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平冤年度論壇｜櫻井昌司主題演講講稿──「從冤案中起身－布川事件44年的真實」

2018年8月25日台灣冤獄平反協會年度論壇
譯者：許博鈞、林慈政、孫斌、李怡修

布川事件序幕

我是櫻井昌司，我親身經歷過一個冤案，這個案子在日本稱為「布川事件」。

今天非常感謝「台灣冤獄平反協會」的邀請，謹在此向協會的各位朋友，表達深深的謝意。另外，也非常謝謝今天在百忙中出席的各位來賓。
我對台灣的法律及司法制度不太了解，因此，以下所說的事情只會涉及我在日本親身經歷過的冤案，以及經歷後的一些想法、理解，還有，我現在的願望。不知道我今天的演講內容能不能達成這個大會的目標，但我接下來，我就談談我在獄中29年的生活，以及44年間持續努力平反冤案的經驗。請大家多多指教。

51年前，也就是1967年8月28日晚上，在日本茨城縣利根町一個叫做「布川」的地方，有一位62歲的獨居男性遭到殺害。因為房間內有被翻動的痕跡，警方以強盜殺人方向開始偵查。因為事件發生在叫做布川的這個地方，因此被稱為布川事件，我與杉山卓男先生，被當成這個事件了犯人。這就是這個事件發生的起始。

我跟杉山兩個人都住在利根町，當時分別是20歲、21歲的年輕人。我們都是被稱為不良少年的人，過著不怎麼光彩的生活。具體來說，杉山屬於毆打、恐嚇讓人把錢交出來的暴力份子。相對地，我則是低調地，趁人不注意時偷竊財物。因為類型不同，我們的關係其實也不怎麼好。

依照日本警察的偵查手段，會先懷疑一般人所說的「壞人」，以此為起點開始偵查。如果是現在，大概會先到處收集調查監視錄影，從中過濾出犯人。在51年前，除了在案發現場採取指紋等證據，尋找目擊者之外，同時也會鎖定有前科的人，或是有負面傳聞的人，聽說那個時代是這樣開始偵查。

布川事件中，從案發現場採取到的物證有「43個指紋．掌紋」、「8根頭髮及陰毛」。案發現場的目擊證人部分，有一個31歲的母親，以及她12歲的兒子，她們一前一後在數分鐘內從房子前面經過，分別目擊到兩位男性。一位站在房子前，另一位則是在廚房的出入口，與被害人談話。

警方以這兩位男性為犯人的方向開始偵查，據說也有人被逮捕偵訊，但始終找不到犯人，一直到了10月10日(譯者按：大約案發後40天)，我因為涉嫌偷竊「朋友的褲子及皮帶」而被逮捕。從這個時候開始，冤案．布川事件正式拉開序幕。

我的虛偽自白

日本警察裡有一句話，叫做「沒有確證的確信。」也就是說，即使沒有證據，只要確信嫌疑人就是犯人，就要想辦法讓嫌疑人自白。這樣的傳統偵查手段，正是日本製造冤案的一個重要原因。

台灣已經施行了全程錄音錄影，因此，偵查過程中應該已經沒有人使用暴力手段了吧。相對地，日本在這方面的規範並不完善，僅有部分錄音錄影。對於沒有確證，只有確信而逮捕到案的被告，使用暴力式的偵訊，是被默許的。日本警方受到的訓練是，「既然已經逮捕，就要徹底給他好看，如果覺得自己抓錯人了，那就是輸了。因此，應該要把被告帶到偵訊室，跟被告比拼體力，想辦法讓他自白。」即使是現在，日本警察仍然使用這樣暴力式的偵查訊問手法。

差不多在兩年前，東京「杉並區」的一個國中生因為涉嫌偷東西，而遭受調查。在偵查過程中，警方威脅這個國中生：「你不承認我就不放你回去，讓你的一生到此結束！」因為這個過程有被錄音筆錄下來，經過媒體報導，大眾才知道這件事情。對於一個國中生的偵查，竟然會使用強暴手段，那麼，大家應該可以想像得到，對於成人的偵查又會是如何了。

51年前，取手(譯者按：地名，位於茨城縣內)的警察幹部對我說「你待在這裡的期間，我不會放任何人進來這個拘留所，你就慢慢住著吧」。之後，不是在偵訊室，而是在拘留所看守人員休息室內，從上午9點到午夜12點一直持續地逼問我。「趕快給我自白，我們有證據，有證人看到你跟杉山」。警官在「沒有確證，只有確信」的狀況下進行調查，因為這個警官相信，被逮捕的人就是犯人，因此，為了讓這個人「自白」，這個警官可以面不改色地說謊。

發生事件的晚上，我有不在場證明。當晚，我人不在發生事件的茨城縣，而是住在東京一個叫作「野方」的地方。我在我哥哥的公寓，也有到哥哥工作的酒吧喝酒。我跟警方說了不在場證明，但警方卻說「我們已經調查過了，你哥哥說你沒有去。不在場證明是假的。」畢竟那已經是距離案發超過44天的事情，警方的說法讓我以為自己記錯了。

逮捕後第5天，警方對我進行測謊，並告訴我「儀器顯示你剛才在說謊。你逃不掉的，趕快給我自白」。警方以這種方式逼我，最後，我在10月15日(譯者按：大約案發後50天)做了虛偽自白。

曾經有人跟我說「為什麼要自白？沒有做的話，應該繼續否認才對呀」。確實，如果冷靜地思考，的確是如此。但是，警局的拘留所內，連時鐘都沒有，是一個連時間感都會喪失的特殊環境。我不太清楚台灣的狀況，但在日本，警察一開始就會先叫被告把衣服脫光，確認有沒有偷藏凶器之類的。脫光被告的衣服褲子，一方是能夠命令對方脫光衣服褲子的人，另一方則是，縱然厭惡也無法抗拒，必須脫光衣服褲子的人。這兩種人所處的立場，有著懸殊的差距，這是很關鍵的。這個空間是，警官可以對被告為所欲為的密室。

請問今天的各位來賓，是否有哪一位有待在警局拘留所(譯者按：日本因看守所不足等問題，在警察局設有拘留所)的經驗？有這類經驗的話，可以舉手嗎？(譯者按：本句為譯者所加)(如果有來賓回答「我有這類經驗」，我希望能與該來賓對話，煩請幫我翻譯)

偵查，是一種精神層面的吵架。「就是你！」「才不是我！」是這樣的精神層面的對立。在3.3平方公尺的狹小空間內，每天超過12小時處於爭吵的狀態，是一種痛苦的精神折磨。

各位來賓當中，應該有人有與另一半吵架的經驗。也有人是與男朋友、女朋友吵架，或是在職場被上司或顧客責罵，而且是沒道理的責罵。請各位想像看看(譯者按：本句為譯者所加)，把這類吵架或是責罵連續持續好幾天，這就是警察的偵訊。

持續的爭吵，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結束，而且每天都被毆打。如果是犯人，想到說出「是我做的」就要進監獄，那或許還可以忍著不承認；但是，無辜的人面對的是偵查過程中，精神及肉體上的痛苦，為了逃避這樣的痛苦，而做出虛偽自白。

在日本，有一個惡名昭彰的「代用監獄制度」，也就是不將被告關押在普通的「看守所」，反而是關押在警局內的「拘留所」，而且可以長達數日。依照法令，在起訴之前，可以長達23天。如果一個被告在「本案」之外(譯者按：本句為譯者所加)，有「另案」的犯罪事實，那這個被告會被長期關押在警局內的拘留所，甚至可以說，已經沒有關押期限可言。無辜的人，沒有辦法忍受無止盡的偵查。

如果承認「是我做的」，偵查人員會問「那你怎麼做的，給我說清楚」，這時候無法回答「我不知道」，一定要說些什麼。但是，要做出虛偽自白是很簡單的。請大家想像一下，想像你已經承認，你就是布川事件的犯人。在承認之後，「我不知道」這種回答是說不通的。

案發時間是8月28日的晚上。當天白天超過30度，晚上也超過25度，這樣的溫度在日本稱為「真夏日、熱帶夜」。偵查人員問我：「被害人當時是穿著怎樣的衣服？長袖還是短袖？」大家想像得到答案嗎？接著，警官問我「是什麼顏色的衣服？」請問大家，知道答案嗎？可以想像到答案嗎？偵查人員聽到錯誤的回答，就會一直重複訊問，因此，任誰都可以說出答案。被害人好像是這樣死的，「穿著無衣領的白色襯衫，卡其色的工作褲」，要回答被害人的穿著，是出乎意料地簡單。

我之前住在事發地的那個小鎮。因此，關於這個事件，我有聽過一些傳聞，例如：被害人是在8張榻榻米的和室內，在壁櫥前遭到殺害。被害人嘴裡被塞了東西，且被白襯衫包覆起來。榻榻米遭到破壞，地板下的數百萬日幣被搶走。偵查人員手上有案發現場的示意圖，並以該示意圖訊問我，我則以之前聽過的傳聞作為線索，回答偵查人員的問題。要作出一份錯誤自白，出乎意料地簡單。

偵查人員說：「你殺了人，當時處於興奮狀態，因此，有些事情也不記得了吧。但是，多回答幾次，你就會想起來的。」

如此重複著一問一答，當偵查人員滿意我的回答時，就將我的答覆就記在筆記上。這樣的偵訊持續1、2個小時，任誰都可以做出煞有其事的自白。

雖然今日各個國家都是用電腦製作供述筆錄，但在51年前，則是由訊問者將問答內容寫在筆記上，再把筆記內容作成彷彿你如實招供一般的偵訊筆錄。

杉山在案件爆發的利根町是一個出了名的惡霸。雖然法院在9月下半就發出了逮捕令，但似乎因為他牽扯上地方的幫派鬥毆事件而逃到東京，導致比較晚抓到他。我在10/15被迫作出虛偽自白後就被逮捕，他也同樣地被迫做了虛偽的自白。因為上述兩份自白書，我和杉山被判處無期徒刑，其後的29年間，被迫在獄中度過。

員警偽造證據

對於因為他們毫無根據的確信而被迫自白的人，因為自身本來就是無辜，因此罪證不足，日本警察則用偽造證據來補強有罪的基礎。對我們受冤者而言，有組織性的偽造證據的日本警察，在世界上是相當異常的存在。接下來我們談談幾件警察偽造證據的案件。

在高知縣的仁淀川町，一輛校車和警用摩托車相撞，導致機動警察隊員死亡，這起案件被稱為高知機動警察事件。22名國三生與帶隊的3位老師所搭乘的巴士，在休息站用完午餐後，從停車場離開，要右轉至一條有中央分隔島的道路，正在等待的時候，被一輛警用摩托車以很快的速度撞進來。(譯者按：日本開車是右駕，想像時須注意。)在巴士後面跟著，駕駛自用車的校長，目擊了這場事故。坐在巴士上的22名學生、3名老師，坐在自用車上的校長和當時的駕駛片岡晴彥皆主張「巴士當時是停止狀態」，但法院卻認定巴士以時速6~10公里行駛而和警用摩托車相撞。

法院依據恰好行經對向車道的機動警察隊員所作的「巴士當時在移動」的證述，以及道路上留有約一公尺的巴士剎車痕跡，認為「身為專家的機動警察不可能會看錯，剎車痕是無可動搖的證據」，而為有罪判決。

關注冤獄平反計畫（innocence project）的各位，聽到現在應該就會「有哪裡怪怪的」吧！大型巴士以時速6~10公里行進而緊急岔車的話，真的會留下一公尺的剎車痕嗎？這個案子到了再審審判時，攝影鑑定的專家分析該剎車痕的相片後指出，在柏油路上有凹凸，而形成剎車痕的輪胎橡膠只會留在凸面上，但這相片中卻連凹面也有痕跡，而認為這是「用水性物質所為的偽造車痕」。可惜的是法院不認定剎車痕是偽造的，而駁回了再審請求。不正是因為有許多警察在現場，所以圍觀者才會認為「他們再做一些必要的搜查工作吧」而不會認為他們在偽造證據嗎！？更重要的事情應該是，巴士在時速6~10公里的車速下緊急剎車，到底會不會留下一公尺長的剎車痕才對吧。可惜的是，如此日本警察的證據偽造，被法院放過，這件惡行並未受到制裁。

在30年前，一位叫做阪原弘的人被控殺害一個賣酒商店的女店主，並從她的保險櫃中取走財物。這事件被稱為「日野町事件」。在偵辦報告中記載阪原先生帶著警察到保險箱的棄置現場，該報告中並附上了18張他在帶頭指路的照片，這點成為了有罪判決得有力證據，他被判處無期徒刑，在2011年，阪原先生於受刑期間內病故。

阪原的家人向法院聲請再審，在第二次再審中，從警方提出於法院的底片中發現，將所有的照片依序排列的話，在18張照片中有9張居然是在回程時拍的，如果是回程的話，誰都能走在前面帶路。將照片順序重新排列就是一種證據的偽造。製作這份偵辦報告的警察被傳喚到再審審理中做證，卻毫不在乎的答道：「這件事情很常見。」這個警察說的是事實，這種證據竄改在日本警察界非常普遍，也經常為日本警察所運用。

檢方隱匿證據

雖然常識上難以想像會有人去偽造可能讓人家被判死刑的證據，但現在日本正在聲請再審的案件中，就有許多竄改或偽造證據的案件。袴田事件的犯罪衣物偽造、飯塚事件的DNA鑑定偽造、天文館性侵事件不適當的DNA鑑定、北稜診所事件的肌肉鬆弛劑證據偽造、狹山事件的證據偽造等等，雖然因為時間關係無法詳談，偽造證據的情形數不清的多。警察毫無依據地確信他們所懷疑的人就是犯人，而基於「若不讓這人有罪的話治安就會惡化，讓他有罪才是正義，為了正義可以允許一些不正當的行為」的觀念來偽造證據。我公然地批判他們，叫他們「邪惡警察」；在日本，檢察官也跟警察差不多，一樣腐敗。

日本的審判雖然由檢察官來主導，但其中成為冤案發生原因的便是證據開示制度的缺陷。雖然在近年來的法律修正後，和我被逮捕的時候已經有所不同，會進行證據清單的開示，但是否將證據提出於法院仍取決於檢察官，制度上仍有不足。檢察官對於被警察認定為犯人而移送的對象，雖然會進行調查，但也僅止於確認自白的程度，而直接將他作為犯人而起訴。一經起訴後，檢方覺得不利的證據便不會提出於法院。這點從51年前到今天都沒有改變過。

在布川事件中，在案件現場採集到的「8根毛髮」以及案發當晚看到兩名經過被害者家前男子的31歲女性證人，還有和不在場證明相關的列車時刻搜查報告都被掩蓋起來。這些被提交法院的時候，已經是第二次再審的時候，距離案發已經過了37年。從案發現場採取到了42個「指紋、掌紋」而被提交到法院，但法院卻認定「縱使沒有指紋也不能認定不是犯人」而為有罪判決。但是，還有八根毛髮，若當時有鑑定人指出「和櫻井、杉山的頭髮形狀不符」的話，會怎麼樣呢？該名31歲的女性是杉山的熟人，「看到和杉山身材差不多的，不太高大的人」這句證言雖然重要，但更大的問題是她經過現場的時間。

我們在19點6分抵達布佐車站，走到被害者家要花18分鐘。不管速度多快地走過去，我們抵達被害人家裡都要到19點23分以後。然而，案發現場有一名騎著腳踏車去買菜的女性，在經過被害者家前面時，目擊到一個站在路旁，彷彿躲躲藏藏的人，也看到在廚房出入口和被害人對話的人，到買菜的地方之前，還在路上遇到熟人而停下腳踏車閒聊一番。這些事情怎麼看都是在7點23分前發生的。因此這名女性的存在一直被檢警掩蓋了起來。假如我們是犯人的話，警方也調查了在案發後，我們從茨城縣搭電車到我哥哥位在東京的公寓的時間。依該調查報告顯示「23點47分抵達野方站」，在此時間上又有疑點。

我當天晚上實際上到哥哥上班的酒吧去喝酒了。酒吧的媽媽桑在筆錄中作證「櫻井在23點半到店裡來喝酒」。在23點47分才能回到車站的人，為什麼有辦法在23點半到店裡去呢？我的「自白」被描述為「到車站後回到腳程五分鐘的哥哥房間裡，換了衣服後到酒吧去。」那時早已過了打烊時間的24點，我要是犯人的話就沒辦法去喝酒了。酒吧媽媽桑的筆錄跟關於電車時刻的偵查報告書，被檢察官藏了37年之久。

我在結束了29年的獄中生活回歸社會之後，曾經見過那間酒吧的媽媽桑。她對我說：「我當時有個四歲的雙胞胎女兒，餵她吃過飯後我就到店裡面。我到店裡不久後櫻井你就過來來了，大約是8點到9點左右。我記得很清楚。但警方一直說「還要更晚吧」根本不聽我說，最後就被寫成11點半了」邪惡警察的作法實在很齷齪，腐敗的檢察官更是有過之而不及，毫無下限。事實上還有很多事。

關於我與杉山自白筆錄的內容，有兩次錄音，但只有第二次的錄音在審判中被提出，並且謊稱「只有錄一次音」，而把最早的錄音藏了起來。以「1小時以上的自白是真兇的自白」為由，被判有罪。

但是，第二次再審時，檢察官又提出了我最早的那份錄音帶。然後，那份錄音帶上有13處剪接的痕跡，由此可知警察對自白內容進行加工，而且可以證明警察們在原審作證說「只有錄一次音」是在說謊。

隨著這些可以證明無辜的證據被開示，我與杉山的死刑・無期徒刑案件，成為戰後第7件再審無罪的案子。我所說的腐敗的檢察體系，腐敗的程度不僅止於此。還有其他理由。

現在，檢察署公開的說法是「櫻井與杉山是犯人這件事並沒有改變。只是針對所謂自白這個難題，法院的判斷與檢察體系不一樣而已。確實，最後的自白或許有些不正確，但是最初自白的內容是真兇的自白」。絕對不承認曾經犯下的過錯，這就是日本的檢察體系。對日本惡質警察與腐敗檢察體系來說，還有一個支持其惡行的好夥伴。就是法院。

法院有罪推定

今日，我本來想著可能有一個可以一起來參加的案件被冤者，就是今市事件。在台灣出生長大的(今市事件被告)勝又拓哉先生，念國中的時候跟再婚的媽媽一起來到日本。該案件在一審時判斷被告其殺害國小女童，判處無期徒刑。８月３日，東京高等法院還是判他無期徒刑。

沒有直接證據。勝又先生被關押偵訊了144天，受不了高壓偵訊而自白。偵訊中自白部分的錄影片段，共有7個小時。裁判員看了這7個小時的錄影後，認定「錄影中的自白是可信的」而為有罪判斷。但二審的律師團，舉出自白內容與現場證據矛盾之處，反證認定有罪的理由是錯誤的。於是乎，審判長多次曉諭檢察官「不變更訴因嗎？」之後認可變更訴因，而為有罪判決。在一審時，「以錄影作為證據認定有罪」。而高院則以「以錄影作為證據是違法的，以情況證據認定有罪」，認定犯罪的理由完全不同。

如果作為有罪基礎的事實關係被舉反證推翻掉了，就來變更訴因，這就跟比賽途中變更比賽規則一樣。日本就是有法官會去幫助快要輸掉的檢察官，才製造出冤案被害人。

今市事件中女童被棄屍的那座山，一樣在茨城縣內，距離我家大約20公里。是沒有路走的山中。在12月的大半夜，不熟知地型的人是不可能走到那裏去的。先前提到的高知白機車事件也好，現在的今市事件也好，裁判官都篤信「自白神話」。超越科學的證據與事實，抓緊「已自白」這樣的事實判有罪的法官多得不像話。

戰後第9件死刑無期徒刑案件再審無罪的，是稱作東住吉事件的冤案。自家失火，洗澡中的12歲女兒被燒死。因為有投保學費保險所以被當成保險金詐欺縱火殺人事件「被自白」，在監獄待了20年。依照自白的內容，故事是「從車子的油箱取出7公升的汽油到汽油桶，灑在家裡的車庫。然後用噴槍點燃縱火」，但這個自白是個謊言，大家明白意思嗎？

汽油會氣化。如果把7公升的汽油灑在家中的車庫的話，立刻就會氣化，如果用打火機點火的話，點燃瞬間就會爆炸。點火的人會被燒傷，可能會死吧？但是，自白縱火的同居男性，身上一處燒傷也沒有。用這樣子的自白，讓同居男性跟被害女兒的媽媽兩個人待在監獄20年。

我知道這個事件時，馬上就知道這兩個人是無辜的。汽油的危險性，只要過著普通社會生活就能理解。但是像法官一樣擁有聰明頭腦的人，大概已經超越社會常識與科學事實了吧。非得要經過律師團的火災實驗、再加上檢察官火災實驗，才能確認那個荒唐的自白，相信被告的冤屈。沒有比腦袋好的笨蛋更不好處理的東西了！

沒時間細講，但6月11日，東京高院的(審判長)大島隆明對撤銷袴田案再審開始裁定，其判斷也是嚴重歪曲事實。前些天的今市事件判決合併起來看，我覺得惡質的警察上面有腐敗的檢察官，再上面還有笨蛋法官。日本的冤案，就是這個鐵三角製造出來的。

日本1980年代有4件死刑冤案，之後再審改判無罪。那時檢察署曾檢討「這四件為何再審會無罪」，召開稱為「檢察官合同」的首長會議。其結果，聽說決議是「審判時提出太多證據，今後盡可能不提出」。這不是開玩笑的。據說法務省公開的紀錄上就是這樣寫的。

到了2000年代，足利事件、布川事件、東電女性社員殺人事件、東住吉事事件再審改判無罪。但是，好像只有對足利事件有做類似反省的表現，其他案件則是都不承認有製造冤案的責任，也沒有反省與改革。負責立法的國會也是一樣，看不到他們有在分析冤案發生的原因，或是想要改革的態度。我們這些冤案經驗者一起倡議，大聲疾呼，希望司法能夠往合乎社會通念常識的方向改變。

人生只有一次・今天只有一天

關於我自己經歷冤案的事情，我認為雖說是運氣不好，但並非不幸。運氣好不好是老天決定的，但是幸或不幸則是自己可以決定的。我抱持的這樣的想法，一路與冤案抗爭走來。我不恨警察，也不恨檢察官，當然，也不恨法院。

在日本有稱為國民救援會的志工團體。布川事件從1971年開始就受到這個救援會的支持，一路奮鬥。

1978年，我31歲時，無期徒刑判決確定。入監服刑之時，我認識到一件事，那就是，人生只有一次，今天也只有這一天；即使在監獄裡，這個被稱為「今天」的日子在人生之中也只有這麼一天。因此我決定，作為一個人，要充實地度過今日這一天。

日本的監獄有強制勞動的制度。每天早上7點半左右到工廠，一直工作到傍晚4點半左右。無論工作時間還是休息時間，或是每周只有三次左右、相當有限的運動時間，我總是盡我所能竭力完成。

工作結束後回到舍房，我還會從事稱為自我勞作的打工。存下來的錢就寄給父親。到了第三年，在監獄製品展售會上展出的皮鞋，還得到法務大臣獎。

我還加入音樂社團吹小喇叭。得到聲樂家的幫助，練到可以開音樂會，團練之餘還學會作詞作曲。我有收到本次大會指示要我「唱歌」，等一下請讓我把那時在監獄創作的歌曲唱給大家聽。

日本的監獄可以說是沒有人權的。對受刑人有嚴格的限制等等，要寫在信上，會有「這個不能寫！」的規定。所以我學會把在監獄的想法寫成詩。讓我在此朗讀描寫我當時心境的詩。

 

「孤独を知るとき」
人は　苦しみによって　孤独を知るのだろうか
悲しみの深さが　孤独を教えるのだろうか
僕は、喜びのとき　幸せな思いのとき
一人きりの喜びと幸せの　その虚しさに　孤独を知った

「學會孤獨」
人們 是因為苦痛 才知道孤獨的嗎？
傷的很深的時候 也會讓我們學會孤獨嗎？
開心的時候 感到幸福的時候
只有一個人的開心跟幸福
那樣的空虛 讓我學會了我孤獨

 

因為國民救援會的大家給我的支援，讓我知道了被人們的善意支持的喜悅。而經由我所作的歌或詩而知道事件，進而支援我的人也增加了的這份喜悅及幸福，是作為一個人的成就感的喜悅及幸福。而因為冤罪奪去人生寶貴時間的苦痛，也開啟了我對生命及人權的考察。

「否認的話，搞不好會被判死刑！到時候被判死刑才求饒我一命什麼的，可就太遲了。老實的認罪吧！」偵訊時被這樣說的時候，我感覺到死刑的恐怖。甚至也想過，自己如果被殺了，事情會變得怎麼樣呢？

今天在會場的大家，也會在某個時候離開這個世界。不管是誰，一定都會有離開的一天。彼岸的世界是什麼樣子？誰也不知道。但是，可以很明確地說的是，人如果死了，那個人的意識就消失了。對那個人來說，這邊的世界就消失了。

雖然這個世界有幾十億人口，但是我是這麼想的：對我來說，是因為「我」這一個人存在，所以「這個世界」才存在著。也就是說，有幾十億的「我」存在著，這個世界裡的這些「一個人的生命」集合在一起，這個世界才成立的。正因為如此，我認為，一個人的生命，是比地球還要貴重的。

我也思考了法律制裁犯罪的意義。

所謂的人類社會，是由一個一個的生命集合構成。一個人只靠自己是無法活下去的。人類社會中，大家互相幫助、互相支持一起走下去。這樣說的話，人們應該做的事情，是成為別人的力量，但是很不幸的，還是有心存惡念的人。也有會去破壞別人人生的人。能夠將這些被稱為犯罪，破壞別人人生的行為加以制裁、取締的，就是法律。我是這麼理解的。

破壞別人人生的行為中，最糟糕的是殺人。當了解這個世界是由一個人一個人的生命構成，一個人的生命比地球還貴重，法律控制社會的意義時，我對於自己沒有犯下殺人罪行感到安心。好險，我是冤罪。

警察跟檢察官，是要取締制裁破壞別人人生的行為。這樣職責的人，絕對不能製造冤罪，絕對不能剝奪無辜的人的人生，不能破壞無辜的人的人生。但是很可惜的，日本的警察跟檢察官，完全不了解這件事。

我也相信日本的警察跟檢察官都是用認真的心態在工作的。每一位警察跟檢察官都是用誠實的心在工作的。但是，一旦變成了一個組織，就會面不改色地作出犯罪行為。我由衷地希望日本的法律能夠改變，讓認真的警察可以保持認真的樣子，讓真誠的檢察官可以保持真誠的心。

竭盡所能救人性命的醫師，也會因為醫療行為的錯誤而受到制裁。律師也會因為其行為錯誤造成的辯護失誤而被提起告訴、或是被制裁。但是，就算警察偽造證據，就算檢察官把可以證明無辜的證據藏起來，也不被當作是問題。因為不會被追查，所以日本的警察跟檢察官想幹嘛就幹嘛，如此造成冤罪。

因為冤罪所造成的苦痛不分國籍，也不問思想為何、也不分男女。誰都同樣地會苦惱、感到絕望，不只是被冤的本人，他或她的家人也會一起被捲入案件，人生因此變調。

日本連如台灣施行的全面錄音錄影都沒辦法實現，日內瓦的人權委員會也諷刺「日本的司法是中世紀的司法」。為實現與日本國民性相符合的司法，作為冤罪被害者，只要我還活著一天，就會持續地奮鬥。

我確信，冤罪是越奮鬥越能取得勝利的。只要繼續奮鬥，一定會贏。我也確信，正義、有道義的聲音，必定能夠響徹雲霄。

不管怎麼樣都要奮鬥的話，那麼，活潑地、開心地奮鬥吧！這也是我的座右銘。

在台灣與冤罪對抗的夥伴們，為消除冤罪而盡力的大家，朝著沒有冤罪社會的目標，今後我們也繼續一起努力吧！

人生只有一次，今天只有這一天。在這樣的「今天」，能與各位相見，非常感謝。今日，非常感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