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週年特展紀錄片放映】《我的紀念日》 側記

講者｜金聖雄導演、謝煜偉教授
記錄｜劉子宸
編修｜焦郁婷

在平冤十週年特展的尾聲，我們一起觀賞了金聖雄導演執導的紀錄片《我的紀念日》。這次也特別邀請到金聖雄導演和謝煜偉教授參與映後座談，與觀眾分享導演的拍攝理念與心路歷程，以及台灣和日本冤獄平反故事的交流。

金聖雄導演與《我的紀念日》

金聖雄導演在過去十二年創作了四部電影，常常被人開玩笑地說是冤案專門的導演。之所以會開始為日本的冤案製作紀錄片，是因為在2010年遇見了1963年狹山事件的冤案當事人石川先生。了解這個案件之後，明白冤案是國家不合理地造成了人權侵害，而這點正觸動了導演的內心；也由於金導演本身就是在從事電影相關工作，便希望能夠透過紀錄片的方式告訴社會大眾這樣的事情。

在製作紀錄片的過程中，金導演一再感受到衝擊，他表示以前覺得警察是正義的一方，會好好處理司法案件，但後來才發現事情並不是自己所以為的那樣。儘管如此，他內心仍然深深地被這些故事觸動：雖然冤案當事人遭遇如此不合理的事情，但他們多半都非常直率、開朗、樂觀，因而讓金導演更希望能向觀眾傳達他們的精神與魅力。

就如同本片的主角櫻井先生，他被囚禁在獄中二十九年，但是面對鏡頭，他卻說出了「被關是幸福的事情」這樣的話。為什麼能夠這樣思考呢？「人生不是只有黑白，會失去一些東西，但也會獲得一些東西。」金聖雄導演就是以著櫻井先生的座右銘為主軸，製作了《我的紀念日》。

這部紀錄片的名稱《我的紀念日》，其實是櫻井先生在獄中寫下的一首詩，金導演解釋道，以紀念日為主題，我們可以看見櫻井先生所定下的日子都是帶有諷刺與絕望的，如被定罪的日子、雙親過世的日子、無期徒刑確定的日子；然而，這些客觀角度上看起來很黑暗的日子，卻被他定為紀念日，櫻井先生並沒有因為被冤枉就絕望地放棄，他在獄中仍然認真地過生活，在出獄後也開始工作、後來結婚，也重新為案件翻案、並獲得國賠，寫下了逆轉的故事。

櫻井先生曾說：「我運氣不好，並不代表我不幸福。」對他來說，運氣好壞並不是由自己決定的，但幸福與否卻能夠掌握在自己心中。金導演在深深地被櫻井先生觸動後，便以這樣的話語，作為紀錄片結尾的註腳，同時也希望藉由櫻井的紀錄片，能帶給那些尚未平反的被冤者們一點移情。

 

觀影者的觸動與回饋

在金導演的分享之後，我們請謝煜偉教授也簡單地分享一下觀影心得，謝教授談到，櫻井先生在片頭與片尾都有唱一首歌，叫做《金木樨》， 也就是我們熟知的桂花。謝教授特別去查了它的花語後發現，原來，有著高雅香氣的金木樨，花語是清新、高潔與真實。謝教授認為，這朵花所代表的意思是，即便起初被隱藏起來，有一天仍然能夠綻放出香氣；而即使起初味道並不濃烈，卻能夠一步一步地將香氣傳遞給所有的人，這作為此片的象徵是在貼切不過了；因為，櫻井先生是花了這麼長的時間向這個社會訴說真實。此外，謝教授也解釋歌詞寫著：「綻放香氣吧！綻放香氣吧！金木樨。」就是在傳達櫻井先生要做自己、要度過屬於自己的生活，不要再說謊，而是要持續地訴說他心中認為的真實。在了解歌詞背後的心境之後，觀影者也能對櫻井先生的故事產生更強烈的感動。

不過，儘管樂觀開朗的櫻井先生擁有與一般人不一樣的精神和想法，讓他能夠堅強地度過一個又一個黑暗的日子，櫻井先生的太太仍曾經說過：「我的先生，他的心和身體都分離了。」櫻井先生並非只有美好與光明的那一面，在夜深人靜之時，還是會承受著國家冤罪而帶來的壓力，而這些當事人所遭受到的痛苦，是我們沒有親身體驗的人無法想像的。

影廳之外，課堂中的冤案身影

接著，謝教授分享自己在大學講授的科目主要是刑法跟刑事政策。他在這學期上刑法總則的第一堂課，便向在座的學生介紹，刑事制度當中會發生許多的冤案。而之所以會在第一堂課就提到冤案，最重要的目的是希望踏入法律學門的學子們能夠理解，社會上沒有絕對的真實與正義，當我們努力揮舞正義的旗幟、捍衛正義與真相的同時，也可能製造出國家正義下的犧牲者。

在片中，櫻井先生曾經到甲南大學參加模擬審判的講評，他說：「法官可能只是單純腦袋好，但不代表他們有常識。如果二、三十年前那位法官，也跟各位同學一樣有常識的話，或許我就不會被關在監獄裡了。」這番話，對於法律領域的所有學生、法官、檢察官、律師，都是非常深刻的警語。「如果能時時刻刻地記得今天特展中所呈現出來的冤案，未來成為法律人的執業過程中，或許就能夠稍微停下腳步，勇敢地對錯誤說NO。」謝教授語重心長地說道。

 

除此之外，謝教授還另外談到了一部死刑犯的紀錄片，是關於名張毒葡萄酒事件的受刑人奧西勝。在片中的最後一幕，奧西勝死在獄中，接獲他死訊的辯護團首席律師站在大雨裡，分不清楚臉上的是淚水還是雨水，對於無法為他平反感到非常哀痛無力。對此，謝教授則認為，在法律圈裡面，如果每個人都同心為了某一些事件而努力，即使在追求的過程中不一定有好的結果，但總是會改變些什麼。

而在刑事政策的課堂上，他也不斷地向學生們傳達「標籤理論」的概念。這個理論在談一開始有初級偏差的人，如何透過二次的偏差或是自我實現預言，不斷地加深標籤的效果、進而形成無法自拔的結果。「為什麼警察會找上櫻井？」謝教授解釋，當時櫻井被司法認定為是個遊手好閒、擁有犯罪前科的人，是他們帶有偏見地先鎖定了櫻井這個目標，預設了他就是犯罪者，接下來便一路向著有罪推定傾斜——只要等櫻井承認犯罪就可以了。

藉由這個事件，我們也可以清楚看見，在社會底層的人們如何成為冤罪的犧牲者，而這也是在做冤罪研究必須記得的事情。有些人或許會想，「如果不是你有做，為什麼警察會找上你？」但如果大家都能拋下這樣的想法，藉由證據來驗證、來認定犯罪，或許我們能夠稍微減少一些冤案的發生。

「當然，這也只是稍微減少錯誤，我們永遠沒有辦法消除冤案的發生。」謝教授慎重地提醒著，最後也提到明年一月就要上路的國民法官制度。在這個時間點，讓更多的社會大眾知道在台灣曾經發生過的冤案以及正在救援當中的冤案，或許可以在大家心中種下一個小小的種子。期許我們未來出任國民法官時，能夠保持鮮明的感覺，就如櫻井先生所說的，用常識、用纖細敏銳的心去感受、去判斷，讓這個制度走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