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平冤影展影人專訪】《裁判正義：檢證嬰兒搖晃症候群》

訪談｜李建融、沈文莉、韋昱安、劉盈良
撰稿｜李建融、劉盈良
編輯｜韋昱安
攝影｜石嘉程

 

2023年8月，平冤年度論壇上邀請到日本無辜計畫的執行長──來自日本甲南大學法學院的笹倉香奈教授（Kana Sasakura），和我們分享近年來國際冤案救援社群日漸關注的「搖晃嬰兒症候群」（Shaken Baby Syndrome）議題。在過去，有許多照顧者因為「SBS/AHT假說」而被控告惡意虐待兒童，然而，隨著近年來醫學界和無辜運動社群對這一假說開始提出質疑，也有越來越多案件被證實是冤案。而在日本，通過民間團體和律師們的積極倡議和介入，已成功促成十幾件SBS/AHT冤案的平反。

在笹倉教授的牽線下，平冤得知了在日本，有一位原先是律師，後來轉而從事記者工作的上田大輔導演，從2018年起開始製作名為《檢證搖晃嬰兒症候群》的系列紀錄片，包含《雙重正義》、《裁判正義》、《破碎的家族》，詳細記錄下日本SBS/AHT的冤案案例，如何激起了各方立場的論戰、被冤者們又如何走向無罪平反，其家庭因此事件受到什麼影響。本屆影展，我們有幸邀請到此系列紀錄片的第二集《裁判正義》參展，而上田大輔導演和身為被攝者的笹倉香奈教授也來台參與映後，接受專訪，和我們分享更多紀錄片誕生背後的故事。

Q：想請問上田導演，從律師轉換到記者，又從記者轉換到導演，這中間有什麼契機呢？在這三種工作的轉換過程中，有什麼挑戰或是困難嗎？心境上有什麼變化嗎？至於這些工作的思考模式有什麼差別嗎？而從事記者或導演的工作中，律師的背景有什麼幫助嗎？

上田導演：
雖然我對刑事司法有興趣，但是無法適應刑事辯護，所以覺得自己沒辦法從事這個工作，日本的刑事司法有罪佔大多數，要得到無罪判決是很困難的，這當中有很多問題，所以我不喜歡從事刑事辯護工作。

我在成為律師之後進入電視局工作，從事的是企業律師（關西電視局），但是進入電視局後，覺得自己好像也可以做記者的工作，便又從企業律師轉為記者。成為記者以後，我意識到自己能針對刑事裁判取材，藉此傳遞問題，所以現在雖然也有律師身份，但記者的工作幾乎佔百分之百。

我認為挑戰方面，是在法務部門時基本上都是查資料和書寫的工作，但電視局的工作是攝影，藉由影像傳遞資訊，這兩個是完全不一樣的工作，我總是在思考如何透過文字表達，難以完全轉換為影像的方式表達，這一點一直是我的困擾。

但在製作紀錄片時，我感受到真的有些事情只有透過影像才能傳達，要觸動人心，影像和聲音確實擁有強大的力量，這是關於心境變化的部分。

而有著律師背景也幫上很大的忙，第一點是關於刑事審判等知識會比普通的記者來得豐富，更能深入的取材；第二點是，法律什麼地方是合法的、什麼地方會有問題，另外關於法律的實務、法律的解釋等也因為我從業過，較熟悉這些事情，所以可以更深入地進行這方面的調查報導，即便是涉及到有風險的取材工作；第三點是做為律師，對方接受訪問的可能性較高，受到信賴的機率也比一般記者還要高。

 

Q：接下來想要請問兩位，最初開始關心SBS/AHT的契機是什麼呢？以及如何將國外專家的知識引進日本的呢？

笹倉教授：
我原本在國外研究期間參與了華盛頓大學的無辜計畫活動，當時在那邊也發生了涉及搖晃嬰兒症候群（SBS/AHT）被懷疑有冤罪的事件。同時，我也了解到全美各地的SBS/AHT成為爭議焦點，被視為「下一個DNA事件」，對於無辜組織而言是一個重要的議題。此外，大約在2016年左右，我也得知日本，特別是大阪有很多被懷疑涉及SBS/AHT，並導致逮捕和起訴的案件，這引起了我的危機感。

2017年1月，我收到了來自秋田真志律師的聯繫，他提到在大阪發生的某起案件，因該案涉及到SBS/AHT問題，秋田律師希望我提供海外的相關資訊。在之後的討論中，我發現不僅僅是這個案件，還有許多SBS/AHT案件，尤其是集中在大阪地區。因此，我們意識到「這可能會變成一個嚴重的情況」，於是開始召集在處理SBS/AHT案件的大阪律師，展開情報收集。在這之後，我們再次確認了組織性的應對是否是必要的，於是在2017年10月啟動了SBS檢證計畫。

實際上，早在2017年8月之前，我與秋田律師等一同前往瑞典進行了實地調查。瑞典在2016年時，位於社會保險機構底下的「SBU（醫療技術評價協商會）」這個組織發布了一份報告書，指出「根據三徵候診斷強烈搖晃的科學證據極為不足」。因此，我們訪問了編寫該報告書的委員會主席Niels Lynoe教授，以及持續研究和發表有關SBS/AHT問題的Hogberg教授等人，還有被懷疑有SBS/AHT冤罪的當事者團體，聽取了他們的故事。在這過程中，我們得知組織性的應對是必要的，還需要成立當事者家族的團體。回到日本後，我們迅速啟動了項目，次年春季成立了「SBS/AHTを考える家族の会」（SBS/AHT家族集會）。從2019年春季開始，我們還成立了一個研究會，與醫生和多領域專業人士共同探討這個問題，稱為「小兒頭部損傷研究会」。在進行SBS案件的辯護活動時，收集海外訊息是不可或缺的。

我們盡力收集文獻，將重要的資料進行翻譯，以便讓所有人都能參考。此外，從2017年夏季的瑞典調查中獲得的情報也非常重要，因此我們在隔年的2018年再次訪問瑞典，以及挪威和英國，與各地的專家進行了訪談和意見交流，以獲取最新的情報。2018年，我們邀請了威斯康辛州無辜計畫的Keith Findley教授、Katherine Judson，以及一直致力於SBS/AHT問題的英國神經病理學家Waney Squier博士來到日本，舉辦了一場國際研討會。隔年，我們再次邀請了Squier博士和參與2016年SBU報告書的委員會成員Anders Eriksson博士，舉辦了另一場國際研討會。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加入了無辜聯盟Innocence Network的SBS/AHT郵件列表，進一步了解各國的最新情況。

SBS/AHT問題的根本是基於非科學的醫學假設，這種假設在國際上是共通的，因此，參考其他國家的討論對我們的活動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我認為向日本的醫生們正確介紹這些國外的討論狀況會給予重大的影響。

上田導演：
由於我先前曾參與過SBS學習小組，再加上聽了笹倉教授和秋田律師的演講，我認為如果這些內容都是事實，可能還有很多相同模式的冤罪正在發生。不過，日本的刑事審判可能沒有辦法充分確認醫生所作的證述，因此，我認為有必要再仔細調查。此外，由於我自己也正在育兒中，了解育兒的辛苦和壓力，所以對於激烈搖晃這一行為，我真的很難相信有人會這樣做。這是我抱有疑慮的主要原因。

Q：想請問導演是怎麼取得本片主要被攝者山內女士的信賴？這個過程中有用過什麼樣具體的方法嗎？而導演一開始就覺得SBS/AHT事件是有問題的，為什麼還會想要在紀錄片中同時放入兩種對立的意見呢？以及如何在片中平衡兩方的意見呢？

上田導演：
就像在紀錄片裡呈現的那樣，山內女士在被逮捕時遭到大量記者的追逐報導。她因為這些報導而感到極度恐懼。我一開始也感到非常拘謹，不太能和她進行流暢的對話，也沒有得到太多信任。因此，我積極尋找機會，嘗試與她進行談話，讓對方了解我是誰，我想做什麼，採訪目的又是什麼，以此建立彼此的信任。比如，有時我們會一起去喫茶店喝茶，進行類似的活動。在這樣的相處中，直到第一次進行攝影，大約花了一年的時間。實際上，我們一開始拍攝的內容是出現在紀錄片中的Waney Squier醫師和山內女士擁抱的畫面，那天是我們第一次拍攝。

而為什麼在片中放入兩方對立的意見，實際上，在觀看我的紀錄片後，我也收到了其他導演等人的類似提問。然而，這個問題在於迄今為止社會大眾還沒有充分考慮冤罪的可能性。這並不是單純地「我們的社會存在冤罪的問題」，而是一開始社會在「防止兒童虐待」的議題中，就沒有充分考慮到會出現冤罪的可能性。因此，雖然我理解防止兒童虐待是重要的，但如果只是一味地推動防止兒童虐待，而沒有首先讓人們理解冤罪的可能，那麼可能會產生其他問題。因此，我認為首先讓人們理解這兩者之間的平衡是開始解決問題的關鍵。

而我確實是在「建立一個設定問題討論的場所」的想像下製作這部紀錄片的。總體來說，我希望傳達的是，這其實是兩種立場相互對立的問題，所以，我試圖儘量了解兩方的立場。如果他們是出於想保護孩子的立場，並認為SBS/AHT是由於兒童虐待引起的，我就會嘗試透過訪談他們本人，獲取他們的診斷根據或觀點。

笹倉教授：
我想補充的是，基本上是因為我們與上田導演之間建立了強烈的信任關係，才可以安心地接受他的採訪。上田導演不僅是一位記者，還是一位律師，他瞭解法律層面的各種問題（例如日本刑訴法規定的證據不能超出其目的使用範圍，以及與辯護活動相關的各種規則）。從他的採訪態度和提問內容來看，我們從未失去對彼此的信任，當然，雖然他是以媒體中立的立場出現，但他是一位對於任何立場的人都可信賴的記者，這一點非常重要。在拍攝過程中，專業人士方面並沒有遇到特別困難的事情。相反地，我認為在進行當事人採訪的上田導演才可能遇到各種困難。在日本，逮捕時的報導經常會讓人產生被定罪的印象，因此當事人往往對媒體機構抱有強烈的不信任感。我認為上田導演能夠克服這種困境，並建立起與當事人的信任關係，是很令人深感敬佩的。

 

Q：這部紀錄片公開以後，在日本社會有獲得什麼樣的迴響嗎？像是社會和司法界的意見有什麼樣的變化嗎？在獲得關注後，有遇到特別激烈反對的意見嗎？

笹倉教授：
兒童虐待問題在日本是約2000年左右開始引起社會關注的。每當可怕的虐待事件被大肆報導時，大眾都會感到憤怒。對於SBS/AHT的誤判事件，我們也知道在國外有一些批評，稱其為「虐待否定論」。因此，讓大眾對這個問題產生興趣是重要的，同時也需要讓人們了解虐待事件的背後，有這些實際存在的冤罪事件。

在日本，律師通常不喜歡他們的案件被報導。這是因為報導對事件的負面影響通常比正面影響更大。然而，特別就此議題來說，律師、研究者和SBS檢證計畫的參與者感受到，要在重視兒童虐待議題的日本社會中積極宣傳，讓大家知道其中存在冤罪問題，非常必要。因此，從一開始我們就積極參與了與記者一起的研討會和記者會等，努力倡議。

在這過程中，上田導演參加了我們最初於2017年4月舉辦的研討會，他注意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此後便一直追蹤、報導這個問題。我認為上田導演的一系列紀錄片和其他報導在呼籲社會對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方面是不可或缺的。由於上田導演是一位擁有律師資格的記者，他能夠比我們更深入地追蹤和報導這個問題，而且影像的力量確實也能更為真實地傳達議題，提高社會對此的理解度。當然，一直信仰並推動SBS/AHT假說的人們也會對此表示強烈反感。

值得注意的是，在SBS檢證計畫成員參與的案件中，自2018年以來，已經有10起SBS/AHT案件的無罪確定判決。考慮到日本99.83%的有罪率，這種情況非常罕見。然而，令人遺憾的是，迄今為止對於SBS/AHT案件，法院尚未進行公開的檢證，例如重新審視有罪確定的案件。此外，SBS/AHT案件的討論已經進入新的階段，超越了「三徵候」的問題。我們的活動還將繼續，也期待上田導演能夠進一步深入追蹤這個問題。

上田導演：
我想多數人可能一開始並未認為會發生SBS/AHT相關的冤罪，我的報導提出了「這很有可能是冤罪喔、全部都以嬰兒搖晃為判斷是否妥當呢？」這樣的疑問。因此，對於一直認為所有案件都是SBS/AHT相關的人來說，可能會感到驚訝。實際上，我也收到很多聲音說他們從未考慮過這樣的可能性。某種程度上，這使得更多人開始思考這個問題。這可能是我在最初的新聞報導中，或者在一開始的行動中，例如第一部紀錄片中看到的。而在社會和司法界方面，雖然我無法確定這對審判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但我感受到法官們確實在關注和留意，他們是非常關心媒體報導的。我特別感受到的一個例子是，在陪審員審判中出現了無罪判決──這是第二次出現這樣的判決，而這在當時是比較罕見的──陪審員在記者會上提到了《雙重正義》。雖然我沒有親自聽到，但我因此感受到了這種對冤罪的關注，也讓我認識到，我們需要在SBS案件中關注冤罪，這種意識也有機會在普通的陪審員和一般民眾中流傳開來。

當然，在這些過程中，也是有很多反對意見的。「總是說這是冤案，難道不是在逃避兒童虐待的事件嗎？」、「做得太過分了吧！」之類的意見都有。而提出這些反對意見的人，通常是那些專門在做兒童虐待案件的醫生，還有從事兒童福祉工作的相關人員，例如像是兒童相談所的人員，從事那些工作的人，可能會覺得自己在做的工作被大大地否定了，所以他們到現在還是會批判我們。

笹倉教授：
我們SBS檢證計畫也很常被批判，當我參與兒童虐待相關的學會時，也曾經被罵，例如，我會被誤以為是放任孩子被虐待，突然被坐在旁邊的醫生怒罵之類的，當我提出問題或進行質詢時，也會被集中砲火攻擊。

上田導演：
關於這個主題，刑事審判認為與其讓真凶逃走，製造冤案更是不允許發生的，這在日本是一樣的。但是，跟忽視兒童比起來，即使將兒童的生命置於危險中也不能容忍冤罪，對此大家都有不同的想法。所以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笹倉教授：
儘管有這麼多的無罪判決，但是在日本，至今為止沒有任何針對2018年前因SBS/AHT案而被判有罪的案件進行重新審查的行為。不僅是檢察官，連小兒科醫生都認為，我們，也就是辯方，只是在法官和陪審員面前混淆視聽，最終取得無罪判決。換句話說，他們似乎認為這不是真正的冤罪，只是律師的辯護策略發揮效用而已；而在學術界等場合也有人表示，這並不是真正的冤罪，而是因為沒有足夠的合理懷疑所以被宣告無罪，這樣的看法在公開的場合及關於SBS/AHT的論文中也被提出過。

Q：導演跟老師覺得身為一個拍攝SBS/AHT的導演以及推廣SBS/AHT救援的角色，這兩個角色能夠對冤案救援有什麼影響？及導演未來是否也要做跟刑事裁判有關的紀錄片呢？

上田導演：
最開心的是因為有完成這部紀錄片，本件冤案中的山內女士和他的家人看了以後覺得很好、覺得被救贖了，這是最令我開心的事，覺得有做出這部紀錄片真是太好了；再者，我覺得有同樣經驗的人也可以得到這種感覺，我希望自己可以將他們之間聯繫起來，所以選擇拍攝紀錄片。

笹倉教授：
實際上，有10件關於SBS檢證計畫中的案件出現無罪判決，這10件的當事人沒有被問罪，我覺得很棒，畢竟在日本99.8%有罪率的情況下，能有10件無罪判決，這是歷史上稀有的事情，雖然這可能是一個相對正確的作法，但另一方面，如果這項活動早些進行，也許就能拯救更多人了，在紀錄片中我也提到過，其實有很多事情讓我深感後悔。

上田導演：
未來我想製作有關刑事裁判和刑事司法的紀錄片，原因是因為日本的刑事裁判面臨著很多問題，而這次的紀錄片僅僅觸及其中的一小部分，所以我認為還有很多工作需要進行。至於其他刑事案件的紀錄片，剛在上個月播出了一部名為「逆轉裁判官」的紀錄片，今天在YouTube上也公開發布了。這個紀錄片正好聚焦在為何在日本的刑事裁判中很難獲得無罪判決這一重要主題上。以刑事裁判官為主題，深入思考這個問題，我覺得和這次的SBS/AHT紀錄片有很大的相似之處。

 

Q：《裁判的正義》這部紀錄片是第一次在海外上映。想請問導演有什麼目標或期待嗎？而在剛剛的映後中，觀眾的反應跟導演預想的一樣嗎？還是有什麼跟您的預想不一樣的地方呢？

上田導演：
觀眾看了紀錄片，有什麼感想呢？可以了解裡面說的話嗎？會不會太難呢？有沒有確實的傳遞呢？這些是我所擔心的。但是，在放映結束後所得到的感想，似乎得到了更深入且牽涉問題本質的評論，這讓我認為，對於在台灣觀看的觀眾而言，這個紀錄片可能成為思考刑事裁判和醫學等問題的契機，感覺相當不錯。例如坐在最前面的那位女性，是醫學院的人對吧。她所提到的內容非常關鍵：醫生在試圖找出患者疾病的原因時，會根據當時的情報來尋找可能性更高的疾病，這是在探索疾病的可能性。而在刑事審判中，確定疾病的真正原因則是一個不同的過程。她提到的這一點正是造成混淆的原因，也是SBS/AHT案的一個重大問題。這真的是一個很好、觸及核心的回饋。這並不僅僅限於SBS/AHT案，我認為這是關於刑事裁判和醫學的一個重要而深遠的思考方式。

Q：導演和老師都是第一次參加影展，那想請問這次參加後有什麼感想呢？與之前在台灣舉辦的無辜計畫交流會有什麼感受上的不同？

笹倉教授：
我第一次與平冤的各位見面是在2013年在美國舉行的無辜年會上。當時我得知，在同一個東亞地區的台灣，有一個正在活躍的無辜計畫組織，而且是由年輕成員主導的，這讓我感到非常振奮。此後，平冤取得了多項再審開始和無罪判決，成為改變台灣刑事司法的助力，而日本無辜計畫也以平冤的活動為模範，持續努力進行活動。平冤的成員、志工，尤其是被冤者們對我們來說是導師，也是不可替代的朋友。我們從第一次相遇以來一直進行著積極的交流，儘管受到疫情的影響而中斷，但這次能夠再次訪問台灣，參與這樣一個美好的活動，我真的感到非常高興和榮幸，我希望台灣和日本在冤罪救濟方面的交流將繼續下去。

這次的影展持續了四天，場地非常棒。海報、網站等的設計也很出色且精緻，不僅使得一般民眾能夠了解冤罪的問題，也使這個活動變得非常有意義。我也希望未來日本無辜計畫能夠舉辦這樣的活動，因為影像能夠真實地展現「冤罪」這種悲劇，以及我們必須克服的社會問題。在這樣重要的活動中，有日本的紀錄片參展，讓我們能夠跨越國界一同學習、共同面對「冤罪」問題，這是非常重要的。對於影展的成功，我想說聲恭喜並真心感謝。非常感謝。

上田導演：
雖然幾乎和老師的感言相同，但我真的也被非常年輕而又充滿熱情的工作人員感動。再加上像是羅秉成先生這樣的德高望重的人參與並發表了各種評論，看到對冤罪這個議題充滿活力的情景，讓我感到非常羨慕，我也因此得到了很多刺激和啟發，回到日本後感覺自己必須要更加努力了，非常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