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演講】無辜者的復歸之路:平反了,然後呢
類別 : 平冤論壇
2017/08/27

 

2017.08.27@台灣冤獄平反協會2017年度論壇

文/吳佳燕 平冤實習生(東吳政治四 )
 
1997年,Jennifer來到人生重大的轉捩點,她與曾因自身指認錯誤而入獄的Ronald Cotton成為朋友,開始了正義修復之旅。在這之後的10年,Jennifer在美國跟加拿大旅行,也曾到波士頓與FBI一同研究關於加害人的指認,包括指認錯誤、被害人記憶正確回溯等等。
 
在這段過程之中,她收藏了許多生命故事,但也發現無辜者與被害人的處境十分艱難,她自身就曾因指認錯誤而受到多方責難,其中不勘許多難聽的言語或是訊息。更糟的是,有名男子曾寄電郵給Jennifer,信中寫道,如果哪天遇到她會用刀劃破她的喉嚨並性侵她。
 
「我不想再因Ronald Cotton的冤獄受到責難,該受責難的是司法系統,而我們都是Poole的被害人。」
 

一點一滴地被治癒

 
在某場晚宴中,Jennifer看到一個穿灰色西裝的男子,當她還在想那名男子是否就是那個威脅要來殺她的人時,那名男子就主動上前,向Jennifer自我介紹。他叫做Ben,過去20年受冤在監,他深受她與Ronald Cotton故事的感動,甚至將剪報貼在獄中的牆上自我鼓勵。在那當下,Jennifer才了解到,她不該繼續把生命浪費在憎恨上。
 
2013年,Jennifer與另外兩名被害人受邀參加無辜者年會。她的場次大約有30名受冤人參與,他們都想知道在冤錯案件裡原犯罪被害人的心境——他們想知道的不是事件如何發生的,或者她為什麼會指認錯誤,而是Jennifer破碎的心如何被修補。在這個問題之後,所有被害人都忍不住哭泣,從來沒有人問過他們這個問題,因為在冤錯案之後,大眾、媒體,甚至是自己,總是一直在責怪他們。
 
經過這場年會,Jennifer發現被害人與無辜者擁有相當類似的處境,他們同是在刑事司法中受傷害的人。Jennifer開始設計一個能夠同時納入法官、檢察官、受冤人、被害者的組織,最後催生了Healing Justice。
 

破碎的人生是難以被重組回來的

 
在美國,冤獄補償的規定在各州有所不同,即使夠幸運能獲得補償,平均也只有8.5年。受冤人就像是被自己的國家綁架,他們所失去的東西實在過於龐大。因誤判而入獄的受冤者與家人的關係難以維持,許多家人也會認為他們是有罪的,所以在獄中很少有聯繫,出獄後也難以回復。受冤者往往面臨就業問題,許多人在獲釋之後,也只能住在垃圾堆或是自己的車子中,他們在經濟上面臨極大的困難,受到的社會支持更是少之又少。
 
另一方面,在冤錯案中大眾媒體時常責怪原犯罪被害人,抨擊他們才是加害者。但事實上,沒有一個被害人或其家人會希望害一個無辜的人入獄,更何況,在竭盡所能撫平傷痛的二、三十年之後,才自媒體或透過第三人才知道冤錯案的發生,甚至才知道原來過去這些日子,真兇並未負起責任,會帶來極大的衝擊。Jennifer便提到,有位家屬被謀殺的家人,直至媒體到他家前廊等候的時候,才知道過去他一直深信的行為人,其實不是殺害他家人的人——這樣的消息對於被害人及其家屬來說都只是再次帶來傷痛。冤錯案的被害人其實是被社會孤立的,沒有人理解他們的需求,或者可以說,沒有人想過他們的需求需要被回應。因此,Healing Justice的其中一項工作就是與完善定罪小組(Conviction Integrity Unit)和檢警合作,在冤案可能被證實時,至少盡早通知被害人。
 
2016年3月,Healing Justice首次舉辦研修(retreat),該活動的主要目的是傾聽他們的需求,同時也請到華盛頓聯邦政府旁聽;活動第一天的設計是針對無辜者,第二天則針對被害人及其家屬。
 
在該次研修中有一位與會者叫做Darryl Hunt,他因性侵謀殺案件冤枉入獄近20年,當時因一票之差,Hunt差點被判處死刑。這個事件剛好發生在Jennifer自己的案件後10天,因此Jennifer甚至記得自己當時在電視上看到Hunt時,彷彿看見Ronald Cotton一般心生憎恨。直到2003年,Hunt的辯護律師前來找她協助,並告訴她這起案件也涉及指認錯誤的問題。Hunt的案件在當地的爭議性相當大,雖然起初有點猶豫,但在看過判決書後她也決定幫忙。Darryl Hunt後來於2003年的耶誕夜獲釋,他想成立一個非營利組織,並邀請Jennifer擔任理事長,兩人因此成為好友。
 
在研修會上,Hunt分享了他的故事,以及冤錯案對他造成的傷害;他分享完後,在場的檢察總長站起身來,並代表國家、代表司法向他致歉——這是Darryl Hunt在這十幾年,第一次收到道歉。當日,Jennifer與Hunt長談,並邀請他參與另一場研修。在第二場研修的前幾日,Hunt音訊全無,研修當日也沒出現。直到禮拜天,Jennifer得知Hunt在一台卡車上自殺過世了。那時Jennifer才知道,他們太遲了,Hunt訴說自己的故事已經上千次,卻從沒人問過他內心的傷痛。她非常惋惜,認為若Healing Justice能早一點成立,或許就不會發生這種憾事;同時這件事情也給了Jennifer為冤罪者提供支持的力量。
 

平反了,然後呢


在美國有超過2000位無辜獲釋者,過去3年間Healing Justice與社工、社福團體合作,讓每個無辜者家庭都有專門一對一的社工。同儕支持對於傷口的復原相當重要,要讓他們知道他們心中的痛苦與黑暗,其實也是Jennifer所經歷過的經驗,而且他們的想法是能夠被理解的。在許多不同的州,Healing Justice都尋找相近的家庭配對,他們將所有人帶到同個空間,讓大家知道會有人願意傾聽他們的聲音。Healing Justice開發了一個工具箱(tool kit),會在無辜者出獄前提供給無辜者、被害人,及雙方的家庭,預告他們在未來30天或未來的9個月可能會發生什麼事——在獲釋平反的喜悅後,隨之而來的就是媒體的關注、與家庭的摩擦等等,同時也可能出現PTSD的症狀。
 

演講後QA


1. 你是如何把Healing Justice推展到全美國?Darryl Hunt自殺時,你為何會在自己身上相同部位感受到不對勁?

 
要說是第六感,或許也是吧,當時我心中覺得有種巨大的不安。但我也很難去解釋說為何當Darryl Hunt發生事情時我心中會有這樣感覺。Darryl Hunt在自殺的幾年前被診斷出得了癌症,而約了好不出現、不回電也是他很常做的事情,然而在他死後,我們才知道他根本就沒有得癌症,這只是他用來掩飾多年來他無法面對心中的悲傷以及生活困難的理由,同時他其實也一直沉迷於毒品。
 
我在1997年和Ronald Cotton成為好朋友,最重要的就是我跟他道歉,而他也接受了我的道歉,我們彼此敞開心胸、產生連結。這對於被害人來說不是那麼容易。被害人不容易被找到,有時候也不願意被找到。我們會盡量把大家都找出來,邀請他們從阿拉斯加、從加州、從麻州,從各個地方來,當然有時也可能是我們過去拜訪。今年7月我們就到俄亥俄州舉辦了一個研修活動,有時我們也會舉辦針對女性的活動,女性的被害人或無辜者其實都有較為特殊的需求。總結回應這個問題該如何將這件事在各州推動的話,我覺得真的就是做就對了。
 

2. 當司法重啟審判時,你認為需不需要有當初的被害人參與?

 
在美國,很多時候不會進到再審,而是由檢察官直接撤回起訴,所以被害人或他的家屬不一定來的及知道所謂「再審」的程序正在進行中,或者知道自己在程序中可以做些什麼事情。Healing Justice 一直以來都在訓練檢警,當有無辜者的清白即將要被證明的時候,就應該要提早告知被害人及其家屬,並且告訴他們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這件事在以往沒有做得很好,因為這與Innocence Project的想法違背。他們不希望太早讓被害人知道我們再進行再審,他們擔心被害人出面,可能會在公眾媒體面或者程序面上影響到案件進行。但以Healing Justice的經驗來說,提早讓被害人以及家屬知道這件事情,讓他們知道自己在程序上的權利,反而更可能提高他們對於平反救援行動的支持度。
 

3. 冤案平反後,被害人是否也會出現創傷症候群?


對於性侵害的被害者而言,PTSD是不會消失的,而且知道原以為的行為人其實是無辜這件事情,對他們所造成的傷害遠遠比當時遭性侵的傷害還要更大。在發生冤錯案件時,特別是涉及指認錯誤時,會讓被害人覺得自己也是其中的共犯,這樣的內疚感對被害人來說是非常痛苦的。我認為最好的方式是當冤錯案件即將發生時,身為一個被害者可以被賦予說話的權利,這不僅可能修復被害人,對於獲釋者來說同樣也可能是修復的過程。
 

4. Jennifer提到每個無辜者家庭有一個單一的社工,請問這些社工的來源是?

 
在美國各州都有社福機構,我們與各州社福機構的執行長接洽,如果我們需要這樣的社工,會由執行長詢問是否有社工願意接案,而社工是無償的,另外我們也會與大學的社福組織接洽作為我們的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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