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會記事】路人變被告？冤獄其實沒我們想像中遙遠──人權律師羅士翔談人權與冤獄

文／黃祺浩

 

「台灣除了江國慶、蘇建和的冤案，還有其他冤案嗎？」，冤獄平反協會執行長羅士翔律師在台上問著大家。這問題不禁讓人思考，難道台灣有很多冤案嗎？而羅士翔的問題，又似在詢問我們：「難道台灣沒有其他冤案嗎？」

由 Dakuo 讀書會在 2015 年 3 月舉行的「人權與冤獄 《路人變被告：「走鐘」的刑事司法程序》導讀暨讀書會」中，邀來人權律師羅士翔，從這本書的翻譯過程開始，一路從美國「Innocence Project」的緣起，並將書中的案例與臺灣司法刑事案件對照，希望藉此讓外界對發生在臺灣的冤案，有更進一步的關心。

 

一件冤案，14年才能平反

 

羅士翔指出，由 Barry Scheck 與 Peter Neufeld 發起的「Innocence Project」計畫，揪出許多司法程序的問題，是讓美國冤案一一浮出檯面的關鍵。

「Innocence Project」網站資料明確指出，每件冤案的無辜被告平均要 14 年才能平反出獄，而最近最著名的冤獄救援案件就是Ricky Jackson，他被關了39年之久才被平反。只為了一個不曾犯過的錯，他的大半輩子都在監獄裡度過……。

羅士翔進一步解釋，司法是由人進行審判，因為是人判，一定會出錯，所以不可能沒有冤獄。在這個狀況下，如何找出冤案？讓有冤屈的人得以平反，就變得非常關鍵。而《路人變被告》這本書就是讓讀者知道，冤屈可能在哪些環節發生。

他以大家都曾被誤會的經驗為例：如果被朋友誤會，還有機會澄清，澄清不了就變成心裡彼此的疙瘩；但如果有人是被整個國家誤會，澄清不了，結果就是入獄！況且整個過程還不一定有機會讓當事人澄清。正因為如此，每當羅士翔提到無辜的被告時，他的語氣，就不免流露出心酸。

在臺灣，最著名的冤案救援案例之一，就是陳龍綺事件。陳龍綺意外被捲入一起性侵案，因為沒有足夠證據證明他的清白，而法院又以不能排除其犯案可能的原則下，判他有罪。於是，陳龍綺開始逃亡。

「我一定會逃，不是因為我怕關，是因為我沒有做，除非我被你們抓進去，不然我一定要為自己證明我的清白。」陳龍綺曾在記錄片如此表示。所幸在歷經 1490 個含冤待雪的日子後，陳龍綺終於獲得平反。

試想，只因不排除有可能是某人犯罪，就可以定一個人的罪；事實如何，反而不是法院最在意的關鍵。而當一個人被誤判有罪時，臺灣的再審機制門檻也很高，有沒有機會平反，端看個人運氣。這就是目前臺灣的冤獄現況。

 

沒做，你為何要自白？

 

自白是很有用的定罪證據，所以警察很喜歡要求被告自白，寫出犯案過程。然而，自白內容往往不見得反映真實，有些時候甚至與真相完全搭不上邊，而只是一個引導出來的故事。在《路人變被告》書中提到，常見冤案的自白裡，出現比例最高的字詞是：「是的，長官」。這透露出，錯誤自白可能來自警方的引導；而無辜被告，就這樣莫名奇妙地意外自白。

羅士翔表示，這也就是臺灣不少冤案的起點：無辜被告為了趕快脫離訊問的情境，在不正訊問下，寫下自白。有些人甚至天真地以為，只要故意寫一份錯誤的自白，法院審查時，就會發現錯誤，進而查明真相，還他清白。但，實際上，法院要的只是被告的自白，至於自白了什麼，法院卻不太關心，冤案就這樣發生。

對此，美國已經展開司法改革，要求警方訊問時，必須全程錄音錄影，以免警方不正訊問。臺灣則很早就開始要求錄音，然而，就算有錄音，也不一定能保證不會有不正訊問。

羅士翔以謝志宏的冤案為例指出，當律師提出警方有不正訊問的情況，法院也要調閱訊問錄音帶時，錄音帶就剛好不見了！唯一存在的錄音帶，是有律師陪同筆錄時留下的。那時，被告說他什麼都沒做，但被告在警方二次單獨訊問的自白中，卻寫出他是怎麼犯案。

被告暨沒有精神疾病，也沒有人格分裂，為何有如此矛盾的自白？

 

即使目擊真實，卻也不見得百分百指出真實

 

「你還記得今天離開家門，看到的第一個人是誰嗎？」羅士翔律師問大家。然而，現場沒有人能夠正確回答，因為匆匆一瞥，一閃即逝。

對於目擊者來說，往往目擊現場也是一閃即逝。依心理學的相關研究，短期印象在 24 小時後會迅速下降，但人們卻往往自信地以為，才過一天，對很多細節應該還記得一清二楚。而這就是目擊者指認時，常出現指認錯誤的原因。甚至是被性侵者，都有可能指認錯誤！

羅士翔提到，曾有個國外案例，性侵被害者在指認加害者時，信誓旦旦地說：「就是他！就是他強暴我！」但事隔多年，DNA 鑑定結果卻證明加害者根本不是被害者指認的人，而是當時在場的另一個嫌疑人，連被害者當下都沒有指認出來。

從這個案例也可以知道，或許目擊證人曾見過真實，但卻也不能百分百指出真實。

對此，羅士翔也憂心，臺灣的指認程序，愈接近現代，反而愈退步。

再舉一個例子：如果已知目擊者所描述的犯人是個身形高瘦的人，給你四張照片，裡頭有三個胖子和一個瘦子，請問你會指出那一個是犯人？連不是目擊者都知道，要指認那個瘦子。而這，就是一個嚴重的指認瑕疵！即使已經被告知，照片中有可能不存在當事者，往往目擊者仍會想要指出其中一人，被指認者，當下就變成那個最衰的人！

在臺灣，曾有案例是被陌生指認涉及 8 個月前的一場鬥歐致死的事件，但被告因無法提出 8 個月前的不在場證明，而被判有罪。試問有誰可以輕易想起，8 個月前的自己在哪裡？在做什麼？有誰陪在一旁？

 

鑑識科學也不一定科學

 

有些事並不是掛上科學二個字，就必然科學。在美國曾有媒體踢爆 FBI 胡亂進行毛髮鑑定，根本不具效力，引發軒然大波，最後由 FBI 高層集體道歉，表示會重新鑑識所有案件。在臺灣，也曾有案例，是由不具筆跡鑑識訓練的人員進行筆跡鑑識，證明字跡來自被告，還好最後被法院駁回。

而且，即使是目前最有效的 DNA 鑑識技術，也不保證完全不會出錯。當法院過度依賴鑑識科學時，也可能因此成為一起冤案的源頭。然而，正面的思考是，隨著鑑識科學的持續進步，曾有疑慮的案件被告，是否能有機會用最新的鑑識技術還他們清白呢？陳龍綺的冤案，就是這樣的案例，敗也 DNA 鑑定，成也 DNA 鑑定。

事發當時的 DNA 技術無法證明陳龍綺完全沒罪，所以他當下被定罪，而好運的是，當 DNA 技術進步之後，終於證明他完全清白。而更積極的想法是，機制上是否有可能讓其他因「不排除判決書」入獄的被告，在合適狀況下重啟鑑定，而不是技術獲得突破後，冤獄當事人還是只能在獄中看得到卻用不到。

 

有罪推定，無罪變有罪

 

當法院依有罪推定的心態審判時，被告就處在相當不利也不公平的局面，在片段的證據拼湊下，讓無辜變有罪。然而，臺灣的司法體系裡，法官具有相當高的權威，不容易被挑戰，因此當法官做出判決後，再審就是極為困難的事。

當法官認定被告有罪，即使被告提出了舊證據的瑕疪，並有新證據出現，法官依然可以只刪除有瑕疪的舊證據，挑新證據的毛病，以剩餘的舊證據，維持被告有罪的判決。也因此，羅士翔律師強調，不論案件是否有冤，當有疑點時，就該重啟調查，讓真相水落石出。

最後，羅士翔律師也以日本電影《鹹豬手事件簿》中一句發人深省的台詞，為讀書會作結：「法官的使命是不讓無辜的人被判有罪。」

我們不知道臺灣還有多少沒被發現的冤案，也無法確知已知的冤罪有沒有機會被平反。抓到真兇，固然重要，但同時，我們是否也該避免、防範讓無辜的人入獄呢？更何況，臺灣目前還是有死刑的國家，當無辜被告被判死刑槍決後，就再也沒有可以平反的機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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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Dakuo 讀書會」：這是一個以多元閱讀交流為宗旨的高雄讀書會社群，每月固定於最後一個星期六，精選好書與團員分享各種主題的多元知識。從 2013 年成立至今，已維持兩年不間斷。而本活動記錄為「Dakuo 讀書會」於 2015 年 3 月底首次舉行的大型導讀活動。

原文連結 http://news.readmoo.com/2015/04/15/when-someone-innocent-being-accuse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