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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座談】認錯:性侵受害人與被冤者的告白
類別:平冤論壇
2019/08/30
更新日期: 2019/09/09

2019.08.30 @ 台灣冤獄平反協會2019年度論壇
主持/謝煜偉副教授     
與談/譯者蔡惟安、郭怡青律師
   王玥好副執行長    
記錄/沈詠璇        
彙編/柯昀青        

 
 
2017年,平冤論壇邀請到珍妮佛擔任該年度平冤論壇的主題講者,與我們分享她與羅納德所走過的漫漫長路。時隔兩年,《認錯:性侵受害人與被冤者的告白》(Picking Cotton: Our Memoir of Injustice and Redemption)的中譯本即將問世,珍妮佛與羅納德各自的完整歷程也終於透過轉譯再次來到台灣。
 
《認錯》是由性侵受害人珍妮佛.湯姆森(Jennifer Thompson)與無辜者羅納德.卡頓(Ronald Cotton)共同合寫的生命故事,以二人各自的角度談這起犯罪事件帶來的影響,以及後續二人的相遇、和解,以及相互扶持。
 
這個場次,是《認錯》的首場新書座談,講者包括本書譯者之一蔡維安律師、長期關注性侵案件的郭怡青律師、以及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的王玥好副執行長,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帶讀本書,也試圖討論台灣目前在指認程序、被害人保護以及性侵冤案上的種種議題。本場更由台大法律系以及平冤理事謝煜偉老師主持。
 

譯者蔡惟安律師:無辜者與性侵被害者的共同傷害

 
本書譯者蔡惟安律師曾於平冤任職過,因此在2017年珍妮佛來台時與她結識,並且她是帶著這樣的經驗,去翻譯她與羅納德的故事。蔡惟安律師說,即便案情以及後續發展,她在當時閱讀原文書,以及聆聽珍妮佛演講時,都已經知道,但自己真的開始翻譯本書時,卻仍然還是深受觸動。
 
蔡惟安律師摘錄了書中幾個重要的片段,帶著尚未閱讀《認錯》一書的與會者走過整本書的架構,以及這些故事可能延伸的議題。
 
在珍妮佛的章節,她細緻地寫下了自己當時的心境,包括性侵後身心受創的自我、在配合驗傷程序時的自我、積極配合指認以緝凶的自我、多次開庭時的各種複雜心態等等,在那些故事中,她也描繪自己如何在指認程序中,因為警方給予的正面回應,以至於她就此建立了自己的心證與對羅納德的錯誤憎恨。
 
此外,蔡惟安律師也提到,本書也包含羅納德的心情,包括他作為一個非裔美國人在與司法體系互動時的絕望心境,包括他在獄中奮力生存的經歷,包括他在獄中遇到了真兇,但在法庭上卻無人相信的那種無奈、受傷以及不可置信的心情。
 
未讀本書,我們就已經知道結局:羅納德後來透過DNA而獲得平反,而他與珍妮佛終於見面。在那次見面之後,兩人才總算察覺,原來兩人都傷痕累累。平反後卡頓和珍妮佛有了對話的機會,並且成為了朋友,後續也持續巡迴,告訴大眾他們的故事。
 

郭怡青律師:排山倒海的社會指責與傷害

 
座談接著轉由郭怡青律師分享台灣的性侵案件現況。
 
郭律師說,在自己的經驗中,許多性侵案件的加害人,並非像本書中的真兇那樣,是隨機闖入房舍性侵,更多時候多為被害人的熟識者;其中,被害人多為較弱勢的族群,例如外籍移工、或是家族中的晚輩等。
 
在這種情況之中,社會對於被害人的指責,往往會比加害人為陌生人的情形更加嚴重。如果是約會強暴的案件,相關指責更是變本加厲。被害人往往會被質疑,為什麼沒有好好保護自己、是否本身就不檢點、為什麼沒有做出明顯反抗等等,這些對於已經遭受性侵的當事人來說,都是極其嚴重的二次傷害。
 
接著,郭律師提到性侵害防治法中,為了減少讓被害人重複陳述,保護被害人不需要二次或多次地被迫重述自己的被害經驗,因而設置了被害人減述程序。然而,雖然減述程序的立意良好,但卻造成一些非預期的後果,譬如,有些時候被害人本來有機會能夠反駁加害人的陳述,但卻因為減述程序,以至於無法反駁。結果,當法院作成了不起訴處分後,被害人想起再議,最後反而又是將整個程序拖延得更長。
 

王玥好副執行長:在錯誤中尋得修補與改革的可能

 
在分享開頭,王玥好副執行長便指出,自己對於本書印象深刻的部分是珍妮佛和羅納德談話中的一句話:「感謝上帝讓我在人群中挑出了你。」
 
王副執行長說,這個案子是個冤案、是個錯誤,但是珍妮佛與羅納德在這樣的錯誤中,嘗試找出這件事情苦難的正面意義,這是這個案件最難能可貴之處。正是因為有這樣的案件,使得後續得以繼續推動、改變各項制度。
 
在一件性侵案件,對於被害人的影響常常是全面性的創傷,也有許多被害人的創傷是長期的,甚至最後會導致成為罹患精神疾病的倖存者。
 
事實上,在犯人在被定罪以前,被害人常常就已經被囚禁在無形的恐懼牢籠當中,這是被害人常有的處境。我們當然希望司法制度是社會制度的防線,但對於被害人而言,可能是個延續創傷的機制,被害人也因此常常感到無力及無助,司法調查也常與被害人的危急需求相反。
 
社會上也常常對於被害人存有迷思,像是為何被害人不奮力反抗、逃跑、為何不在第一時間求助,也常常希望被害人的記憶精確無誤、證詞一致,並像個「被害人」,楚楚可憐;在訴訟當中,訴訟的成敗常常掌握在公設辯護人的手中,性侵案件的被害人常常變成最底層的被權控者。
 
王玥好副執行長也提出她認為可以改善的方向,像是更了解被害人的感受,拋棄完美被害人的想像;另外可以加強偵察技巧,不要讓被害人過度承擔舉證責任,並提升被害人的訴訟參與權;亦可增加專家證人的協助與扶助,可能有助於還原、接近事情的真實狀態。
 
性侵害對於被害人是一個創傷的事件,但社會上對於性暴力的態度是會影響到被害人創傷的因素之一,而友善法庭的經驗是有助於被害人恢復對世界公平正義的方法,即便最後可能會不起訴或無罪,但司法人員在訴訟中的態度是讓被害人會對於這個世界可能還是抱持著信心。

 

謝煜偉副教授:走出加害與被害的二元對立之外

 
座談的最後,則由謝煜偉副教授總結。他提到,討論冤案,特別是性侵冤案時,大家往往很容易就陷入加害者與被害者的二元對立當中,以為冤案組織就是在幫加害者開脫,以為這個立場會與被害人保護的團體或倡議者有所衝突。但實際上,透過這本書,以及本場座談會,我們可以發現,其實雙方之間享有很大程度的共同性,兩方都只是錯誤地被放在看似對立的位置而已。
 
他表示,《認錯》這本書談的是更深邃的問題,是進入到一個具體個案,將相異的兩個生命歷程細膩地刻畫在書裡。而在刑事司法體系當中,每個人的生命歷程就是這個最重要的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