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桌論壇】再訪蘇案-冤案實證研究初探

主持|徐偉群教授
引言|柯昀青宣傳主任
與談|蘇凱平教授、蔡博方教授
紀錄|林承諺
編修|林奕彤、柯昀青

本場圓桌論壇由台大社會學研究所畢業的柯昀青主任進行引言,並邀集了台大法律系蘇凱平教授、台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的所長蔡博方教授與談。

跨領域的交流和對話正好也顯示了冤案實證研究的複雜度和學科交織性。柯昀青主任提到,「冤案發生後,我們應該去檢討哪個環節出了問題,因此出現了冤案研究這個名詞」,而此次圓桌論壇主要即是針對冤案研究的方法論進行相關討論。

蘇建和三人案無論在法律層面、死刑議題、媒體聲量和社會動員上,都是個重要的案例,因此,柯昀青主任表示,當我們試圖以研究的角度「再訪」蘇案這個重要案件,我們就勢必得先思考,應該要如何「再見」、用什麼方式再訪蘇案,才是適當的實證研究方法,這才是此次論壇主要的問題意識。

柯昀青主任:冤案研究可以如何研究?

當冤案發生、終獲平反後,大家總想追問,為什麼案件會出錯?為什麼冤案會發生?這些叩問的頻繁出現顯示,無辜運動的參與者,都認為冤案研究不應只是法釋義學、法庭攻防的層次,而應該回到學術研究的領域,用更具有實證基礎的方式回溯、思考這個問題。

然而,究竟我們如何適切地做出因果推論?我們要如何運用符合研究法標準的方式,來嘗試找出案件的冤案成因(contributors to wrongful convictions)?

柯昀青主任指出,美國的國家冤案登錄中心(National Registry of Exonerations,以下簡稱NRE),目前是以既有平反案件的統計數字去理解冤案輪廓,但是仍有其限制,因為描述性統計雖然可以辨認出案件包含哪些錯誤的做法,但仍無法確認冤錯案件的根本肇因(root cause)。

冤案的實證研究的難處在於,一件冤案的認定往往是回溯性的,針對這件已經發生、無法重來、可能有多重原因的冤案,我們應該如何指認、注意到其中的因果律和因果推論?

柯昀青主任在此特別強調,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變項之間具有相關並不等於因果。譬如說,在夏天的時候,冰淇淋的銷量會上升,溺死的人數會增加,那我們可不可以推論冰淇淋導致溺死?顯然這樣的論點是荒謬的。但這卻在社會科學的研究當中成為學者們常見的擔憂,許多研究為了避免做出錯誤或過度的因果推論,進而影響了研究的侷限性和貢獻。何況在冤案的研究中,更可能的是同時存在多個相互平等的肇因,使得研究者更難以清楚區辨出不同因子之間的影響力以及與結果間的因果關係。

最後,回到台灣的脈絡下討論,由於目前冤案平反且可研究的樣本數不如美國來得多,在量化的研究上有著相當嚴苛的限制。再者,台灣並未有著如同美國NRE大規模平反案件的資料庫,因此在定義、釐清研究範圍上也面臨著困難和不便。且就算確立了研究範圍,要取得判決資料和相關卷證更是困難重重。基於上述的限制,台灣的冤案實證研究難以取得足夠的樣本和資料因而有代表性不足的問題。

回過頭來,我們要如何「再見蘇案」這個問題目前大致上還不清楚,因而還有待更多的研究者參與、討論。

蘇凱平教授:司法系統是一個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龐大機制,並不是拔掉一根頭髮就沒事

蘇凱平教授首先問道,冤案救援本身作為一個本於實務的行動,其研究本身就綁在實務資料上,那為什麼還要談研究方法?

許多時候,人們總會覺得其目標在於要去解答一個已發生冤案的成因,以避免更多的冤案發生──然而,蘇教授提醒,這本身其實是兩件事情,但往往被許多人搞混。他問道,理解一個冤案「為什麼」會發生,就能避免重蹈覆轍嗎?答案是「不好說」,因為許多推論往往都只限於這一個特定個案,未必有辦法應用到其他的案件類型之上。

蘇教授就回應柯昀青主任文中提到,「冤案總是具有後見之明的偏頗」,目前看到的美國冤案大多是涉及DNA證據的冤案,因為只有在DNA證據出現後,才能明確否定審判中所謂的「鐵證如山」。然而,實際上仔細去觀測美國這些因為科學證據而獲得平反的案件,多數是性侵案件,那麼,我們從這些性侵平反案件中所找出的冤錯成因,去推論到其他類型的刑事案件,或許就不太合適。
蘇凱平教授認為,每個冤案有不同重要的意義,案件類型不同、即使是同類型的案件裡面涉及的要素不同,太多種可能的作業方式,本身是不是能從一個冤案的研究推到通案冤案研究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不過,回到實用的角度來看,平冤協會是一個時間、資金都有限的NGO,需要標記出什麼樣的案件是比較有可能找到冤案成因和得出研究結果的方法,讓參與冤案救援行動的人能夠快速注意到某一些特定的現象、方法,或許會有助於我們實際的救援行動。

接著,蘇凱平教授也同意在柯昀青主任的報告中提到,敘述統計的方法不是一個太好的方式。但敘述統計的方法為什麼不好?蘇凱平教授指出最大的原因有兩個,首先它假設一個線性的因果關係,因為「這樣」所以「那樣」,然而更多時候,司法系統是一個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龐大機制,並不是拔掉一根頭髮就不會再出現冤案,這個觀念應該要調整。第二,敘述統計假設每一個原因都一樣重要,但其正確性卻會大打折扣。

蘇凱平教授目前在做的方法,是以法律數據分析的方式進行。他提到張娟芬老師也寫過王信福案、謝志宏案的數據分析,透過結構分析的方式,過濾之後發現是同一個證據在不同地方換句話說,但事實上仍是同一個證據。蘇凱平教授比喻一個冤案很常就是一根牙籤支撐起來的大廈,它的證據其實是很薄弱的。透過數據分析、判決書和訴訟資料的文字挖掘,所呈現出不只是一個現象、一個原因,而是有辦法呈現不同因素互相影響的效果,較能夠去呈現各個變項彼此的相互作用。

蔡博方教授:如果沒有了解資料的結構,沒有把因跟果適當串連,推論就會很像在寫小說

蔡博方教授強調,在進行研究之前,必須要先了解手上資料本身的結構與樣態。他提醒道,「如果沒有了解資料的結構,沒有把因跟果串連的時候,就會很像在寫小說」,而這也是為什麼本場圓桌論壇是個重要的場合。

接著,蔡教授指出,當我們對於因果關係或因果推論抱持著很高期望時,或許可以留心幾個我們對於科學的因果律則所抱持的三種既定想像。

首先,蘇教授曾提到似乎唯有DNA的平反案件才會被一般人認定是完全的清白,這顯示我們社會還是極度篤信符合自然科學想像的「科學」,像是普遍法則或者重力等定律,但在社會科學的領域中,很難見到這種東西。

接著,人們常「退而求其次」,認為第二個比較「科學」的律則,是透過統計、透過數學去計算的「機率性的科學」。

最後,人們也常認為,因果應該是一種鎖鏈型的機制,譬如A會導致B,B會導致C,C會導致D。如果這樣想的話,就很常會假設,如果把其中某一個因子抽掉,那麼冤案是否就不會發生了?可惜的是,答案是不會,因為很多時候,當你拿掉了鎖鏈中的其中一個因子,就可能會有另外的東西填進去,最後事件還是會發生。

如果我們對於因果律則的想像只停留在這裡的話,冤案的研究就無法進行,因為冤案沒有辦法完全符合上述的幾種律則。

蔡博方教授建議,或許可以重新思考手邊的訊息哪些可以是資料,以及這些資料是被如何收集、編排與格式化。此外,由於他認為在沒有累積事實之前,要做出因果的推論就會比較辛苦,所以應該還是要試圖建立足量的事實資料;可惜,如果沒有比較大的力量來支持這樣的計畫,就往往必須仰賴研究者或者民間單位耗費很大的時間或經濟成本,阻礙就也會比較多。

最後,蔡教授提到,冤案研究還常常面臨兩個比較大的挑戰。

其一,是跨領域的恐懼。屬於規範科學的研究者,跟屬於經驗科學的研究者,雙方會彼此恐懼,繼而不太敢做出推論或甚至交流,結果對研究而言,往往形成一種隱形的障礙。

其二,則是我們常常會過度浪漫地想像冤案研究所能造成的效果,譬如可以避免冤案、可以預期冤案不會再發生等等,然而這種想像,很容易對研究人員造成很大的壓力。假設我們總期待,研究癌症,就可以永遠地讓癌症不再發生,這樣的想法就很容易會讓研究者對自己有很大的壓力,當然也很可能會阻礙這個研究領域的發展。

徐偉群教授:根據不同的研究目的,應有不同的研究方法

徐偉群教授也呼應幾位與談講者的看法,指出必須要區辨,研究冤案的目的到底是制度的預防,還是希望可以對個案進行預設、辯證,因為兩者在研究目的上截然不同,相應地,研究方法與方向上也可能大相逕庭。另外,徐偉群教授也認為,無論是透過敘述統計或證據構造的分析方式,或許都必須要注意多重原因或許比較可能是結論。

蘇友辰律師:未來的研究結果不僅能供冤案救援參考,也能成為司法界的借鏡,讓司法體系記取教訓、避免重蹈覆轍。

圓桌論壇結束後,曾任蘇建和辯護律師的蘇友辰律師也回應,「蘇案可以拿來做檢討,能夠從這裡頭吸取一些重要的經驗,提供後來的冤案當作救援參考。」

同時他也期待,未來的研究結果不僅能供冤案救援參考,也能成為司法界的借鏡,讓司法體系記取教訓、避免重蹈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