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冤十週年特展座談】淺談偵查中辯護制度的發展 側記
講者｜尤伯祥律師
記錄｜陳胤良
編修｜蘇敬雯
在平冤協會十週年特展，我們邀請到尤伯祥律師來和民眾們分享偵查中辯護制度的發展歷程。
偵查中辯護是避免冤案的第一道防線
講座開始時，尤律師先向聽眾們解釋偵查中辯護為何如此重要。很多時候，冤案救援談的是開啟再審、非常上訴等非常救濟平反過程，因此大眾可能產生疑惑：「偵查與冤案有何關聯？」回憶起過去的經驗，尤律師表示冤案的形成經常是從偵查階段就埋下發生的主因，因此有一位辯護人在偵查階段就坐在犯罪嫌疑人旁邊是非常重要的。
接著，尤律師開始解釋偵查中辯護制度的發展歷史。在民國71年之前，我國的刑事訴訟法並無偵查中辯護制度，是直到民國71年才修法的。相較於當時的德國、日本，那時的修法算是相當先進，至於修法的理由則是當時發生的「李師科案」──李師科殺警奪槍後搶劫銀行，得款530餘萬，政府公布畫像並懸賞線報，結果王迎先卻被舉報，在「大膽假設，用力求證」的辦案風氣下，王迎先在被警方帶出尋找贓款與做案工具後，跳下秀朗橋而死，而後李師科落網，真相始水落石出。
當然，李師科案對於立法的影響頗為深遠，但立法背後的推力更和當時的社會氛圍大有關係。在威權統治時期，情治偵查人員慣於刑求取供是眾所周知的事，舉例而言，民國69年的美麗島大審，每一個被告都在法官面前翻供並稱遭到刑求，且大審後更發生林宅血案。除此之外，同一時期的陳文成教授遭警總帶走後陳屍校園。這一連串的事件讓蔣經國政權的社會控制受到動搖，律師公會因此請黨外立委提案引進偵查中辯護制度，執政黨與提案立委在議會中角力後，引進了偵查中辯護制度的雛型，准許偵查中被告委任辯護人，辯護人並得於偵訊時到場陪同，並為「補償」檢、警而相應給予擴權：
- 增列司法警察官的約談權
- 增列檢察官、司法警察官的逕行拘提權
對此，尤律師解釋，雖然立法通過，實際效果確很有限。因為偵訊時律師只能在場，不許說話、不許札記、不許與當事人確認筆錄；而民眾也知道律師在場能做的有限，因此偵查中辯護的情形頗為少見。另外在立法之後，台灣社會還是發生了蘇炳坤案、邱和順案、蘇建和等3人案等等有刑求取供的案件。
讓步：米蘭達警告與全程錄音錄影
尤律師接著提到，實務運作的第一個突破口，便是從法務部開始允許律師札記訊問要點開始，然而這樣的改變對於律師能夠給予當事人的協助而言，仍然有限。此外，辯護人經常被警、調人員請到偵訊室外觀看閉路電視轉播訊問過程，甚至僅有螢幕卻無音訊可供聆聽。
時間來到民國85年，發生了一起事件：顧立雄律師與劉豐州律師在陪偵時遭調查員強制拖離偵訊室，劉豐州律師甚至在過程中被調查局人員弄傷濺血，後來經媒體報導，才迫使調查局北機組道歉，正是這起事件，顯示了當時的偵查中辯護制度是不足夠的，與此同時，蘇建和案救援也正如火如荼的進行中，在強烈的輿論抨擊之下，終於加速了修法的壓力。民國86、87年，刑事訴訟法第95、100-1、100-2條通過，將告知義務的米蘭達警告、全程錄音錄影納入規範，尤律師表示，全程錄音錄影的條文等於防止刑求的發生與筆錄被錯誤紀錄的問題，進而保障了律師與警方據理力爭的可能，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
爭取：在場發言權
接下來的另一個突破則要談到民國89年的吳如月綁架案，當時警方在逮捕了四名少年並宣布破案後，又發生一案兩破的狀況，導致輿論難平，也因此開啟了要求律師「陳述意見權」的討論，後來雖然通過立法，但辯護人究竟如何「在場陳述」？尤律師的回答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多數時候，檢警在筆錄結束後才象徵性地詢問辯護人有何意見，甚至很多檢警根本連律師札記權的行使都禁止。
按照國際人權的標準，犯罪嫌疑人有委任並聯絡律師的權利，並可以在國家可見而不可與聞的條件下與律師磋商、溝通、交流並討論辯護策略，而當時臺灣的現狀可說是與這個標準相差甚遠，直到首度有民選總統遭關押，監所中的人權狀態才有改善，例如監所同學可以洗熱水澡、而監所裡所受到的權利侵害可以獲得司法救濟（釋字653號）、羈押禁見之當事人接見律師時不用再被全程錄音錄影（釋字654號）等等。
根據釋字第654號解釋之意旨，修正刑訴法第34條，賦予被拘提或逮捕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接見辯護人之權利，當事人終於有積極主動在偵查階段請律師陪同的理由，陪偵律師也不再只是防止刑求的觀察員，至少他們可以在第一次面談中，告訴當事人可以在偵訊過程中請求與律師討論，否則將行使緘默權。
尤伯祥律師
突破：羈押庭中的閱卷權、協助被告閱覽筆錄與札記權的確立
近年來的進展，民國97年，又發生了曾文杞案，當時曾律師欲陪同當事人確認筆錄內容，卻遭調查員樓仁健拒絕而發生衝突，因為這起事件，立院推動修法，讓律師得以名正言順地閱覽筆錄；「賴素如案」，則是被告與辯護人主張閱卷權只有在審判中行使是違憲的，大法官作成釋字737號解釋，讓律師在偵查中的羈押庭也可以有閱卷權。尤律師補充，上述這兩項改變也在民國109年正式寫入刑事訴訟法中。
另外，尤律師還提到最近的一項新發展：在「陳明賢案」中，檢察官因認為陳律師的札記紀錄過於詳細而當場予以扣押，因其聲請準抗告被駁回，便轉而聲請釋憲。尤律師表示，雖然札記權是最早發展的，然而也是直到111年憲判字第7號才被正式確立具有憲法位階，明文確認律師的在場權、筆記權、陳述意見權，這不僅是對當事人訴訟權的保障，更涉及辯護人思想自由的權利。
講座尾聲，尤律師做出總結：回顧偵查中辯護的發展歷程，可以發現這個制度是圍繞在與律師的衝突慢慢發展出來的，走到今天這一步已經很不容易；然而，無論法律如何規定，偵查機關永遠都有理由將辯護人視為偵查阻礙，換言之，辯護人與偵查機關的角力依然存在，而他也認為偵查中辯護的制度仍會在未來繼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