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罪的罪人：許倍銘案新竹高中演講側記（2020.06.08）

文／楊詠涵（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平冤實習生）

2020年6月8日，許倍銘案巡迴講座來到了新竹高中，由《無罪的罪人：迷霧中的校園女童性侵案》作者陳昭如，以及平冤專職律師邱鼎恩與這群90後的高中生分享性侵害案件的困境、許倍銘案的偵審過程、冤案成因，以及救援歷程。

 

「大家有沒有聽過什麼校園性侵害案件？」

昭如老師在演講的一開始，向大家問到。台下的與會者們面面相覷，即使他們聽過包括徐自強、蘇建和等冤案，卻沒有人能夠提出以「校園性侵害」為主軸的案件。

「房思琪有聽過吧？」經過昭如老師的提點，台下發出了「喔～」的驚呼聲。然而，昭如老師接著說，房思琪的案子最終沒有人因此被定罪，理由在於「證據不足」。根據統計，台灣近十年來被通報的性侵害案件約莫有15000件，但最後被起訴的僅有不到2000件，一審定罪率更只有12%；而起訴率、定罪率低的主因，在於性侵害案件往往發生於極為隱密之所在，且案發時往往只會有加害人及被害人在場，在現場未留有DNA等生物跡證、證據可能只有被害人供述的情況下，法院很難僅憑此定罪一個人。若性侵害案件之被害人是兒童或心智障礙之人，則情況會變得更加棘手，因為這些弱勢被害人的供詞，可能不一定會被法院認定是一個「有效」的供詞。

法院認定有效的供詞，必須包含精確的人事時地物，也就是什麼人、在什麼地方、做了什麼事，因為法院並沒有辦法憑藉著一個不確定的證據，去判一個人有罪。然而，昭如老師接著問到：「有人記得你兩個月前，4月6日的早上做了什麼事嗎？」與會者們心照不宣，大家紛紛表示怎麼可能記得。若一個接近成年的高中生都無法了，又怎麼會認為記憶、語言、認知都尚未發展完全的兒童能夠記得清楚，且精確地陳述出來呢？

「巧巧口中的『鳥鳥』到底是什麼？」

許倍銘案源自於八歲智能障礙女童巧巧的一句話：「爸爸，為什麼你的鳥鳥不給狗狗親？」這時，敏感的巧巧母親察覺到「事有蹊蹺」，警戒心開關遭開啟，接著巧巧又說，是「一個跟爸爸一樣的男生」。這時候巧巧母親直覺地想到了，這個「跟爸爸一樣的男生」一定是學校的男老師。因此，焦慮的母親隔天到學校告訴巧巧導師這件事情，巧巧導師拿出了一張全校老師的合照給巧巧指認。而這次的指認，一舉將許倍銘老師打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中。

昭如老師向大家問到：「你們聽到這句話（爸爸，為什麼你的鳥鳥不給狗狗親？），會覺得為什麼巧巧要這樣說？」這時有同學回答：「可能是有被其他動物或人親過」等。在問答的過程中，可以發現同學的回答都是以自己認知的「鳥鳥」為基準去回答，但昭如老師說，她看到這句話的第一個反應是「巧巧口中的『鳥鳥』到底是什麼？」大眾不會想到這點，是因為大家在理解這句話時，都已經先入為主的用了自己認知的「鳥鳥」去想，在這樣的情況下，就會很難跳脫出思考框架。此外，昭如老師也提到，在導師拿照片給巧巧指認時，很重要的一點是：巧巧這樣一個心智年齡只有三歲的智能障礙孩子，到底知不知道當時要她指認的是什麼？有沒有可能巧巧只是指了一個她認識的男老師而已？然而，因為這樣指認的結果「符合」巧巧母親及導師的期待，因此就沒人、也不會有人會去想到這樣的論點。

在簡單介紹完許倍銘案後，昭如老師點出了許案的五大疑點：

1. 如何確定女童被性侵？

2. 為什麼鎖定許老師？

3. 案發地點並非密室

4. 是戀童症？還是累犯？

5. 如何問出案情？

 

「我們通常都會認定，我們講什麼，警察就會寫什麼，但巧巧的筆錄完全不像是個心智年齡三歲的孩子會說出來的話。」

針對第五個部分，昭如老師節錄了幾段當時巧巧做的筆錄讓大家腦力激盪，思考這份筆錄出了什麼問題。「巧巧怎麼可能知道且說出『性侵害犯罪防治中心』這個詞啊？」、「八歲女童的論述應該不可能這麼完整吧」等討論聲此起彼落。確實，筆錄上呈現的是一份非常完整、論述清晰且精確的證詞，但這樣的證詞，真的是出自心智年齡只有三歲的巧巧嗎？昭如老師以自身到警局做筆錄的經驗告訴大家，有時候筆錄呈現的，並不一定會真的是你當初表達的意思，有可能是被整理、被加工，甚至被曲解過的。

「要了解一個你不知道的事情，當然是要用申論題啊，怎麼會是選擇題或是非題。」

在看完警察做的筆錄後，昭如老師提供了原始的錄音譯文，而譯文內容更讓與會者震驚不已。同學們紛紛指出譯文內容中「都是媽媽在回答」、「媽媽說什麼她就跟著說什麼」、「有一直在誘導她的感覺」等嚴重違反程序的論點，而昭如老師也補充道，其實孩子都會有一個sensor，他們會知道大人想要聽到的答案是什麼，在被問太多次、問到煩、不想再繼續被問了的情況下，孩子就有可能順著大人的話，說出大人想聽到的答案。此外，當時承審法院認定巧巧的陳述為真的原因，在於巧巧跟許老師無冤無仇，為什麼要說謊陷害老師？而這部分，昭如老師認為，有時候孩子講一個不一定是真的事情，不一定是因為他要說謊，而是因為他不知道你在問什麼，況且「他有沒有說謊、他會不會說謊跟他為什麼要說謊」是不同層次上的事情，不應該混為一談。

「我理解他們的痛苦，並不代表我們要隨便把一個『可能』有罪的人抓進去關。」

在昭如老師演講的後半段，提到了性侵害案件認定的困難點。首先是測謊，測謊報告是絕對可信的嗎？昭如老師認為，人不會每次說謊的時候都產生相同的生理反應，而生理反應與有無說謊之間並無絕對關係。其次是驗傷，性侵害是否可以透過檢查下體來證實這件事？而處女膜不完整又是什麼意思？處女膜不完整就等於發生性侵嗎？這些都應該是執法人員甚至是鑑定人員在偵查、審判時應該要考慮到的觀點。最後則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受害者有PTSD，是否一定表示被性侵？雖然被害者的症狀看起來一樣，但造成的原因可能會不一樣，也不見得每一個被性侵的人都會有這樣的反應，因此若要用受創這件事情來回推被性侵，是不正確的。

最後，昭如老師提出了四個校園性侵害案件的防錯機制，分別是無罪推定原則、第一次詢問的重要性、司法詢問員以及提升性平調查的專業度，期望能藉由司法心理學的進步及調查程序的改善，避免許老師這樣的案件再次發生。

「沒有程序正義，就沒有實質正義。」

昭如老師的演講完畢後，接著由邱鼎恩律師分享台灣冤獄平反協會的起源，並從科學證據及正當程序的部分切入許倍銘案。邱律師首先提到，追求實質正義的最大前提，是程序正義。沒有程序正義，就不會有實質正義。必須先確保程序的正當性，才能夠認為該證人的陳述是可信、且可以做為判決基礎的。事實上，根據美國無辜計畫Innocence Project的統計，造成冤案的三大成因，分別為錯誤指認、科學證據錯誤及不正自白，這些都是缺乏程序正義下導致的結果。

 

而針對科學證據的部分，邱律師指出，法律人對科學證據都有一個迷信，因為法律人「沒有挑戰它的能力」。以許倍銘案為例，最終事實審的判決中提到，製作巧巧警詢筆錄的員警有到庭證述，證明巧巧雖然無法完整陳述，但並無任何異狀，且該案的鑑定醫院也提出鑑定報告，認為巧巧並沒有虛構、編造故事的能力。在這樣的情況下，法官該怎麼挑戰這幾個證據？法官要怎麼交代說這份筆錄不能用、這份鑑定報告不可信？如果沒有辦法挑戰證據，這個證據是不是就具有證據能力了？是不是就能夠被採為判決基礎了？

此外，在許案中也出現了錯誤指認，以及嚴重的正當程序違反。邱律師提到，指認其實是一個非常專業的法律程序，甚至是有法條相規範的。在指認的過程中，除了須避免單一指認外，指認的人選須長相相似、指認前調查單位亦須提醒指認人，嫌犯可能不在指認的隊伍裡等。因為指認是在案件調查之初即實施、也最容易影響被害人心證的程序之一，因此若指認程序有瑕疵，將會嚴重、不當影響被害人的心證，致使被害人日後陳述的證明力大打折扣。在特殊證人的案件中尤是如此，特殊證人或弱勢被害人有沒有辦法好好陳述案件之發生、有沒有辦法作為證人這件事，本身就是個問題了，又如何能逕將特殊證人的證詞直接作為判決基礎？這些都是調查及審判機關在面對此類案件時，應特別留意的。

最後，邱律師簡單介紹了案件定讞後的救援手段，包括許案曾提出但被駁回的再審及非常上訴等，另外監察院陳訴的部分，希望近期內可以得到好結果，期望許老師早日平反，迎接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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