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平冤影展影人專訪】《我的紀念日》

訪談｜韋昱安、鄭小春、盧貞言、謝佳恩
撰稿｜盧貞言、謝佳恩
編輯｜韋昱安
攝影｜石嘉程

 

在推出了記錄狹山事件的《SAYAMA みえない手錠をはずすまで》、袴田事件的《袴田巖 夢の間の世の中》與五位被冤者友情物語的《獄友》後，相信平冤讀者對金聖雄導演並不陌生。2019年平冤的「如果：What If」影展中，我們也播映了《獄友》這部紀錄片，並有幸與金聖雄導演訪談，請導演分享對這部片的想法，以及自己作為冤案紀錄片導演的故事。

在冤案三部曲後，金導演推出了第四部紀錄片《我的紀念日》，這部影片記錄了布川事件的櫻井昌司的故事，在歷經29年冤獄與44年冤罪後，櫻井先生於2011年獲判無罪，並於2021年贏得國家賠償訴訟，原以為終於可以無掛無礙地生活，櫻井先生卻被診斷出癌症末期，不過櫻井先生並未怨天尤人，展現出如昔的正向積極，在剩餘的時間裡，依然在日本各地為被冤者的平反與支持努力著。金導演透過鏡頭記錄了櫻井先生的生活與理念，並藉由櫻井先生所著的詩、詞、曲，描繪出櫻井先生或喜或悲的每一個紀念日。

事實上，《我的紀念日》已於2022年的「平冤十週年特展」中，第一次在台灣放映，當時也特別邀請到金聖雄導演跨洋線上參與映後座談，在與謝煜偉教授交流下，在場觀影人多有收穫。因此，平冤協會更進一步，於2023年的平冤影展「從未NEVER」中，放映《我的紀念日》這部片，希望讓更多人認識櫻井先生，也以此紀念於2023年8月23日逝世的櫻井先生。這次，我們也幸運地邀請到金聖雄導演參與該部片的映後座談，並額外專訪導演以及太太松井女士對於《我的紀念日》以及櫻井先生的想法。

Ｑ：2019年我們辦過了第一次影展，後來因為疫情的關係，今年才終於能又實體見面了！疫情這幾年，在推出《我的紀念日》這部片外，導演目前還有著手於什麼影片的製作嗎？或是導演的工作有因為疫情受影響嗎？

金導演：
第一次來台參加影展是2019年，那時許多人來看了《獄友》這部作品，很感謝大家的熱情支持。而這次播映的是《我的紀念日》這部片，在這部作品之前，我拍攝了三部以冤罪為主題的電影。第一部是1960年的狹山事件、第二部是袴田巖事件，現在日本終於要開啟再審，袴田巖先生當了48年的死刑犯，出獄後又過了九年，明年將是第十年，希望最終能獲得無罪判決，而這部電影就是在談論袴田巖先生隔了48年後，被釋放的故事。第三部就是大家看過的《獄友》，而第四部則是這次放映的《我的紀念日》。

雖然我被稱為專攻冤罪電影的導演，但我最新的作品是在談論我的祖先，也就是在日本生長的韓國人的故事。跟台灣一樣，朝鮮也曾被日本殖民了35年，從1910年代開始被統治著，那個時期是我母親的世代，我的父母在亂世中，為了生活而從韓國移居到日本，他們的下一代，也就是我們──在日韓國人。在日本神奈川縣川崎市住著一群與我母親同世代的韓國婆婆們，而我即將在日本上映的新電影《阿里郎狂想曲》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描繪出婆婆們的人生──他們為何要渡海赴日呢？在日本的生活如何呢？解放後，幾乎所有在日韓國人都回到朝鮮半島了，但還是有許多不得不留下的韓國人在日本生活著，這些人在日本被剝奪權利、受到歧視，婆婆們非常辛苦地生活著，而這部片就是在描述這樣的人生。

至於疫情的影響，日本很多電影院暫時關閉，所以去看電影的人少了很多，就連現在也稍有減少。我自己的話，正好是拍攝《阿里郎狂想曲》的時期，婆婆們聚集在一起的時候必須戴上口罩，所以完全不知道她們是什麼表情（笑）。

 

Ｑ：接下來我們將正式進入紀錄片相關的訪談，想問金導演，您想透過《我的紀念日》，向觀眾傳達什麼想法呢？

金導演：
《我的紀念日》的主角—櫻井先生，在獄中待了29年、平反耗時了44年，但他卻說：「被逮補真是太好了，因為有那29年的獄中生活，才有現在的自己。」我們聽到時，一般都會覺得錯愕吧？

我認為這個經歷對他來說，是充滿複雜情緒的，想像上應該很難向一般人表達，但他傳達出的想法總是「雖然因為冤罪失去很多，但也因此獲得許多」，他不認為自己被冤枉很不幸，而是抱持著「就算被冤枉，也有著幸福的人生」的想法。雖然我們可能會覺得他很不幸，但事實上並不能如此武斷地下定論，還有就是，人類果然是非常堅強的啊。以上這些就是我想透過櫻井先生所傳達出的訊息。

Ｑ：櫻井先生在鏡頭前看起來都非常正向積極，但影片中有一幕提到其實他也是有些被冤後遺症，不總是正向積極，想知道櫻井先生是否有在導演面前表露過比較消極的一面？或是導演覺得櫻井先生有沒有比較不希望他人看到的一面呢？

金導演：
就如同櫻井先生一直所述的：「要正向、要快樂」，儘管我們與櫻井先生相識已久，卻幾乎沒看過他消極的一面呢。但當然並非如此，畢竟在獄中待了29年，一定是很艱難、苦悶的，並不是如櫻井先生所說：「沒有啊，很快樂呢！」正是因為很痛苦，所以才不會把那份痛苦表現出來，因為就算講述自己的經驗，周遭的人應該也很難理解，不如展現自己樂觀積極的一面，反而能夠引起大家對冤罪的興趣吧，我想他應該是如此認為。只靠想像的我們，果然無法理解他真正的痛苦。

事實上，櫻井先生也有冤罪後遺症。有一陣子，他無法戴上手錶，因為有手部被束縛著的感覺；進到狹窄的房間、電影院，或是穿上較緊身的衣服，都會感到恐慌。就算有這些情況，櫻井先生也不太會提及，而是想透過開朗快樂的一面，讓更多人知道冤罪。

Ｑ：就像前面提到的，櫻井先生在開朗正向之餘，其實也因為冤獄承受許多痛苦。影片中，櫻井先生的妻子也曾提到：「先生會大聲咆哮，會想跳出窗外，看起來身心都支離破碎了」，想請問導演在陪伴櫻井一家的這十幾年中，看到櫻井的太太是怎麼樣陪伴、支持著櫻井先生呢？或是她在這個家裡是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呢？

金導演：
就我所知，櫻井先生和太太櫻井惠子女士是一見鍾情的，而且惠子女士是更積極的一方。要說緣由的話，他們初次見面是櫻井先生假釋一年左右時，這是他時隔29年來到外面，正全心享受著外面的生活，工作也好、去哪也好，他做任何事都非常享受，生氣勃勃的樣子。相反地，那時的惠子女士雖然身在自由世界，過著普通的生活，卻時常感到消沉。在看到那樣有活力的櫻井先生時，惠子女士馬上就被他吸引了。

在那之前，惠子女士對冤罪一無所知，所以並不是因為知道櫻井先生有冤罪，從而覺得可憐、想要支持他，只是單純被櫻井先生充滿生機的能量打動，進而戀愛、結婚。所以說，並不是只有一方支持著另一方，惠子女士也被櫻井先生拯救了；另一方面，惠子女士也是唯一能夠讓櫻井先生表現出消極情緒的人，比起說惠子女士支持著櫻井先生，應該說他們兩人是互相支持的關係，這一點讓我印象很深刻。

順帶一提，那時櫻井先生剛出獄，還被大家當作是殺人犯，所以兩人結婚是受到周遭反對的，即便如此，他們還是決定結婚，真的很浪漫呢！

Ｑ：導演先前拍過《獄友》五人的影片，也拍攝了其中三位：袴田先生、石川先生、櫻井先生獨立的影片。想請問跟拍他們的過程中，有感受到櫻井先生與其他被冤者有什麼相同或不同的地方嗎？

金導演：
就相同處來說，大家都是在同個體系下被判冤罪的，在他們「被冤枉」的過程中可以觀察到某些相似之處。比如在日本，有不良經驗的人容易受到差別待遇，另外也有地域歧視的問題，這算是日本獨有的身分制度吧！部分地域的居民容易受到差別待遇，只要是那個地域出生的人，就會因為這個原因，被認為是嫌疑犯。舉例來說，像石川先生就是有偷竊和打架前科，袴田先生則是因為以前當過拳擊手，大家覺得拳擊手容易起衝突，而有了偏見，櫻井先生與杉山先生則是因為在老家有不良行為。

這些人會被當作目標，在沒有自白、也沒有證據的情況下，由檢方和警方編造故事、製造冤罪。大家的自白都是透過被長期關在封閉房間所取得的，袴田先生當時甚至連廁所都不能去，被要求在偵訊室使用便器。而因為檢方和警方只握有這種長時間偵訊所得的自白，為了符合這些自白，可能還有捏造證據的情況，如同袴田先生的案件。

而不同處的話，就是大家個性上非常迥異，大家因為冤罪而受的傷不同，處理的方式也因人而異。但就如剛剛所說，因為有在獄中辛苦生活的經驗，他們不必開口就能互相理解，是屬於他們之間獨特的聯繫。而在這十幾年中，有被宣判無罪的人，也有快被判無罪的人，也有再審都還沒開始的人，這些人同樣是冤罪的夥伴們，但有各自不同的處境，有些已有結果，有些仍在進行中。

還有一個不同處是櫻井先生在拍攝時說過的，櫻井先生常說：「無期徒刑和死刑是完全不同的。」在日本，每天早上都會告知是否執行死刑，可能會有某天早上起床後，在中午被告知「你今天會被執刑」的情況，所以死刑犯每天都生活在隔天可能會被執刑的恐懼當中，而《獄友》中的五人，只有袴田先生是死刑犯，其他人則是無期徒刑。

Ｑ：在紀錄片中，我們可以看到櫻井先生總是很熱情地去探訪、關心其他被冤者，我們很好奇導演在跟拍這些人的過程中，有沒有不太喜歡與他人互動的被冤者呢？

金導演：
在我遇過的被冤者中，比較沒有這樣的人呢，不過，在我開始取材前，被冤者間的聯繫其實很少見，都是在各自的判決、案件中奮鬥。但正是這部電影的主角櫻井先生，將大家聚集在一起，逐漸建立被冤者的網絡，進而協助平反冤罪，他也成立了「冤罪者受害協會」，讓被冤當事人有平台可以出來發言，這個組織現在也在持續活動，並且有越來越多各種冤罪的受害者加入。

Ｑ：接下來我們想請問松井女士，作為導演的親屬，想請問您陪伴著先生一路以來的拍攝，對於先生的工作有什麼看法嗎？

松井女士：
我先自我介紹，我是松井和惠（音譯），和聖雄是國際婚姻，他是韓國籍，而我是日本人。我是一名自由接案的文書工作者，平常會幫忙製作一些有關他的電影手冊、宣傳單等紙媒工作。聖雄因為這份工作，每天24小時都會接觸到冤罪，因為拍電影的關係，這是不可避免的。像是在製作櫻井先生的電影時，他就會持續思考櫻井先生的事情，而不論是拍什麼電影，即使回到家中、過著日常生活，他的身心也都會投入在工作中。

在日本，不知道冤罪的人實在是太多了，我們想努力地讓大家關注這件事。我在認識聖雄之前，儘管有從新聞得知過冤罪的事情，卻不知道我們的司法制度實際上是這麼過分，我想聖雄也是如此認為。

Ｑ：您們在認識櫻井先生與其他被冤者後，對自己在面對生活有什麼改變或影響嗎？

松井女士：
作為被拍攝對象的櫻井先生、石川先生、袴田先生以及他的姊姊秀子女士，大家都非常正向積極，都是很堅強勇敢的人。我也受到了他們的影響，或許有變得比以前更開朗樂觀，遇到困難也不會過度思考，覺得這些都只是小事情，因為我們遇到的事情，與他們遇到的事情相比下，真的很渺小。雖然我可能還無法做到「相信一切沒問題」的程度，但會希望變得像他們那樣正向思考，對我來說，他們就像模範一樣。

金導演：
我也一樣呢。他們明明什麼都沒做，卻被當成殺人犯，這五個朋友在獄中加起來的時間，有155年之久，他們明明被關在監獄、剝奪自由，但看著他們表現出積極樂觀的態度，在生活上正直認真的模樣，就覺得自己果然不努力不行呢。看著日本社會而感到絕望，或是看著世界上的戰爭而感到無力，我們很常如此吧，但是看著他們，就覺得不能放棄，要找到自己能做的事，我在這個層面上受到了他們的鼓舞。

在紀錄片中，櫻井先生曾寫下一句話：「不幸運不代表不幸福」，大家果然會對這句話感觸很深呢。一般來說，被冤枉而在獄中待了29年，一定會覺得很不幸吧，可是看到櫻井先生的人生態度後，就會覺得他是個很特別的人。一般人明明更加自由、更有錢，也能吃自己想吃的食物，但看著他，我開始思考：「幸福到底是什麼呢？」

警方也好、法官也好、檢方也好，我們會覺得他們是正確的吧？大家都覺得這就是正義，但其實他們也會捏造證據、造成冤罪，做出錯誤判決的法官也不會向被冤者道歉，正義到底是什麼？看著櫻井先生，我原有的常識被顛覆了，他讓我重新審視自己的價值觀。

Ｑ：今年8月底發生一件令人難過的事情，就是櫻井先生辭世了。這部片為櫻井先生留下了紀錄，讓往後的人們都能記得櫻井先生以及他做過的事情。想請問導演，您覺得這部片對櫻井先生來說的意義會是什麼呢？或是他生前是否與您談過自己的想法呢？

金導演：
櫻井先生第一次觀看這部片的時候，在記者會的第一句話是：「我不懂這部電影哪裡有趣？」他覺得這些只是自己平時說的話，被拍成電影有什麼好看的，我想大概是為了掩飾自己的害羞吧（笑）。但在那之後到了各地、看了許多次後，他也改口說：「這搞不好是一部好電影喔！」

我想拍攝的就是櫻井先生真正的、日常的話語，像現在這樣，能夠將他的話傳達給大家，我覺得十分有意義。希望在自己能力所及內，能像這樣讓櫻井先生的精神在電影中永存，透過電影，將他的話語傳達給下一代。在拍攝時，我從櫻井先生以及其他被攝者們中，得到了許多收穫，為了將這些收穫好好地與下一代串連，我的方法果然還是透過電影拍攝。我認為這世上還有許多尚未解決的事情，未來我也想繼續追蹤這些與我相遇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