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罪》：冤家筆記

 

「不是你做的，為什麼要承認？」
對於冤案中的「假自白」，很多人都有這樣的疑問。

菅家利和用自己的身體與17年半的自由，告訴大家一個再簡單不過的事實：

那時候每天持續不斷偵訊，實在讓我感到非常痛苦。
我只求偵訊早點結束，所以當他們問：「是不是這樣？」
我就會回答：「恩，沒錯。」
如果問得更仔細，我就拼命掰答案。
那時我深深相信，只有這樣做才是唯一的解脫的方法。

 

實際上，這次讀書會的導讀人，林俊宏律師也真的遇過這樣的案件。一位民眾在自白承認犯行後向俊宏喊冤，他說：「我自白了…我先認了，反正檢察官、法官會去查…」。俊宏語重心長的說：「錯了！錯誤會一直延續下去！」。台灣的司法過於偏重前端的自白取得，往往變成「自白」凌駕「証據」。雖然刑事訴訟法也規定「自白不能作為有罪判決的唯一証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証據」。但實務上，「法院對於補強証據的認定常常『沒有標準』或『過於寬鬆』」。

例如，在販毒案中，如果被告自白曾販毒給某人，「通聯記錄」即被法院作為自白的補強証據，也就是說，只需有証明被告與某人確實於某時間點通話的「通聯記錄」已足夠，即使沒有「通話內容」！

台灣在刑事訴訟法修法後，普遍認為在証據調查上由「職權調查主義」走向「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來貫徹無罪推定原則，然而，台灣的現狀真的改善了嗎？

依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1項，當事人「得聲請調查証據，並得於調查証據時詢問証人、鑑定人或被告」，但第2項的「但書」卻替「職權主義」開了後門，也就是賦予法院「為發見真實，得依職權調查証據」的權力。

「這樣有什麼影響？反正檢方、辯方都能聲請調查証據啊！」

俊宏律師解釋，原則上負有舉証責任(舉証被告有罪)的檢方於庭上傳喚証人，在調查証據的階段若辯方有疑義(如某些調查與案情無涉卻可能影響法官的心証)，則辯方可藉由提出異議而中止証據調查，但如果檢方不傳喚証人，而由法院依職權傳喚，則辯方無法提出異議。若再加上檢方起訴被告後，將相關卷証(証據、筆錄等)及起訴狀「卷証並呈」給法官，實已嚴重影響法官在審判前的心証，對於辯方更為不利。

 

 

 

 

 

 

 

 

 

 

 

 

 

 

這場讀書會藉由日本菅家利和的案例，討論了台灣司法實務的困境。感謝俊宏律師及所有參與的同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