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後側記】中央公園五人案——冤案紀錄片所呈現的，是絕對的不正義

整理人：楊詠涵、凃冠宇

一個權力的獨大如果沒有做到制衡，其實就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也常常會導致冤錯案的發生。

——陳又寧（律師，林進龍案辯護人）

陳又寧律師認為，在司法程序進行以及改革的過程中，其實最終目標就是做到權力的制衡。以本片中的幾位黑人被告為例，在既有權力結構下，因為他們的種族、家庭背景等，導致他們在一開始要進入司法程序時的權力關係就非常不對等。

事實上，在司法程序的進行中，並沒有辦法期待掌握權力的警察或檢察官意識到自己掌有很大權力、有必要節制，這是沒有辦法做到的。即便是本片中的檢察官，雖然我們並不會說他們是故意的，但他們並沒有意識到訊問的方式、情境及背景會讓這些青少年做出錯誤的自白，也因為權力沒有辦法自己節制，因此在司法改革的進程中，都要想辦法達成一定的平衡，這也是一直以來我們努力的目標。

冤案在整個紀錄片中呈現出來是絕對的不正義。就真正人性而言，即使是罪大惡極的人，也沒辦法接受有一個人在你眼前，他的人生是被冤枉的，為了他沒做的事情負責。

——蔡晴羽（律師，張月英案辯護人）

蔡晴羽律師首先質疑，到底為什麼當被告一被逮捕、一旦有嫌疑，我們就要去知道他所有過去的前科資料？知道這些資訊，究竟對於案件有什麼幫助？有沒有可能成為另一個造成冤案的因子？以美國為例，三分之一的非白人裔都有前科，因此標籤化及差別執法的情形非常嚴重。

此外，當一個案件有可能是黑人或有色裔犯下的，社會就會不斷地放大這件事——而通常這種眾所矚目的案件就是很大的冤罪風險來源，因為這類案件通常都有急迫的破案壓力。當一個案件在媒體上曝光後，所有的壓力就會丟給司法，輿論開始吵著要有人為了這件事情負責。若檢警找不到真兇，就很有可能開始想盡辦法誘導，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也很容易產生冤案。

蔡晴羽律師說：「冤案在整個紀錄片中呈現出來是絕對的不正義。就真正人性而言，即使是罪大惡極的人，也沒辦法接受有一個人在你眼前，他的人生是被冤枉的，為了他沒做的事情負責。」

最後，晴羽律師也提到，到底冤案被平反後，該如何去究責？誰應該為這個過錯負責？要怎麼去面對制度的缺陷、減少冤案，應該是所有從事法律業務的人都必須不斷思考的問題。

我們對於司法心理學或人的心理機制運作很不清楚，因此這件事情帶到公領域做決定時，就會成為一個不確定的因素。

——劉姝言（台中女中公民科教師、台灣冤獄平反協會理事）

劉姝言老師提到，中央公園五人案其實有非常明顯的運氣成分在裡面，是因為真兇自白，案件才水落石出，換句話說，人們並不是靠著一個系統性的方式或機制去更正錯誤。如果未來要防範類似的情形再次發生，要做的應該是想辦法找到對人的行為選擇、說出來的話、以及其心理機制之間的連結，因為無論是對被告、證人、律師、檢察官、法官，我們對他們的知識都相當欠缺。

此外，劉姝言老師也認為，當國家冤枉了一個無辜者，耽誤他大部分的人生時，不能夠只說：「喔，我們撤銷了你的有罪判決，給了你一筆錢。」不應該只有這樣，因為他的人生還要繼續走下去。道歉固然對官僚、對體制來說已經是不容易的事，但要如何正視錯誤、如何幫助無辜者在重見光明後繼續向前，才是最重要、也最應該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