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在他鄉系列（二）正義還在流浪 他鄉審判的三重壓迫

口述／李艾倫　法扶專職律師
文字／黃芷嫻　冤獄平反協會辦公室主任

 

「不要問我從哪裡來，我的故鄉在遠方」，對於多數在台外國人而言，三毛筆下的「流浪」意境，浪漫的遮蔽了「跨國流動」在「流浪」身上所披戴的歧視性外衣。在勞力跨國流動下，流浪再也不是為了天空飛翔的小鳥、山間輕流的小溪或寬闊的草原，而是一場生存之戰。

 

心正／心證：歧視作祟　司法還能公正？

在多數時候，法官、檢察官對於被告「你從哪裡來」的刻板印象，就像對本國被告的階級刻板印象一樣，並不讓人意外。

一位印尼籍的家庭看護，安潔（化名），受雇照料雇主年邁、行動不便且言語表達都成問題的母親。安潔每天的工作就是照料老人家的飲食作息，並推著輪椅帶老人家去公園曬太陽。生活「規律」雖沒太大的驚喜，但至少是一分養家餬口的工作。去年冬天，安潔照慣例推著老人家去公園，因為天氣冷，她替老人家戴上了毛線帽，但，毛線帽遮住了老人家的雙眼。毛線帽事件，在雇主平時嫌棄安潔做事不利鎖、太愛講電話之餘，升高了對安潔的不滿，因而提出告訴：「妨害自由」與「強制罪」。

雇主認為，安潔故意用帽子遮住母親的雙眼，而且發現後還發出笑聲，而老人家因行動不便，無法親自以手移動帽緣，安潔顯然剝奪老人家的行動自由。辯護律師主張，安潔沒有強暴脅迫可言，也沒有強制的「故意」，所謂「剝奪人之自由」更缺乏事證，且安潔在本事件發生後已轉換雇主，新雇主十分滿意安潔的工作狀況，安潔目前工作穩定。然而，檢方仍不忘「訓話」：「你大老遠來工作，就要好好聽雇主的話，認真工作」。最後，毫不讓人意外地以「有罪推定」告終：「這次沒抓到你，不代表下次你還會逃過」。

 

讓人啼笑皆非的翻譯

安潔案子進入地檢後，檢方開啟偵查庭，陪同安潔前往的仲介公司的翻譯因「不是特約通譯，不能入場」而被阻擋在外，檢方則讓某位自稱能通曉印尼語的勞工局外勞事務科專員協助翻譯。但，「他幾乎都沒有翻譯啊，而且講得印尼話我也聽不懂」，安潔事後向律師表示。

司法通譯很忙 外籍被告很辛酸

律師因了解安潔遇到的困境，在接受委任後旋即向地檢聲請安排通譯，沒料到書記官回應：「我們通譯只有一位，很忙，約不到」。但，地檢通譯人力緊縮總不能作為犧牲被告權益的藉口吧？律師於是請求地檢找地院的司法通譯人才，得到的回應卻是「法院的通譯，我們地檢不好用」，輕鬆以一句「院檢不同，不宜使用」打回律師的請求。幸好，律師早已帶一名通譯老師前往「備戰」。

本案最終雖以不起訴處分，但如果安潔自始自終都沒能找到律師，在偏見影響心證、通譯問題未被解決的狀況下，她現在還能獲得不起訴處分嗎？

 

司法通譯不是有就好　或　沒魚蝦也好

司法通譯攸關當事人訴訟權益，在前述讓人啼笑皆非的通譯品質中我們應該能明白，司法通譯絕不能抱持著有通譯就好的心態。李艾律師強調，若要達到對通譯品質的要求，到場的通譯人數至關重要。

依〈法院通譯使用作業規定〉及〈檢察機關辦理刑事案件使用通譯應行注意事項〉的要求，案情繁雜的案件得選任二名以上通譯，分任主譯及輔譯。「面對重大刑案，且被告人數眾多時，只有一名通譯是不夠的，至少應做到一位被告配置一位通譯人員」，李艾倫律師說。畢竟，法院在案件時間壓力並受以往開庭習慣的影響，律師、檢察官或法官難免「忘記等待通譯」，「法庭攻防不會等翻譯翻完再繼續，證人詰問也不太可能停下來」，在法庭上，涉及法官、律師、當事人的多方翻譯，如果被告無法即時透過通譯了解，又如何期待外籍被告能即時請求律師為其進行有效辯護與攻防？

李艾倫律師提及，目前法官已較了解司法通譯的重要性，反而是檢察官常以「被告有請律師啊！請律師講就好」之姿，漠視被告需要通譯之需求，相較之下，檢察官比法官更需要再教育。

 

訴訟文書翻譯　問題重重

印尼籍家庭幫傭清雲，被雇主指控偷竊，到一審程序中途才尋求法扶協助。一審判決後，清雲收到印文判決文書，6至7頁的中文判決書，一下變成只有2至3頁。「對於外籍當事人來說，訴訟文書中不只『主文』(定罪罪名、刑期)，判決「理由」與「事實」也很重要，否則，當事人如何知道法院所認定的事實？如果不知道法院所認定的事實，又如何決定是否上訴？」，「如果這些對台灣人是重要的，難道對外國人就不是嗎？」，李艾倫律師說。

目前訴訟文書翻譯的狀況，地檢狀況比法院更讓人憂心，地檢署的起訴書仍然都是以中文書寫，對於一位不諳中文的外籍被告而言，他／她可能連自己被以什麼罪名起訴都無從而知。我們很難想像，一位外籍被告，當他／她涉入刑事案件，卻無法掌握自身案件狀況的焦慮與不安，尤其是，當他／她身處外國人收容中心，難與外界取得聯繫時，更是如此。

 

他鄉審判的三重壓迫

外籍人士，尤其是藍領工人或外籍配偶，在台灣司法審判中往往遭遇難以避免的三重壓迫，一方面是對其階級與出生（國籍）的歧視，或多或少的影響法官心證裁量，一方面則是伴隨語言不通而來的通譯困境，影響當事人對案件的了解進而侵害其訴訟權益，另一方面則是台灣對於被告的「不友善」環境，忽略被告與原告應平等享有基本訴訟權。在這些多重壓迫下，一位外籍被告－作為弱勢中的弱勢－是否能在程序正義的保障下迎戰司法？或終究是在武器不對等的情況下以小蝦米博鬥大鯨魚？如果他／她平白受冤，在孤立的外國人收容所中將如何求助？面對他／她執行完畢旋將驅逐出境的命運，我們如何還其公道？這些都是自詡為民主法治的台灣社會所不可迴避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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