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印尼漁工殺人事件 談台灣刑事辯護之缺失

文／冤獄平反協會辦公室主任  黃芷嫻

今年8月，「特宏興368號」2名台籍幹部被印尼漁工殺害，在我們為該起「喋血殺人事件」受害者及家屬表達難過與悲痛之餘，此次事件也突顯了台灣刑事辯護對於所謂的「司法資源上的階級弱勢」所造成的權利剝奪。

該案6名印尼漁工以殺人共犯遭收押禁見，如同更多在台沒有任何親友的外國人(不論身份是藍領外籍勞工、白領工作者或觀光客)，當他們涉入重大刑事案件而被收押禁見時，卻無法由家屬協助辦理律師委任，而現行羈押法之規定，亦無任何管道讓未受委任的律師，以「委任」之名辦理律師接見，而這群已遭收押禁見之外國嫌疑人，或因語言隔閡或不諳法律條文及相關扶助救濟管道，也無從主動提出律師之請求，因而在偵查階段無從獲得律師的辯護。

更雪上加霜的是，外籍藍領勞工往往同時深陷「司法資源上的階級弱勢」與「語言弱勢」的雙重困境。司法通譯需要高度專業，通譯與被告之間更需要高度的信任，通譯重要性不亞於律師，台灣司法通譯的不完備，法院有時甚至委由與當事人利益相左的一方(如，仲介)尋求通譯人力，已經嚴重侵害當事人的訴訟權。

在我們設身處地與被害者家屬同悲時，也可以試著同理外籍移工所遭遇的司法困境。若是台籍勞工在外國涉及刑事案件，我們也會希望外國政府給予台灣人充分的程序保障，以及接受公平審判的機會。程序正義是追尋實體正義的唯一道路，而冤案對受害者而言，不啻是二度傷害。欠缺有效辯護、缺少司法通譯等都是冤案的因素之一，我們希望這起事件可以讓各界看見司法的階級弱勢，正視台灣刑事訴訟制度的缺失，還給被害者家屬一個真相與公道。讓有罪之人接受制裁，讓無辜之人獲得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