科學錯誤：鑑識騙局
除了前述的誠實錯誤（honest mistake）案例，麥特也提及，司法科學領域也深受假造、欺瞞、不實等人為的司法科學錯誤的困擾。這些「鑑識騙局」（forensic fraud），集合了各種偽造不實、誇大高估以及荒謬的錯誤，進而大大降低公眾對鑑識科學的信任感。
舉例來說，司法科學界偶爾會出現「編造實驗」（dry labbing）的問題，也就是鑑識人員在報告中偽造其從未進行過的分析或檢驗結果；有時，則會出現講話誇大不實、以司法科學之名招搖撞騙的「鑑識騙子」，吹噓自己的鑑定方法「跟魔法一樣神」——譬如，Louise Robbins與她的「灰姑娘分析」（聲稱可以從鞋印比對出特定鞋隻，結果後來證實都是錯誤的比對）；又譬如Michael West，自創的West現象之技術，宣稱透過藍光雷射與黃色護目鏡，可認出別人看不到的屍體上的咬痕、抓痕（然而由於此技術無從紀錄，別人也無從驗證其真偽）。
2009年的NAS報告：提出改革司法科學的議程
2009年的NAS報告，是在這些脈絡之下出現的。這份報告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規劃可以改善、革新司法科學領域的議程與方案。
NAS報告總共提出了13個建議。其中，麥特分享了美國地方檢察官協會（NDAA）對這些建議的回應。NDAA最主要的意見，就是反對NAS報告中的建議一和建議四。麥特當時還曾以NDAA理事的身分至國會發表此反對意見。
建議一呼籲成立國家司法科學研究院（NIFS），對於整個「分散」的司法科學界進行治理。最終司法科學研究院並未設立，取而代之的是國家司法科學委員協會（NCFS）的成立。
建議四要求所有政府刑事實驗室都應該要獨立於執法機關之外，但NDAA認為，其實建議四所尋覓的實驗室獨立性，早已能透過其他方法做到——NAS委員會或者國會做出的所有要求，都不需要透過實驗室的獨立性來滿足。
麥特回顧，雖然最後的發展並未完全照著NAS報告的預期走，但目前為止，仍有不少好處。自NAS報告出版以來，總統科學技術顧問委員會的報告（PCAST）、國家司法科學委員會（NCFS）、鑑識科學統計與應用中心的成立（CSAFE）、隸屬於國家標準暨技術研究院（NIST）下的司法科學專業領域委員會（OSAC）所延展出的四個發展或許可以提供動力，讓司法科學持續進步，提高司法的可靠性及可信度。
最後，麥特作結道，NCFS目前已經結束運作，不過OSAC已接下了標準制定和鑑定方法驗證的任務，這項重要工作將持續進行，並且持續制度化。
現在，他最關心的議題仍是檢察官之間的分歧。他提到，檢方內部對於司法科學的改革還是有兩種看法。第一種，也是比較屬於他自己的想法，是認為司法科學領域若能發展成一個更透明、更以科學為基礎的學問，對於落實正義至關重要；但第二種，則是認為有部分改革，會影響檢方在追訴犯罪時手上的戰略優勢，因而態度相對保守。
麥特認為，第二種想法是短視近利的，因為回到檢方的角色自身來看，能夠運用科學的力量，追緝真兇、釋放無辜，這才符合檢察官作為「公義代表人」的職責，只顧著自己在訴訟上的輸贏利益，反而是與公義背道而馳的作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