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冤錯案件的實証研究」講座筆記
主持：羅秉成律師（冤獄平反協會理事長）
主講：何家弘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及証據學研究所所長）
與談：李榮耕教授（冤獄平反協會理事、台北大學法律學系）
筆記整理／黃康軒 (台大法律研究所研究生)
何家弘教授現任教於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及證據學研究所所長，專長為刑事證據法、犯罪偵查與司法制度，近年研究重點為中國刑事錯案。何家弘教授也於業餘時間創作，已出版五部犯罪懸疑小說。目前台灣對於本土冤錯案件成因仍缺乏系統性研究，因此冤獄平反協會特別邀請何教授進行座談，談論中國冤錯案件之十大成因，並由李榮耕教授與談。
中國冤錯案之實證研究─從典型案件「佘祥林案」談起
何家弘教授先介紹對中國刑事錯案影響深遠的經典錯案「湖北佘祥林案」。1994年4月，湖北呂沖村的一個水塘出現一具已高度腐敗的女屍，張在玉的家屬指出該具屍體與張在玉的特徵相符；又張在玉於同年1月失蹤，與公安判斷該屍體之死亡時間相符，因此確定屍源。其後當地公安以張在玉的夫妻感情不佳與外遇等原因，認定張在玉之夫佘祥林為殺妻之嫌疑犯立案偵查。偵查中取得的證據疑點重重，一審法院判處佘祥林死刑，後佘祥林上訴，二審法院基於「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要求補充偵查，偵查與審判機關互踢皮球、遲未判決。直至1997年，由於行政區變更，該案由政法委舉行協調會議，決定由京山縣檢察院向京山縣人民法院提起公訴，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佘祥林15年有期徒刑，二審維持原判，佘祥林入監服刑。案情於2005年出現轉折，法院認定被佘祥林殺害的張在玉回到呂沖村，經當地政府鑑定DNA，證實為張在玉本人。因此糾正錯案程序快速開啟，此案被發回重審，法院改判無罪，還給佘祥林一個清白，佘祥林亦因錯判獲得高額的國家賠償。
佘祥林案之後，中國人大證據學研究所成立刑事錯案課題組，由何家弘教授帶領從事錯案之系統性研究。藉由問卷調查、舉辦相關研討會、訪談等方式，歸納出造成中國錯案之「十大錯區」：
1. 「由供到證的偵查模式」
傳統中國文化重視口供，雖中國現行法規定禁止刑訊逼供、口供不得作為認定有罪之唯一依據，但實務仍受制於口供情結，以「先抓人，後取證」的方式進行偵查，而此種偵查模式容易導致冤錯案件發生。如佘祥林案中關鍵證物「蛇皮袋」的提取，公安表示係因佘祥林供證，方前往水塘提取蛇皮袋，但卷證紀錄卻呈現佘祥林的口供係於4月19日做成，晚於警方於4月17日提取蛇皮袋之紀錄，該口供及證物之真實性即有可議之處。
2. 「違背規律的限期破案」
偵查人員常經上級官員要求限期破案，地方甚至曾推行「命案必破」政策。雖然限期破案能夠促進偵查人員積極蒐證，但何教授指出，此種政策違反犯罪偵查規律，因為發現證據涉及眾多因素，與偵查人員是否積極主動並無必然關聯，反而可能出現偵查人員為了於期限內破案而採取不當蒐證手段，導致冤錯案件發生。
3. 「先入為主的片面取證」
冤錯案件經常出現忽視無罪證據之情形，導致有利犯嫌之證據無法進入審判程序。如佘祥林案，佘之母親曾四處跋涉，於其他村莊取得有利佘祥林之證據並呈交給公安，然而公安並未採用，其後甚至以「妨礙司法」為由收容佘祥林的母親。該案的偵查人員認為嫌疑人即為犯罪人，導致無罪證據無法進入程序，但有罪證據則不論是否為真均能進入審判，進而產生冤錯案件。
4. 「科學証據的不當解讀」
作為實證研究材料的冤錯案件有部分涉及科學證據，但科學證據往往被不當解讀。此類錯區又可細分為以下三種情形：
(1)將種屬認定結論誤讀為同一認定結論：如犯嫌的衣服上有A型血跡，被害人的血型亦為A型，進而認定嫌疑人衣服上的血跡為被害人的血跡。
(2) 傾向性認定結論誤讀為確定性認定結論：此情形常見於鑑定意見中，因鑑定人意見多為傾向性，而非百分之百確定，如：指紋鑑定傾向於認定為某人所留。然而，中國司法實務多把傾向性結論認定為確定性結論，造成錯判。
(3)試用期科學證據誤讀為成熟期科學證據：犯罪偵查使用的科學證據方法有時可靠性不足，例如中國曾以步伐特徵對人進行同一認定，何教授指出此種科學證據雖有科學原理為依據，但尚未發展成熟，若以此作為定案之根據，可能致使冤錯案發生。
5. 「刑訊逼供」
此錯區為造成冤錯案的直接原因之一，雖然中國刑事訴訟法已明文禁止刑訊逼供，但其仍存在於中國實務。無法根除刑訊逼供的因素可能包括執法觀念不足、不良行為環境、偵查能力不足、缺乏監督等。佘祥林就曾受公安長時間的訊問，導致其供認時精神恍惚，供述極有可能虛偽不真實。
6. 「放棄原則的遵從民意」
冤錯案件普遍受到民意的影響，如佘祥林案，張在玉的母親先入為主認為佘祥林為兇手，並推動聯名上書，影響司法人員的辦案。此種迎合民意的偵查手法或是審判結果已違背司法裁判原則，也反映出司法機關之公信力不足、上級刻意指導的弊病。
7. 「徒有虛名的相互制約」
依中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公、檢、法三方應相互制約。但中國於制度上採行「流水線」的辦案模式─由公安進行偵查、檢方進行審查、法院進行判案。在此種辦案進程下，破案與否的關鍵通常在於公安偵查階段，院方與檢方通常會配合公安偵查結果，如此將架空三方制約的立法目的。
8. 「形同虛設的法庭審判」
中國的庭審虛化主要源於流水線辦案模式以及卷證併送制度，在流水線的辦案程序下，法院的判斷繫於公安偵查結果，卷證併送制度則使法院於審判前即形成心證，使辯護淪於空談。此外，重大案件另涉及審委會制度，亦即由法院內部的審委會開會合議重大案件應如何判處，何家弘教授為預防錯案，曾提出四不主張「政法委不管個案，審委會不論事實，陪審員不當擺設，辯護人不當陪襯。」希望藉此改善庭審虛化的現象，減少冤案發生。
9. 「騎虎難下的超期羈押」
此類錯區又可分為形式上與實質上的超期羈押。形式上的超期羈押如羈押期限屆滿後未辦理手續，或法院透過發回重審、補充偵查等手段，讓羈押期間重新起算。佘祥林在判決確定前即經歷四年六個月的超期羈押，而此種情形亦常見於其他冤錯案件。超期羈押之所以謂騎虎難下，乃基於羈押時間越長，案件越難處理，如國外的「隧道效應」，即便證據不足以認定犯嫌有罪，亦因超期羈押而難以釋放犯嫌。
10. 「證據不足的疑罪從輕」
回溯中國冤錯案的初始，多數均屬「疑案」，然而基於傳統辦案思維，辦案人員通常傾向認定犯罪嫌疑人有罪。近期中國已漸漸接受無罪推定原則，但遇到疑案時，仍難以期待實務實踐疑罪從無，大多仍採疑罪從有下的「疑罪從輕原則」，如佘祥林案即是如此，該案證據確有不足，法院最後卻未下無罪判決，僅以較輕刑度定罪。
何家弘教授最後談及佘祥林案的後續發展，呈現出冤錯案件不僅對犯罪嫌疑人造成磨難，也深深影響其身邊的人，同時更動搖人民對司法與政府之信賴。另一方面，藉由發現冤錯案件，得促進學者或實務人員省思現今司法制度之不全，推動司法制度改革，減少冤錯案的發生。
台灣冤錯案件的常見成因
羅秉成律師針對中國冤錯案的十大錯區，指出其與造成台灣冤案原因的異同之處，例如：超期羈押在台灣較少成為造成冤案的獨立事由。但其他錯區如刑求逼供，雖於刑事改革後已減少許多，但刑訊仍然存在於台灣實務界，這也是受華人傳統口供文化之影響。羅律師又提及源於口供文化的畫押，關此，近日已提出修法草案，希望能立法使犯罪嫌疑人有權利不附理由拒絕簽名，革除畫押陋習。除此之外，台灣的冤案成因也源於不同因素之交互影響，進而使個案經常出現系統性累積錯誤，例如蘇建和案即涉及多個錯區，導致防錯機制失靈，不過台灣的情形已逐漸改善，若以2003年刑事訴訟法改革為分水嶺，近十年來的喊冤案件已經減少，台灣冤錯案的重點也移轉到科學證據，這也是平冤會所認知而欲著重的議題。
李榮耕教授接續分享台灣的經驗，首先，李教授指出冤案的發生確實能促進司法制度改革，如：台灣再審制度開啟的門檻過高，造成許多應受重新審判的冤案無法重開程序，因此平冤會近年亦致力於再審制度之改革。再者，超期羈押雖非造成台灣冤案之主因，但僅就羈押期間而論，司法實務經常出現期間過長之羈押，如邱和順案之羈押期間長達二十餘年。李教授指出，此種逾期羈押主要源於「管見現象（tunnel vision）」，亦即當偵查機關認定犯罪嫌疑人有罪時，嗣後的程序將會導向、限縮至被告有罪，進而忽視對被告有利的證據。為避免此種現象發生，制度上係透過院、檢、辯三方的功能去防止。然而目前台灣仍存在嚴重的管見現象，卷證併送制度更是造成此現象的主要因素之一，使法院於進行言詞辯論前就已經形成心證，若維持目前的審判方式，台灣的管見現象仍會持續發生，故學界多推動卷證不併送制度，希望能改善此現象。
李教授另提及台灣的虛偽自白問題，重視自白乃一全球化現象，僅是程度上有所差異。早期台灣的虛偽自白多出自屈打成招，近年暴力刑求情形雖已減少，但警方轉而以柔性、變形的訊問方式取得虛偽自白或證詞，如誘導訊問，因此或許應加強第一線偵查人員對於犯罪嫌疑人應有權利的認識。最後，李教授指出台灣刑事訴訟法於2003年明文規定無罪推定原則，早年的最高法院判例則明確不採無罪推定原則，該判例直至近二年才廢棄。但李教授表示，前述改革僅具象徵性，仍無法革除有罪推定在台灣司法造成的影響，目前僅能仰賴時間慢慢改變法官及社會的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