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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提升冤獄平反機會的立法草案」
2013/05/31

紐約時報 2013.05.11 /BRANDI GRISSOM 著、陳柏良  整理

雖然Clinton Bamberger律師認為他自己輸掉了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場訴訟,但是多數法律專業人士認為1963年的最高法院判決對於美國的刑事司法而言,是一場值得紀念的重大勝利。
 
現職馬里蘭大學法學院榮譽教授的Bamberger在1963年, 於Brady v. Maryland一案中,代表已遭判決定讞的死刑犯John L. Brady, 提起救濟。最終,最高法院認定檢察官在審判過程,不論是在定罪或科刑階段,均有義務提供被告對其重要且有利的證據 。
 
Mr. Brady 和其友人 Donald Boblit因1958年的 William Brooks謀殺案而被判處死刑。在警察局的詢問筆錄中,Brady始終堅稱Boblit 才是真正的兇手,但Boblit對於是否犯案,態度有所反覆,在前後五次的警詢筆錄,直到第五次才承認其乃是真兇。但是令人驚訝之處在於Brady的律師在一審的訴訟中,卻只有取得Boblit的前四份筆錄,而導致敗訴,而遭判處死刑。雖然Brady據此提起上訴救濟,但上訴法院對於定罪事實部分,維持一審的認定,僅就量刑部分予以撤銷 。 最高法院在受理Brady的上訴後,亦作出相同判決。最高法院指出:檢察官於審判過程中,將足以影響定罪或量刑結果的證據加以隱匿,才能作為判決違背法令的理由。這個判決理由,被後人稱為Brady法則。而日後,多數檢察官對於Brady法則的解讀則是:除非公佈的資訊,會影響到最終的審判結果,否則沒有公佈的義務。最終,Brady於重新啓動的量刑判決中,自死刑減為無期徒刑,並在其後獲得假釋。
 
但是Brady法則的缺點,在Morton一案遭到凸顯。Morton先生於1987年,被指控殺妻,並遭到定罪。Morton因此含冤入獄,直到2011年對其有利的DNA證據出現,才獲得平反。Morton於無罪開釋後,指控殺妻承辦其案件的檢察官Ken Anderson在審判過程中,刻意隱匿對Morton有利的證據。該指控使Anderson遭受刑事調查。但Anderson堅稱:一來,他在訴訟程序中已經將相關證據提供給被告律師; 二來,縱使未將對被告有利的所有證據都交給被告律師,但因其確信上開證據不足以影響判決,仍然符合Brady 法則。
 
Anderson的抗辯,受到德州大學法學院奧斯丁分校的Laurin教授嚴厲批評。Laurin指出:實在難以想像一個深信被告有罪的檢察官,會對卷宗中的證據作出對被告有利的解釋。
 
時值Brady判決50周年之日,美國德州眾議院正在安排就冤獄救濟的法案表决。德州冤獄平反協會共同創辦人Barry Scheck指出,德州雖然在冤獄救濟上落後其他地方甚多,但至少這是朝正確方向前進的一大步。為紀念Morton,該立法草案被命名為「Michael Morton Act」。Michael Morton Act要求檢察官必須公開其卷宗中,被告遭到指控的所有證據,以減低檢察官無視被告可能獲得無罪開釋的任何證據, 無論其是否對於判決結果有所影響。立法者及法律專業人士希望該草案的通過,能夠一舉釐清50 年前,Brady案的不足之處。
 
(原文請參照:http://www.nytimes.com/2013/05/12/us/texas-bill-would-bolster-fight-against-wrongful-convic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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