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性澤的自由路】庭外亦牢籠

文／李昀修

（本文轉載自轉載自人本教育札記323期）

【編按∣本文寫於今年（2016）4月12日，這是台中高分院首度傳喚鄭性澤開庭。謝謝昀修沒有轉身離開，而是記錄下這些事，這些重要的事。】

 

搭上高鐵的那一刻彷彿還在夢中，看看時間，下午一點，似乎真有可能在兩點三十前抵達台中高分院。

是啊，得快點過去，如果法庭裁定開啟再審、如果法庭裁定停止執行、如果他真能回家…

許多如果，如夢一般，期望與害怕交纏著，煎熬亦甜蜜。高鐵窗外的景色向後快速流去，像是時間也正加速運行著，趕往這天的下午兩點三十分。

 

煎熬的希望

二○一四年九月二十五日，FACEBOOK上閃出了這樣一段訊息，像是封漂泊已久的瓶中信，在龐大的資訊海浪中輕聲訴說：

「我是鄭性澤，是人人皆曰可殺的死刑犯。

但民間團體、義務律師團、監察院、檢察總長顏大和都認為我的案件疑點重重。

二○○二年被刑求逼供羅織入罪，直到二○一四年檢察總長為我提起非常上訴。我的命運，目前掌握在最高法院的五位法官手中。枉坐死牢十二年，我堅持信念爭取平反的勇氣，來自於想回家孝順年邁父母的小小心願。」

而這小小心願的最終命運是，遭國家的司法巨手輕輕捻熄。二○一五年的八月二十七日，最高法院駁回了非常上訴。而乘載這份消息的載體或許真的太輕，輕的彷彿上頭未從盛載著一名生命的重量，飄飄蕩蕩的卻將外邊眾人的心壓的好重好重。

於是，時間流轉到了二○一六年，四月十二日。

這天是鄭性澤被判處死刑，關在牢裡五千兩百一十天以來，第一次走出看守所的日子。十四年來頭一次如此靠近鐵窗外的世界，得歸功於三月十八日台中高分檢的檢察官為鄭性澤案向台中高分院聲請了再審。

這是司法史上，頭一次由檢察體系為死刑確定判決申請再審的首例。鄭性澤案的義務律師團也隨即聲請再審，台中高分院同意併案處理，並訂於四月十二號下午兩點三十分，傳訊鄭性澤出庭，這也是法院首次在死刑案件再審裁定前，傳訊被告開庭的首例。

而我從未想過，從早上醒來到下午兩點半的這段時間竟能如此漫長，慌忙趕到台中高分院後，時間已是兩點四十分，高分院正門外的人三三兩兩，SNG車倒是停了一排。環顧四週，大多是不太認識的人，或許媒體還比聲援者多吧？我看著，不僅為法庭內的鄭性澤擔心起來。而人本基金會中部聯合辦公室的秘書怡文已經到了，她比了比身後高大的建築：「進不去，一點半的時候法庭就已經塞滿了，連走廊上都是人。」

當下，我心中一寬，他已冤屈太久，在法庭上，不該忍受寂寞。

沒能進去，只好在庭外等待，過不多時卻有位穿著西裝的中年男人從法院內出來，似乎要宣布甚麼消息。我圍了過去，聽他說著：「各位媒體朋友請過來一下，因為喔，這邊不好拍啦，所以想說請各位換個地方。我們可以移到某某地方去，讓媒體朋友能拍攝到上囚車的畫面，這是法院的善意啦吼…」

許多媒體收收攝影機，扛著走了。留下聲援者們各自思考著剛剛法院的工作人員話中透露的訊息。讓媒體們拍攝阿澤上囚車的畫面，是不打算當庭釋放了嗎？我問。

在場的人們沉默，沒有給出答案。

越是沉默，高分院外頭的時間就流逝的越慢。手機裡不斷接到朋友的訊息：「有直播可以看嗎？」、「哪家電視台會轉播？」、「鄭性澤有出來嗎？」

人到了庭外，仍只能朝手機裡輸入不知道、不知道…而每一次高分院玻璃大門後的風吹草動都讓我神經緊繃的抬頭，然後低頭，看著幾乎沒有前進的時間，一小時過去了，沒人出來。
一個半小時，許多救援鄭性澤的熟悉面孔從高分院大門走出，臉上不顯憂喜。我趕忙上前，卻沒敢問法院的裁定如何，只能點點頭，示意自己也趕來了。

問不出口，因為怕。

因為，走出來的人群中，缺漏了鄭性澤的身影。

 

荒謬是命運

「無辜的人被判有罪，沒有人是自由人。」

疑問幾欲令人窒息的當口，救援團隊展開印有口號的布條，記者會終於開始。聲援者們屏息，聽著邱顯智律師不免失落的說出鄭性澤「還押」。聽著李宣毅律師在檢方與律師同為鄭性澤聲援的此刻邀請法院同來，避免司法誤判無辜。聽著魚麗共同廚房執行長蘇紋雯公布鄭性澤在獄中所寫「致檢察總長的一封信」，當她念到：「我如卡爾特斯說『我就是經歷了一段，別人蓄意給我安排的命運，這其實並不屬於我的命運，但是我卻得經歷。』」幾次哽咽，終於將它念完。

鄭性澤的信讀來令人鼻酸，他無奈，不知怎地來到了這塊死地，成為誤入他者人生舞台的演員，被迫演出一次次荒唐劇碼，卻仍舊、也只能溫順、謙卑的請求著國家歸還他的人生。但悠悠十四年過去，平反依舊是條漫漫長路。在眾人聲援的口號聲中，冤獄平反協會執行長羅士翔律師宣布了「鄭性澤行動平反大隊」的成立。

在記者會後漸漸散去的人群中，有位阿姨站在原地，顯得有些侷促，似乎並不習慣這樣的場面。我上前問她，是不是鄭性澤在花蓮的高中同學小鈴姐？她對這突然而來詢問有些吃驚，我趕忙表明自己也是花蓮人，她聽了之後神情安定下來：「原來啊，難怪我覺得你有些面熟面熟的。」

她說，為了阿澤的開庭，她從早上六點多就與女兒從花蓮搭火車來：「當年花蓮商校收的男生少，一半的男生也沒念畢業，阿澤是少數畢業的男生之一。他都和和氣氣的，不會跟人爭吵…」

講著講著，她忍不住話鋒一轉，抱怨說：「吼！我覺得啦，法庭裡面真的很有那個壓迫的感覺。一開庭法官就說今天投影幕不能用，然後檢察官那個彈道鑑定的影片就不能放了，用講的很難講欸…」

小鈴姐不解，怎麼都特地把人找來開庭了，卻沒放鑑定影片：「而且我跟你講啦，法官也不讓我們喝水，但她自己卻邊聽邊喝，真是吼…」講到這裡，她反而笑了起來，直喊要寫在臉書上。

相較於小鈴姐所感受的壓迫，法律與運動經驗豐富的律師們對這次開庭的態度是較為肯定的。羅秉成律師也在記者會上談到法院除了傳訊鄭性澤出庭之外，也通知被害人家屬到庭，是很好的處理：「不僅要聽聽鄭性澤怎麼說，也想了解被害家屬的看法、意見。」

只是，鄭性澤終究不同於習慣面對法庭的律師們，在記者會後，長年固定探視鄭性澤的蘇紋雯跟我談到阿澤出庭的樣子，充滿難受：「因為，你一看就知道他是非常緊張的啊。他的臉縮得好小好小，跟你去看守所看他的時候完全不同。」

「對，就像在十四年前現場勘驗時，他面對檢察官的樣子。」她補上一句。

 

沒有人是自由人

冤獄救援的行動，像是從大漠裡試圖找回一位迷途的旅人，卻不知何時天風又將捲起，將所有人都掩埋，不知是否會在行至半途時，就被太陽灼燒而亡。非常上訴提出又駁回，眾人的心被提起又摔碎。台中高分檢聲請再審，開庭過後，庭外的鄭媽媽依舊等不到鄭性澤回家。救援者與被救援者總在希望與絕望間徘徊等待，同受折磨。

曾經，鄭性澤對著定期前來探視的魚麗共同廚房夥伴們擺出拒絕的姿態，希望她們不要再來探視了。他問，妳們是不是因為監察院的調查報告出爐好開心？是不是又因為再審被駁回而好難過？

前來探視的兩人點頭、再點頭。

鄭性澤看了卻搖搖頭，嘆氣：「這樣不好，起起伏伏的，不平靜。」

或許當時的他，已模糊的預見了這些人在援救他的過程中，將逐漸成為他的某種命運共同體，共享他的悲傷、他的冤屈、他的生死⋯而這可謂之為某種狀態的預言，精確的體現在網路與媒體上。就在開庭後幾天，平反大隊的成員上政論節目解釋鄭性澤案的案情，以及如何照顧他的心理狀態時，就直接面對了資深媒體人粗糙而橫暴的質問：「如果要讓他們這麼好過，是不是大家都進去吃牢飯就好了！」

就像是，救援者們皆是不可理解的怪物，於是他激昂、批判、彷彿自己正為被害人喉舌，渾然忘卻眼下討論的是冤獄，而冤獄當事人，正是被國家加害的受害人。

或許國家身為加害人，其身影過於龐大反而幽微了。於是社會只看見了它想看見的激情，卻註定了像鄭性澤這樣案例必然重演，且必然受到社會輿論的再次加害。

「無辜的人被判有罪，沒有人是自由人」，這句從蘇建和案時就出現的標語，一個意義當然是指國家暴力隨時可能降臨到你我任何一人的頭上。但另一層意義，也指涉了在冤獄的救援行動中，被救援者與救援者的命運從此綁定，一同承受著社會對於無辜蒙罪的被救援者不諒解的眼神與語言暴力。

如果你問：鄭性澤案是個怎樣的故事？我或許會說，那是一個光是觀看就足令觀者受暴的故事。在鄭性澤十四年蒙冤的路程中，許多人曾偶然駐足，有些人卻再也無能轉身離去，從此讓國家與社會可能、未來式的暴力，在他們的身上轉變為現在進行式。而轉身離去者，也從此成為國家暴力的目睹人。

最終，轉身、不轉身，都成為觀者擔負責任的一種方式。暴力的本質如斯深刻，最終讓每個人都成為了受暴者，再也沒有自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