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平冤影展影人專訪】《歷劫餘生》

訪談｜王翊軒、李怡瑩、邱沛珊、葉芷瑜
撰稿｜王翊軒、李怡瑩
編輯｜王季庭
攝影｜石嘉程

紀錄片《歷劫餘生》出品於2016年，拍攝四位經歷駭人的無期徒刑和死刑冤案的平反者桑妮．雅各（Sunny Jacobs）、彼得．普林格爾（Peter Pringle）、帕迪．希爾（Paddy Hill）和羅伯特．布朗（Robert Brown），重獲自由、平反之後的生活，以及各自的傷痕、轉變、熱情和互相支持的復原之路。本次影展很榮幸邀請導演馬克．麥克勞夫林（Mark Mc Loughlin）親自來台交流，被攝者桑妮也線上參與映後座談。馬克導演除了積極參與影展其他場次，認識更多台灣、海外的冤案故事，也接受平冤團隊專訪，和我們分享影像作品背後的故事。

Q：就我們所知，導演過往的紀錄片作品主要是拍攝被忽視或遺忘的故事，以此為主軸，橫跨不同題材。想詢問導演，是什麼原因讓導演想拍這些故事呢？有沒有印象深刻的經驗？

馬克導演：

拍攝紀錄片是我第四份工作，我曾經參與音樂產業、新聞業以及藝術領域，而過往經歷，都結合在拍攝紀錄片這份工作上。我從很年輕的時候就開始關注人權議題，例如加入以保護巴西雨林為核心宗旨的組織Survival International。我受到一位知名紀錄片導演約翰．皮爾傑（John Pilger）的啟發，想要為那些無法發聲的人發聲，而這些人通常都是貧困的人、處在社會邊緣的人。

我曾經在不同的國家工作，其中一個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拍攝緊鄰美國邊境的墨西哥城市華雷斯城（Ciudad Juarez）的屠殺年輕女性事件。那是令人難以想像的、噁心的暴力。例如，我曾經和一家人相處，家中的十八歲女兒被警察局長綁架，十九天後，她被性侵害並殺害。她的胸部和手臂都被支解，而從她被埋葬的方式來判斷，她似乎是被活活埋死。類似的故事不斷發生，然而，卻沒有任何一個案件遭到調查。

我們曾經試圖對墨西哥政府提起訴訟，最終失敗。然而，我們將這些故事拍成紀錄片，並在歐洲議會播放。最後傳回了墨西哥，並引起大量媒體報導。

Q：想請問導演，當時是如何選擇冤案題材的？為什麼會想拍攝無罪「之後」的故事呢？

馬克導演：

我年輕時，曾學習過諮商、心理學和精神分析，對於受刑人出獄後的心理很感興趣。美國有一部非常有名的電影《製造殺人犯》（Making a Murderer），而在那之後，美國出現大量探討獄中情形的電影。然而，少有作品談論到出獄後的情形。

認識桑妮和彼得以後，我又了解更多出獄後的生活。許多人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入獄，他們還沒有擁有過銀行戶頭，甚至還沒自己付過帳單、煮過東西。有很多我們常人看似再平凡不過的經驗，對他們來說卻不是如此理所當然。

又例如顏色，我們總是很習慣顏色，但因為在監獄裡都是灰色的環境，他們對於顏色其實並不熟悉。

我曾經和一個被關押了三十七年的人相處，他在十九歲的時候就入獄，他對世界的認知就停留在當年的學校生活。當他出獄後，他所面臨的世界，是跟他的認知完全不同的世界。某天，他要去超市買食物，但當他走進超市的時候，他既震驚又無助⸺因為太多顏色了，而在長達三十七年的監獄生活裡，都只有一個顏色。

另一個例子，人行道的高低階差，對出獄的人來說也是困難的，因為在監獄裡，每一個東西都是平整的。又例如，門，因為在監獄裡，門總是被他人關上、鎖上。所以，很多出獄的人，他們回到日常生活中，還是會讓門一直維持打開的狀態。

 

Q：紀錄片中的四個人，有很不同的態度和情緒。想請問導演拍攝前就知道會有這樣不同的樣貌嗎？為何會選擇他們做為本片主角？

馬克導演：

在拍攝紀錄片前，我透過不同管道認識大約三十多個不同國家的平反者。在決定要拍攝誰之前，為了能夠了解更多，我和許多人聯繫、交談，以知道他們的腦袋裡發生了什麼事。拍攝期間，我挖掘四位被攝者更多的面向，我嘗試完全進入到他們的思緒裡，去發現、理解他們的創傷和經驗。

拍攝過程中我意識到，桑妮和彼得之所以可以好好度過這一切，是因為他們有彼此。他們的關係很有力量，令人驚艷，但另外兩位帕迪和羅伯特就沒那麼幸運。帕迪現在固然有一段很好的關係，但當時並沒有，所以他尋求心理師（ forensic psychologists）的幫助許多年；羅伯特則嘗試各種方法來幫助自己，但效果有限，他幾乎每晚還是都會做惡夢。我在紀錄片中想呈現的是平反者怎麼描述自己復原的過程，像彼得在紀錄片中描述自己經歷了三、四天的地獄，那期間他只能把自己關在一個房間裡尖叫和哭泣，感覺像是所有的創傷反應都跑出來。事實上他是一個非常堅強的人，所以他經歷了三天，然後就結束了。但對其他人而言，他們並不是如此，某種程度上來說他們其實對於彼得講得那麼容易是有點埋怨的。這些都是很不一樣的情緒，而其他情感面的事情也都是在拍攝過程中慢慢顯現出來。

選擇桑妮和彼得的原因是因為他們是殺害警察被判死刑的案件中，唯一獲平反、無罪釋放的伴侶。製作紀錄片時我也意識到，有好的性格的角色在裡面，觀眾比較可以接受和喜歡這部作品，某方面來說他們有「完美」的故事。至於帕迪，他的案子是來自歷史上知名的平反案件「伯明罕六人組（Birmingham Six）」，是相當有名的案件。我想他在這麼多年來受到許多媒體的關注，如果可以看看這些經驗會如何影響他，是一件有趣的事。而加入羅伯特作為被攝者之一，則是因為他的案件沒有受到任何的關注，沒有任何人重視他，而且相比其他人，他在監獄中待了更久，這是為什麼我把他放進這部片。所以說選擇這些人擔任紀錄片的主角，其實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原因。

Q：導演在和被攝者建立關係的過程中，有沒有發生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呢？

馬克導演：

我會和被攝者建立關係再進行拍攝，這會讓他們在鏡頭裡看起來是自在的，而這需要時間。我想談談羅伯特，他在監獄裡曾經被不當地對待，因此他自從出獄後，就不再和任何人友好。第一次和他見面的時候，我對他說：「羅伯特，我完全尊重你的所有經歷，但是，如果我們要一起完成這部作品，我需要你向我敞開心房，否則從鏡頭裡看到的，會是你和我相處得很不自在的樣子。」一開始，羅伯特總是和我保持距離，我嘗試一點一點地靠近他，最後我們變成形同兄弟般的朋友，我甚至是唯一一個踏進過他的房子裡的人。

羅伯特從來不使用他的臥室，臥室已經上鎖六年。有次他說：「進來吧，我給你看我的臥室。」然後，他就費勁地嘗試要打開臥室的門，最後甚至是用踹的方式才能把門給踢開。他就像還生活在監獄裡一樣，總是躺在小小的客廳裡的沙發上睡覺，但是他無法睡超過兩小時。剩餘的時間裡，他就在客廳裡來回走動，就像他在待了二十五年的牢房裡會做的⋯⋯他沒辦法讓自己抽離出那樣的監獄生活模式。

我曾經試圖帶他去見桑妮和彼得，不過桑妮和彼得創立的陽光中心基金會（The Sunny Center Foundation），條件是不可以用藥，這讓羅伯特沒辦法待在那裡。我理解對於成癮者來說，藥癮不是可以立刻戒斷的事，因此兩邊都有難處。我也曾經試圖讓他去看英國很有權威的心理師，他原本有在考慮，卻在最後一刻拒絕了。我還曾經嘗試過好多方法，試圖讓他可以和人有更多社會接觸。但我從來不阻止他用藥。因為我希望用長期的方式，透過關係和社會連結的建立，來幫助他真正擺脫藥物。

我們曾經辦了巡迴演講，這是自他出獄後，第一次離開他生活的城市，他也很喜歡那場巡迴演講。事實上，有好幾個人來和他聊天，他們其實蠻喜歡他的。我知道他其實蠻希望能好好跟一個人在一起，但是他沒辦法，他覺得他沒有能力去愛任何人，或是被接受。

 

Q：我們看到桑妮和彼得他們對這些悲劇性的經歷，抱持相對積極的態度，但Fallout這個字似乎意味著不好的結果，我們很好奇為什麼會將這部電影命名為《Fallout》呢？

馬克導演：

《歷劫餘生》（Fallout）可以有很多層含義，但在這個脈絡下，他的意義是精神上的餘波（mental fallout），也就是他們全部都經歷過的。所以，這部片的片名所指的是這些他們所經歷的心理創傷，這是我取這個片名的原因，同時也是為了可以立刻和其他風格的電影區分開來。像是我先前提到的《製造殺人犯》，多半討論監獄裡的事情，但《歷劫餘生》就會比較著重在出監後的生活。

「fallout」這個字在很多時候，它可以指核輻射性微塵（nuclear fallout），像是核輻射（nuclear radiation），在某種程度上這是我的連結，它有點像精神上的輻射、負面的輻射效果。但確實，它也有很多意義，英文裡有一個字叫包袱（baggage），就是說當你擺脫一段不良的關係時，我們在英文裡會說你背負著上一段關係的很多包袱，所以《歷劫餘生》（Fallout）也意味著你對於曾經發生在你身上的事，背負著許多沉重的包袱。

Q：我們知道這部紀錄片曾經在聯合國放映，可否談談作品在不同場合放映的經驗？而你和四位拍攝者是冤案救援的倡議者，您認為電影放映對於倡議行動有什麼影響？

馬克導演：

這部作品很明顯地為這個議題帶來更多關注。那一次聯合國放映的經驗，有兩個重點，一個是反死刑，另一個是去重新檢視世界各地的上訴制度（appeal system），促使人們去看不同國家的上訴制度，而在大多數情況下它們都不是很公平。

我們在那之後，受邀到英國議會放映這部作品，我雖然住在愛爾蘭，但因為認識很多英國的平反者，我知道上訴制度是不公平的，我也一直在英國進行倡議。英國有所謂的刑事案件審查委員會（Criminal Cases Review Commission，下稱CCRC），過往其中所有委員都是由司法部門任命的，這是非常帶有偏見的。許多人想徹底地改變CCRC，因此我們在英國開始一個倡議運動，我們在議會播放電影，電影放映後，他們在議會裡成立了第一個跨黨派的委員會來審查上訴制度。由於這部電影，整個CCRC受到了全面審查，目前對於CCRC的審視仍然沒有完成，但他們已經有所改變了，委員任命過程變成比較像是一個獨立的程序，從長遠來看，這是一件好事。所以對我來說，電影最大的成功不在於觀眾，不是多少人看了這部電影，而是他所帶來的微小的改變，他可能會為英國帶來更好的上訴制度，對我來說這就是成功。

Q：最後一個問題是，我們知道導演好像持續在拍攝桑妮的長篇或延伸故事？那麼您願意與我們分享這個拍攝計劃嗎？

馬克導演：

當然。這部電影會是一個劇情片（feature film），也就是說它更長了，它仍然是一部紀錄片，也有人稱之為記錄長片（documentary feature film），所以它有兩個故事：一個故事是桑妮和彼得的人生故事，另一個是目前兩個陽光中心（Sunny Center）的工作，一個在愛爾蘭，一個在美國。因此，我將與一些住在佛羅里達州的平反者合作。佛羅里達州有四間房子，有點類似出監後的中途之家，作為一個平反者，你可以住在那裡⋯⋯可能沒有期限吧。我知道其中就有一個人，他已經住在那裡將近四年了，直到最近才離開，他們不太會把人趕走。住在那裡不需要支付租金，這是一個完全依靠民間募款的組織，之前他們開始覺得很難再繼續堅持下去，因為他們當時快沒錢了，我認為蠻有趣的。我忘記我講到哪了⋯⋯哦！抱歉，電影。

對，所以這個電影會是有關桑妮和彼得的生活，從最一開始到最後。不過，因為彼得今年過世，作品可能又會有一些轉折。因為在彼得過世後幾天，有三個人突然向媒體控訴他是有罪的，他們聲稱手上握有證據，但直到彼得死後才拿出來，也是很奇怪⋯⋯不過警方沒有重啟調查，因為彼得死後就很難再證明什麼事。

控訴的人之中，其中一人是同案被告，也就是實際被定罪的人之一，他現在無家可歸，而且有毒癮。我聽到那場採訪，他像是喝醉了，我想他應該被操縱了，但我不曉得；第二個人是該地區已退休的警察局長，他已經寫關於這個案件快要半本書，這位警察局長聲稱他發現了一條帶有血跡的手帕，和彼得的血型相符，但當時他們沒有DNA檢體，所以他們只能知道血型，這其實不是一個很好的證據；第三個人是一個我很尊敬的記者，他是很仔細的人，而且表示他手上有一些證據。他是我唯一想認真聽取意見的對象，而且我認為他提到的某些事情還蠻有趣的，所以在電影的最後，我會去採訪他，讓他說出自己的觀點，最後讓觀眾決定自己對於彼得的想法。

桑妮在彼得過世後三天就參與了一個廣播節目，這對她來說不容易。這個節目第一次在一個主題上花超過十五分鐘，整整花了一個半小時在討論彼得。桑妮在這個節目上有點生氣，因為主持人向她提問：「你們都結婚了，一定有討論過你們的罪行或你們被指控的事。」她說：「沒有，我們從來沒討論過。」他說：「但你們都結婚二十六年了，你們一定曾在婚姻中的某個時刻問過對方發生了什麼事。」但她說從來沒有。這對很多人來說顯得有點奇怪，不過了解桑妮的話，就會知道她是一個很非黑即白的人，很多事她不喜歡去談論，所以我可以理解有些事她不想知道，她會直接說「我不想講這個」，然後話題就到此結束，因此我好像可以理解她為什麼那麼生氣。

不管怎樣，桑妮很生氣，最後甚至威脅說要掛掉那通訪談電話。有趣的是他們也找了指控彼得有罪的警察和記者上節目，很多人在聽了節目之後打給我，問我覺得他是無辜的還是有罪的，我說，你決定吧！對於這整件事，我確實有點疑惑，我在想他們是不是因為害怕法律後果，才要故意等到彼得過世才說出這些事。我只是想說，我認識彼得十年，我把他當成朋友看待，而且他是一個非常無私的人，很願意幫助很多人。曾經有人跟我說：「哦那很好啊，但搞不好他是因為內疚感，他認為自己需要做這些好事。」我的答案是我不知道，而我也永遠不會知道。桑妮在廣播中提出了一個非常好的觀點，她說：「你可以在媒體上讓這個故事歹戲拖棚，但永遠無法證明任何事情，因為彼得已經死了。但每一次當你提起這個故事，都是在提醒被射殺的警察的家人這件事情的存在。」我認為這很有道理，這好像有點複雜⋯⋯但不論如何，我想這提供電影一個有趣的結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