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國殺人紀事二十年後：專訪蔡崇隆導演

想要拍好紀錄片，就要擁有「觀點」。那麼，蔡崇隆導演的觀點是什麼？蔡崇隆導演表示，形塑他拍攝紀錄片時的兩大觀點，主要來自於他對於兩個不同面向的關心：社會中的邊緣者，以及無罪推定。

將蔡崇隆導演歷來作品一字排開，我們輕易地就能看出他對「邊緣者」的一貫重視。無論是工殤女工、性工作者、毒油受害者、跨國勞工，還是冤案當事人，在他鏡頭下的主角，無論是處境、困境、狀態與心聲，往往都是主流社會較常忽略的。但蔡崇隆導演反而對他們的生命狀態很有興趣：

蔡崇隆導演認為，這些族群「身上有很多東西」，是值得被其他人們看見與理解的，也因此他希望能夠透過紀錄片，記錄邊緣者的困境、狀態與力量，讓主流社會可以傾聽。以島國殺人紀事為例，蔡導演就說：

不過，對於拍攝者來說，記錄「底層」、「弱勢」、「邊緣」，需要謹慎為之。拍攝不能只是任意地拿起攝影機，將邊緣者的一舉一動記錄下來，蔡崇隆導演強調，拍攝需要理由，如果毫無理由地拍攝邊緣者，往往只是訴諸悲情，而沒有什麼意義。以當初拍攝盧正案的經驗為例，死刑犯與被害者的家屬都在受苦、都很可憐，如果拍攝者無緣無故地就選擇其中一邊作為拍攝對象，無形中只是把兩者放在對立的兩端；相對地，他會選擇嘗試拍攝被害者家屬的角度：「這不是為了平衡，而是出於道德倫理上的考量。即使他們會說出不符合我的觀點的言論，也沒問題。」

蔡崇隆導演認為，紀錄者毋須預設對立面的受訪者必定會避而不談的假設，縱然對方沉默、拒答，也都是重要的呈現。這的確是一件辛苦的事，常讓導演感到挫折，但談起這些過程，導演仍然慶幸自己有意識地進行對立面的訪問，因為唯有透過這些內容，才能讓作品更加完整。

另一個深深影響蔡崇隆導演的，是他自身過往所受的法律與新聞訓練。畢業於法律系，而後在報社工作，這兩段經歷都讓蔡崇隆導演了解到，不管是看待蘇建和案或是盧正案時，應該要將焦點放在「有罪無罪」的層次，而非「無辜與否」。

蔡崇隆導演表示，他認為「無辜」和「無罪」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必須被細緻區分。所謂「無辜」，暗示了一種知道「真相」的態度；而「無罪」，則僅指審判上對於證據不足者的判斷。蔡崇隆導演解釋，他認為真相是不可能被還原與知悉的，而且冤案的發生，往往就是源於司法人員自以為了解真相的傲慢。他對此深感警惕，也因此堅持在紀錄片只討論「無罪」，有幾分證據就說幾分話，拒絕刻畫純然的「無辜」：

蔡崇隆導演強調，「對於做紀錄片的人來講，他如果不是百分之百有罪，證據又不夠，我就是無罪推定，在我的紀錄片裡頭，他就是無罪的」。同時，因為鏡頭謹守無罪推定的原則，他在製作片子時也相對不像救援團體那樣需要擔憂「救錯人」的問題──只要拍片時是就事論事、就證據論證據，即便真的有那麼一天，被攝者被證明確為真兇，「我覺得我的觀點還是站得住腳」，作品也不至於落入尷尬境地。

不管是對於弱勢邊緣者的呈現，抑或是堅信單一真實的不可知，都讓蔡崇隆導演意識到多元視角對紀錄片的重要性。因為知道絕對的客觀中立不可能存在，他總是盡可能地採訪各方人物，包括法官、心理醫生、被害者家屬，嘗試讓不同的說法能夠並陳、互相辯證。

在製作超視專題時，蔡崇隆導演也抱持著這樣想法，希望不是只有人權團體或救援律師的說法，而能夠有當事人現身說法。不過，彼時蘇建和、劉秉郎和莊林勳三人都在死牢中，要取得當事人的說法看起來是難上加難。他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態向法務部申請，沒想到竟然通過了，這才成功讓三個本來只是司法判決書中的名字，成為三個活生生的人。

超視專題後來相當成功，引起社會的高度關注。1999年，蔡崇隆導演來到公視擔任紀錄片導演，他決定再次拍攝此案，希望能讓紀錄更加完整，也進一步促成公眾對此議題的討論。

此時，蔡崇隆導演遇上了另一個難題：敘事。

首先，作為司法人權議題的紀錄片，如何能使無法律背景的觀眾理解複雜曲折的案情，是導演的一項重要功課。幾經思忖後，蔡崇隆導演決定以章節的形式作為結構，讓觀眾可以順著章節，逐步地釐清案件事實。接著，導演必須決定紀錄片中的主要敘事者為何人。在獄中的三人顯然難以成為長篇紀錄片的主要敘事者，但若以蘇建和的父親或救援律師團團長蘇友辰律師為主角，又會分別遇到不同的挑戰──前者可能讓紀錄片過於悲情，而後者的角度容易讓觀眾產生先入為主的預斷。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他決定讓自己在片中現身，透過長年追蹤蘇建和案的紀錄者身份，用口白的方式推動敘事。

在《島國殺人紀事二：盧正案》中，蔡崇隆導演再次陷入了被拍攝者的難題。當時盧正已遭執行，因此盧正的兩個姐姐便成為他的拍攝主角。當然，以死刑犯的家屬作為主角是有風險的，拍攝什麼、如何拍攝，都需要慎思，不能只是一味地再現主角的困境，用悲情來煽動觀眾的情緒。不過，蔡崇隆導演認為，盧菁、盧萍絕非所謂的「悲情人物」，她們的奔走與行動，並未在盧正離世後停止，除了悲慟之外，兩人身上還有更多值得被社會看見的東西。不過，他仍然要能夠讓片子保有思辨空間，讓觀眾得以思考是非對錯，並且發展出自己的答案。盡可能權衡這兩個目標，一方面呈現出雙方視角的差異，一方面呈現出盧正姊姊們的行動，是他對紀錄片拍攝與對自己的要求。

在島國殺人紀事系列之後，台灣陸續出產了許多新的司法人權紀錄片，不管是在題材呈現、紀錄技巧等方面，都展現豐富、多元的面貌。舉例來說，辛佩宜導演與洪瑋伶導演的《非常阿英》，不僅記錄真人，也試圖以動畫的方式捕捉被冤者抽象的焦慮心境。黃柏蒼導演所拍攝的《小不點的行蹤交代稿》，則加入了虛構的演出，模擬一種不同於審判論述的可能性。而2021年施佑倫導演的《彼岸》，則透過詩意的鏡頭和隱喻，巧妙展現了冤案的掙扎與叩問，以及人面對自然與命運時的無可抗拒，如何在被冤者和家屬的心中連接並轉化，盡顯個人風格。

面對這些發展與作品，蔡崇隆導演是樂見其成。他表示，現在的導演擁有更多的空間、動機、創意，能夠透過更多不同的形式來說明司法議題，也讓觀眾更能靠近。他觀察到，相較於過往以案件本身進行的線性敘事，現在的司法紀錄片以「面」的方式呈現案件，這種多方關注的形式，對於冤案救援是更有利的。

不過，蔡崇隆導演同時提醒，多數人權議題紀錄片往往以理念相近的人權團體作為拍攝對象，因此過於貼近議題團體的意見和視角，他鼓勵導演們不要預設立場，試著訪談對立者的想法，否則即使敘事再深刻、形式表現再多元，往往也不容易打破同溫層，促成公眾溝通與關心的效果。

在超視專題與三部曲之後，蔡崇隆導演坦承，自己在思考司法案件與紀錄片定位的方式也有一些變化。「如果你覺得這個案件不是特殊個案時，觀點就要開闊一點」。以冤案來說，既然冤案是整個社會結構的產物，那麼若只是繼續把人再現為單純的「好人」或「壞人」，對於社會的改革就沒有幫助，究竟是什麼樣的文化背景、社會基礎會製造出冤案，這才是他亟欲探求的問題。

這樣追求多元、看見結構的觀點，也一直延續到今日。在蔡崇隆導演即將播映的新作《九槍》中，他堅持呈現司法和移工兩種不同角度，以阮國非在台灣和越南的處境出發，試圖捕捉他的感受。¹

蔡崇隆導演的作品長期被定位為社會改革紀錄片，也被期待能夠對社會有所影響。不過，紀錄片「本身」究竟能否帶來改變呢？對此，蔡崇隆導演認為，應該要細緻地釐清紀錄片作品究竟是如何造成改變，避免對紀錄片的可能影響力有所誤認。他笑著說，以《島國殺人紀事一：蘇建和案》為例，作品當年在2000年的國慶日首播，同月月底蘇案即獲得再審機會，「難道這也可以說是紀錄片的影響嗎？」

蔡崇隆導演認為，紀錄片終究是個小眾的媒體，期望它能夠迅速地刺激改革是不切實際的，既對導演造成極大壓力，也可能讓被拍攝者產生過高的期待。對此，蔡崇隆導演也說，他都會在拍攝之前先跟被拍攝者溝通：

當然，這並不代表紀錄片毫無促成改變的可能。舉例來說，就有法官、律師當面告訴蔡崇隆導演，自己正是看了《島國殺人紀事》系列，而更加確立自己在司法這條路上的決心與角色。只不過，與其說期待能利用紀錄片促進改革，蔡崇隆導演更把自己與作品視作一個具有功能性的介面。透過他的鏡頭，讓許多觀眾平時無法接觸到的人、事、物，及不同立場之間的激辯與衝突，都能夠忠實地被展現出來。在他的影像中，角色會說話、互相辯證，觀眾才得以對案件中的人，以及事件背後的體制，建立起新的理解。

而理解正是改變的前奏。蔡崇隆導演認為，只要觀眾在看完紀錄片之後，願意為片中的議題盡一份心力，甚至有所行動，為片中的邊緣者做出一些努力，那就可以說是紀錄片的影響。儘管這種影響通常不會一立竿就見影，需要比較長的時間才可能顯現，但他相信，紀錄片的觀點到底有沒有發揮影響力、能不能引發行動，還是觀眾自己最清楚。

距離《島國殺人紀事一：蘇建和案》問世至今，已經二十二個年頭。至今，我們還在觀看島國、談論島國，究竟島國觀點的影響力為何？三部曲所促成的改變與行動為何？或許已經不言自明。

【交互詰問：審判長補充訊問】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862號、第863號刑事判決

又法院本於上開澄清義務及公平審判原則，於踐行人證之調查程序時，依同法第166條及第166條之6規定，亦以當事人聲請詰問證人、鑑定人為主，審判長依職權傳喚調查為輔，且各有其詰（訊）問之輪序、方法及限制。前者，證人、鑑定人先經當事人依排定輪序詰問完畢後，審判長始得為「補充訊問」。此項訊問，與詰問有別，審判長行補充訊問，固不受詰問法則之約束。凡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事項，或其他相關聯事項認有訊明必要時，均得依其裁量判斷而行補充訊問，進一步澄清以發見真實，但仍禁止為不法之誘導訊問。其補充訊問之事項，如於當事人詰問過程中未曾顯現者，依同法第163條第3項之規定，應予當事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又當事人對於審判長之補充訊問如有不服，並得依同法第288條之3第1項規定聲明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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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強證據】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572號刑事判決

聞自被害人在審判外陳述之轉述，仍祇是被害人指述之累積，屬重複性之累積證據，固不能作為補強證據，但倘證人所述內容，係供為證明被害人之心理狀態、認知或所造成之影響者，乃證人之親身體驗，屬於情況證據，如與待證之指訴具有關聯性，自可為補強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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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刑相當】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50號刑事判決

但親親相護，人情之常，黃世賢、黃國進縱有上開犯行，亦係支持直系尊親屬或二親等旁系血親之競選所為，就其等與黃國發間親屬關係密切以觀，基於法、理、情之調和與社會通念，雖觸法禁，似亦情有可原，其可責性較輕，審酌其等所為本件犯行之目的、動機，似應予較低之非難評價。乃原判決對黃世賢、黃國進仍量處重刑，是否確實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即有加以審究研求之餘地。原審未妥慎斟酌，自難昭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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