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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家筆記:《搶救被告》
類別:冤家讀書會
2014/04/15
更新日期: 2014/06/10


冤 家筆記:搶救被告


在國家暴力層出不窮的今天,人人都可能成為被告,如何《搶救被告》,不單是律師的職責,也是身處在國家機器權力結構中的每位公民自保的指南。

律師陪偵的重要性:從王迎先案談起

1982年4月,台灣發生第一起殺警奪槍的搶劫銀行案,警方在破案的壓力下祭出高額懸賞獎金,王迎先於23天後被捕,在警方的非法拘禁及輪番刑求逼供下,王迎先終於自白犯行。王迎先在帶領警方尋找犯案工具及贓款的過程中,跳下秀朗橋墜入新店溪中,自殺明志,之後,真正的搶匪李師科被捕歸案,最終判處死刑。
 
王迎先跳河明志甚至一度被警方以「畏罪跳河自殺」污衊,直到李師科落網後,王迎先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最終促使了刑事訴訟法第27條的修正,規定被告得隨時選任辯護人,以期避免刑求逼供再度發生,俗稱「王迎先條款」。
 
曾威凱律師表示,實務上,法官通常認為警詢筆錄是相對可靠的,因為「嫌犯可能一開始講的最貼近真實、最少機會串證、最少外力的介入或干擾」。他指出,法院判決過分仰賴自白與警方以刑求或其他不當方式取供,其實是一體兩面。律師陪偵不只為避免警方刑求威逼,也在避免誘導詢問、甚至不當利誘所取得的自白,因為這些不當方式都在某種程度上影響法官的心證,使被告立於不公平之處境。然而,王迎先案發生迄今30年後的今天,除了幾起因集會遊行而被逮捕的案子或社會矚目之重大貪瀆等案件,嫌犯在警局裡警方的詢問仍鮮少有律師陪同。

保持緘默,以求自保

依刑事訴訟法第95條,被告享有「受告知權」,包括: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得保持緘默、得選任辯護人、得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曾威凱律師表示,當你在警局時警方也許會行禮如儀地告知你的權利,並請你在「權利告知書」上簽名,但當你要請律師時,卻可能遇到各種有意的「勸阻」,諸如「你真的要請嗎?不要吧?你這樣要拖多久?對你真的有利嗎?」的說法,因為警察十分清楚,當有律師陪同時,律師的監督將妨害他們「辦案」。

以關廠工人臥軌案為例,一名跳下火車月台的民眾被帶到警局,警察的問題裡就包括:「你是否明知跳下月台會造成火車緊急煞車而有人員傷亡的結果?」,警方的提問已粗暴的預設結果,當事人的回答無論如何都將造成對己不利的筆錄。曾威凱律師建議,若能找到律師陪同偵訊,在律師到場前,務必保持緘默權,謹慎面對警方提問中的陷阱,尤其避免在律師到場前與警方「聊天」



正視人身自由的限制:警察能隨便帶你進警局?

在孫致宇丟鞋案中,孫致宇與華隆自救會成員一同前往行政院抗議,當天適逢行政院院長江宜樺偕同夫人及學生觀賞紀錄片《看見台灣》,不滿政府聽不進華隆受害工人訴求,孫致宇乃持拖鞋朝江宜樺方向丟去。事發後警方隨即將孫致宇帶回警局詢問,卻未告知是依何罪名及理由。

曾威凱律師抵達警局,劈頭便問警察:「你們是以哪一條罪名逮捕帶他來警局?還是查驗身份?」警察說:「我確認一下」,之後便與其他警察同仁「確認」了許久。他笑道:「因為我確定他們翻不到足以帶他回警局的法條」。該名員警最後回應律師:「帶他回來是要確認身份」。威凱律師怒問:「你現場查驗了嗎?」。警方小聲的回答:「沒有」。威凱律師強調,若只是查驗身份,當下便足以查驗身份(出示身分證明文件),除非當事人不同意,否則根本不需將人帶回警局。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6條、第7條第1項第2、3款,警察依法查證人民身分的詢問其姓名、出生年月日或令其出示身份證明文件,若「無法查證時,得將該人民帶往勤務處所查證」。威凱律師指出,面對這種將人民帶回警局這類對人身自由造成較大限制的行為,警方常濫用「查驗身份」的技術。警察職權行使法第6條規範了警察進行查證身分的時機,包括:一、合理懷疑其有犯罪之嫌疑或有犯罪之虞者。 二、有事實足認其對已發生之犯罪或即將發生之犯罪知情者。 三、有事實足認為防止其本人或他人生命、身體之具體危害,有查證其身分之必要者。 四、滯留於有事實足認有陰謀、預備、著手實施重大犯罪或有人犯藏匿之處所者。 五、滯留於應有停(居)留許可之處所,而無停(居)留許可者。 六、行經指定公共場所、路段及管制站者。 前項第六款之指定,以防止犯罪,或處理重大公共安全或社會秩序事件而有必要者為限。」曾威凱律師說,在集會遊行的場合中,當警方找不到理由將你帶回警局,往往濫用「合理懷疑」有犯罪嫌疑及「行經指定公共場所、路段及管制站」等相對模糊的法律概念

曾威凱律師提醒,對於警察之任何要求,包括逮捕或要求出示證件等,都可請求警方依法「告知事由」,若遭拒絕,人民可以警察違反警察職權行使法第4條第1項「應告知事由」之規定,「拒絕」配合。但他也提醒,「拒絕」的程度得視個案狀況衡量,必須小心避免「拒絕」延伸的行為(怒罵、推擠等),而讓警方抓到得以妨害公務為名逮捕你的藉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