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平冤影展映後座談】真相的陰影
紀錄|陳品妤、陳語
編修|王旻琇
《真相的陰影》(Shadow of truth),是一部關於以色列真實案件的冤案紀錄片,導演在2006年塔伊兒・拉達(Tair Rada)案發生後,透過影像一路追蹤至2016年,而在2023平冤影展放映時,該案被冤者羅曼.扎多羅夫(Roman Zadorov)已再審無罪。
此次影展於12月8日、9日放映本片,映後分別邀請了台大法醫學科研究所翁德怡所長與台大法學院郭怡慧(Michelle Kuo)客座教授、閻紀宇老師與北大法律系顏榕助理教授與談,並由葉芷瑜擔任口譯人員。邀請各位觀眾與平冤一起循著專家學者們的說明回到2006年的以色列,看看本案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以鑑識科學角度剖析冤案
翁德怡所長在12月8日場次映後座談中,首先透過鑑識科學角度與觀眾討論電影中所涉及的冤案議題。翁所長指出了本案與江國慶冤案的相似之處,並強調在案件尚無頭緒階段時,專家提供的資訊容易使執法人員產生認知偏見,導致執法人員在刻板印象的影響下,落入隧道視野──即使現場跡證與受訊問者所述的內容不符,執法人員仍堅信其有罪──進而可能會對受訊問人採取了誘導性訊問的方式,最終導致錯誤的自白。
在紀錄片中,本案檢察官一再強調案發現場採集到被告的鞋印,然而鞋印並非如DNA般獨一無二,十分容易產生誤判。檢察官之所以會將間接的證據或類化證據,甚至並非證據的東西作為證據串連起來,即是其打從心中認為羅曼先生即為犯人,這就是為何即使周圍的人告訴他這些客觀證據可能是錯誤的,其也仍深信不疑的原因。對此,翁所長表示:「鑑定過程中應具備開放的胸襟來看待整個過程。案發現場重建是重要的證據之一,不能因為先入為主的偏見而忽視了現場跡證與被冤者所呈現的不符之處。」檢察官一開始就不應憑著錯誤的認知起訴,進而導致錯誤的偵查、產生錯誤的審判。
在壓力下產生的虛偽自白
延續翁所長的討論,郭怡慧客座教授進一步以美國亞歷桑納州的案件為例,向觀眾解釋了虛偽自白產生的過程及原因。首先,她拋出了一個提問「大家一定很難想像,為何有一個人會做出虛偽自白,甚至承認自己所沒犯過的罪呢?」
原來在美國,警方合法地被容許對受訊問人說謊、耍點小記倆,甚至「有罪推定」。除了生理上施以不正訊問的手段(如施暴、拒絕給予飲水)外,偵訊者也時常對受訊問者施加無形的心理壓力,舉凡向受訊問說「律師沒有要幫你」、「親人及朋友要離開你」、「自白了就能離開」等等,都是常見的手法。郭教授指出,受訊問者處在封閉環境中的壓力,加上無法與外界接觸,往往會導致受訊問者需要去迎合警方的回應或是從警方的問題中找到他們想要的答案,進而做出虛偽的自白。
而在12月9日的映後座談中,兩位講者也不約而同提到了「虛偽自白」的情形。
閻紀宇老師首先提到以色列的刑事程序中,尚無保障受訊問者的律師在場權,在沒有專業律師協助下,警方與司法體制對受訊問者產生的壓力,往往會迫使其說出偵訊者想要的答案,偵訊過程中因壓力而產生虛偽自白並非特例,而是普遍的出現在許多冤案中,例如美國的中央公園五人案、內蒙古的呼格吉勒圖案及台灣的江國慶案,三個案件中皆出現虛偽自白的情形。
另外,閻老師也分享了在電影中觀察到的有趣之處:媒體在本案中不只是紀錄案件,同時也凝聚了社群的力量,讓當地網友化身鍵盤柯南,調查線索、聯絡各種鑑定專家,提供意見給辯護團隊參考,甚至進一步影響裁判,如同美國近幾年至少有五個案子是因為真實犯罪(true crime)podcast的力量而平反一樣,他也企盼台灣的媒體、網友能發揮這樣更積極、眾志成城的力量。
而對閻老師來說,本片片名也蘊含了特別的意義:「我們常說真相是很光明、正面的,但我認為《真相的陰影》這個片名在提醒我們,儘管檯面上的事證似乎很順理成章,一切都天理昭彰、加害人罪有應得,但真正的真相可能是在陰影中,除了當事人本身的掙扎與奮鬥之外,還需要有心人把真相從陰影中找出來。」
接下來,顏榕助理教授將與談焦點拉回了一般人對「虛偽自白」的根本疑惑:「為什麼沒有做錯事卻還是要承認?」顏榕助理教授表示,片中偵訊室的影像使其回想起先前律師執業陪偵時感受到的壓迫感,她更進一步指出,人在緊張、壓力的狀況下難以控制自己的陳述,也難以記得陳述的內容,無法保證在那樣壓力情境下的陳述是全然真實且無誤的,「人的記憶是非常脆弱的」顏榕助理教授這樣註解道。
此外,顏榕助理教授也以自己在國外求學的經驗為例,道出語言的隔閡更容易加重壓力情境,因此,如同本片的被告所遇到的情況,在偵訊時以非母語受訊問是更難避免虛偽自白的。她也期許大家能在觀看完本片之後,更深入地了解冤案成因,讓司法能更進步。
延伸閱讀:
《法庭上的偽科學:從齒痕鑑定冤案檢視美國刑事司法系統中的垃圾科學》
《解讀「虛偽自白」:無辜者為何會承認犯下罪行?心理學家解析錯誤自白形成的過程及其矛盾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